语言没有阶级性，它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在阶级社会中，语言（公用语）既为统治阶级使用，也为被统治阶级使用。无论男女老少，上下尊卑，都可以使用同一的公用语。语言决不能由一个阶级宣布“没收”——物质是可以没收的，但语言是信息载体，或者说语言就意味着信息，信息是不能没收的。因此语言无法被某一阶级所“垄断”，它也确实不能代表某一阶级的阶级利益。
但是，当人们说人类社会不存在一种只供一个阶级通用的“阶级语言”时，不能排除每个社会阶级或每个社会集团都会在社会公用的共同语的基础上，努力按照自己的嗜好和习惯塞进一些阶级特性（社会集团特性）的东西，比如17世纪时流行于法国贵族阶层的“贵族语言”，马克思、恩格斯提过的“资产者的语言”等等。这些语言其实是特定的社会集团把其社会公用语进行加工，选取合他们口味的语言成分来表现他们自己。这是语言的阶级烙印，或阶级特征，而不是语言的阶级性。
2．语言与社会的关系
社会语言学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一门人文学科，它主要从两个领域去对语言和社会进行探索：第一个领域是社会生活的变化将引起语言（诸因素）的变化，其中包括社会语境的变化对语言要素的影响；第二个领域是从语言（诸因素）的变化探究社会（诸因素）的变化。
社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语言也必须不断地发展丰富，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从语言的结构来看，社会生活的变化引起了语音、语法和语汇的变异。其中语音的变化是最缓慢的，通常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看出明显的变化，比如说从我国开始推行普通话至今，很多地方的方言中的某些字句已经受到了普通话语音的影响，但并不是很明显。语法的变化也是很缓慢的。解放初大量俄文的书籍和文章被翻译成中文，受到俄语不用冠词的习惯的影响，译文也把冠词给省掉了，久而久之，人们也就习惯了这种说法：
“文章说……”=这篇文章说……
“小说写的是……”=这篇小说写的是……
语汇是语言中最敏感的部分，它的变化是比较显着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新事物，语言中就迅速出现了与此相应的新语汇，比如词义的扩宽或缩小，引申甚至变异，外来语的出现，新造的词语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总之社会生活不停，语言的发展也不会停，否则就会像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一篇着名的短篇小说《李迫大梦》中写的一样，主人公在昏睡二十年之后醒来，却听不懂旁人在说什么了，不是语音听不懂，而是他的词汇落后了二十年。
正如语言的变化受社会生活的变化的影响，反过来，社会生活的任何变化，哪怕是最微小的变化，都会或多或少地在语言——主要在语汇——中有所反映，因为语言是社会生活所赖以进行交际活动的最重要的手段。几千年来，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中，某些社会变化已经发生过了，某些现象已经消失了，甚至没有留下什么实物可以探究。但是这些事物必然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保存在语言中。对语言作语言学的，历史学的或结构上的细致研究，可以推断或还原那已经消失了的某些社会变动，这就是所谓的“语言的遗迹”。正因为有此“遗迹”，才使后人能够比较清楚地明了前人的某些东西。被称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摩尔根，曾经深入生活在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中，从实际生活中观察和收集了印第安人原始状况的社会物质文化资料，发现了氏族的本质。他对有关家庭、亲属关系的研究，有很多地方是从古代民族或现在生活在原始状态的部落对家庭亲属的称谓语出发的。
综上所述，语言与社会之间是互动的关系。在此关系中，社会是第一性的，语言是第二性的，社会有了变化，这才引起语言的变化。我们透过语言的变化现象，把历史的或当时的社会生活的奥秘揭示出来，但绝不是像语言相对论者那样，认为有什么模式的语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模式或社会文化。那样的论点本末倒置，是违反唯物论的。
四、语言与文化
语言是人类文化的一种表达，人类学家既把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把语言与文化区别开来。
1．文化对语言的影响
文化影响语言的生存和发展，这种影响大量地通过词汇表现出来。因为词汇对于人类观察和认识客观现实并赋予其意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词汇的分析可以看出某种文化的基本重心是什么。例如，在阿拉伯语中，人们至少用了几百个词来表示各种骆驼、骆驼的各个部位和有关的装备。由此可见，骆驼和与骆驼有关的一切，在阿拉伯人的生活与文化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任何一种语言中，某个方面的词汇的构成，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一是该方面的词汇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二是环境中所碰到的各种各样的实际现象；三是基本词汇（必须使用的词语）的量的大小。例如：哈萨克语中有很丰富的关于牲畜的词汇，羊、马、牛、骆驼等主要牲畜因性别、年岁的不同有各种不同的名称。但有关蔬菜的名称，在哈语里则比较少，一些主要的蔬菜如“白菜、萝卜”等都借自汉语。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因为游牧是他们的主要生存方式，另一方面是因为人类所具有的辨认“自然”物品的普遍功能。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人类的家庭制度和亲属称谓。不同文化的人类群体中，同样的血缘关系可能对应着不同的社会关系模式。某些民族中把自己的亲生母亲和母亲的姐妹都用同一个词来称呼，并且在行为举止方面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和方式。汉语的亲属称谓是所有称谓中最复杂的一种（苏丹式），对血亲、姻亲、直系、旁系都有明显的区分，显示出汉族族群庞大而细腻的家庭文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语所采用的爱斯基摩式的亲属称谓，它的显着特征之一就是重视核心家庭成员的内聚关系。凡属于核心家庭的成员比如父、母、兄弟姐妹、儿女等都有专门的称谓，可是对核心家庭以外的亲属的称谓就是概括性的了，比如无论父方还是母方，与父母同辈的男性亲属统称为uncle，女性亲属统称为aunt。
学者们通过自己的研究表明：词汇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受文化、环境及生理因素影响的，如颜色词就是这种情况。有的语言只有两种通用的颜色词，大体相当于汉语的“暖色”和“冷色”。而别的一些语言，如英语和匈牙利语，颜色词超过了十个，如果加上复合词，那就更多了。此外，就当代来说，妇女们关于色彩的语言通常要比男人们丰富得多，而老一辈人也经常抱怨听不懂现在年轻人所说的话，比如“这种颜色很炫”。
再者，从横向来看，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和交流，也会影响到语言的发展。拿中文来说，不仅仅是语言学家，就算是普通的老百姓，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近二十年来中文词汇的明显变化。随着域外文化的不断流入，生活中直接引用的外来词汇越来越多，比如“派对”、“麦当劳”、“卡哇依”（日语：可爱）等等。而新造语则是对流行文化的最快反映，它可以是外来语的本土化，比如“泡吧”；可以是对新事物的诠释和命名，比如“人世”、“反恐”；也可以是现行现象的代名词，比如“无厘头”、“星语”（周星驰式的话语）等等。在此不可不提的是网络语言现象。在当今都市年轻一代的生活中，网络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甚至可以说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而在网络聊天中盛行的“网语”，在中文口语的基础上结合了方言、外语、数字、符号、图片等多种元素，异化成了一种只有“网虫”才能完全理解的语言，比如在网络聊天软件QQ上经常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语言：“偶（我）是西西PLMM（漂亮美眉），周围的人都说跟不上偶的语言更新速度，84（不是）偶装‘骨灰’（资深）级大虾（大侠），我也不想酱紫（这样子），但是如今好玩的东东（东西）越来越多，用上那么一两句，顿时有一种‘达人’（熟谙网络之道的人）的感觉！”这种只能在电脑键盘上敲击出来的语言，也许不能用传统的语言体系来下定义，但它却真真实实地反映了在一种特殊的文化环境下语言的发展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