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奕龙认为，“应用人类学是在承认人类社会不断向进步的方向发展的前提下，把人类学家对个人、文化、社会的知识和理论，应用于改善和改进人类社会不尽满意的地方，以促进人类社会向进步方向发展的学科，同时它也从事与此相关的理论研究”。
林先生虽然没有像现代人类学明确地提出把应用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中与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并行的分支学科，但他已初步提出应用人类学的思想。首先，林惠祥教授在其《文化人类学》一书中论及人类学的目的，其中提到人类学的研究可利于种族偏见的消灭、蛮族的开化、文明民族中野蛮遗存物的扫除、促进国内民族同化。虽然在他书写的那个年代，国际间还不可能实行这种正常，但在中国，确是可行的。虽然当今强调文化的多样性，避免全部同化，但他当时希望国内的民族能“速行同化，以免发生内乱”，符合当时的国情的。他提出，当然“要实行同化政策，必须对于各该民族的体质与文化先有充分的了解，方易从事。”而“这种知识的供给，也是人类学的任务”之一。换言之，林惠祥先生也认为人类学的研究是能够促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同化与融合的。其次，林先生于《论长住娘家风俗的起源及母系制到父系制的过渡》也提出了消减这种遗存物的建议，试图运用丰富的人类学知识解释或解决实际生活问题，也就是说应用于社会，为人民服务，使人类学服务于社会，造福人民。
（五）推动了人类学本土化研究
人类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涉及学科面很广。要从事人类学研究，必定要注意拓宽知识面，方能有深厚和扎实的基础，才能把研究工作引向深入。如何发挥研究优势，从林惠祥教授一生的研究看，他比较多是立足于我国东南区与东南亚研究。解放后，他仍倡导这方面研究。立足于本地区，也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人类学本土化。何谓本土化，张有隽认为，“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应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通过这种研究得出的理论和方法，能科学地解释中国社会和文化，并能检验、修改、补充人类学理论方法，丰富国际人类学知识体系；人类学本土化得出的成果有利于解决中国社会和文化问题。”林惠祥先生当时虽然没有提出“本土化”这个词，但他所说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要我们立足本地区，面向海洋，利用地域性有利条件，做出成就。
四、林惠祥于中国人类学史上的地位
林惠祥教授是一位全域性的人类学研究者，其掌握的人类学知识很全面，既会考古学、又精民族学，这在今日分工精细的专业领域中，实是不常见到的全才学者。其著作最大的特点资料丰富，在民族研究中应用很多考古资料，在考古研究中也广泛引用民族学资料，因而论证有力，林教授不仅在室内注意理论研究，也重视室外的调查研究，使我们相信人类学与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关系极为密切，不能互相取代。不可否认，林惠祥先生在我国人类学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一）我国早期人类学研究中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既然人类学是一门由国外引进后才“本土化”的学科，在其作为独立学科出现之后，在短时期内得到迅速的发展，中国留学生对于催生本国的人类学就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林惠祥先生作为归国留学生当中一位，在人类学传入中国后的早期学术活动中，对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上起到了一定的传授和推动作用。林惠祥是在菲律宾大学研究院师从美国导师拜耶，接受了较为完整的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正规学术训练，初步具备了以后中国人类学及相关学科发展的基本阵容。学成归国后的林惠祥，既进行学科理论的思辨，又积极从事田野调查工作；既介绍国外学术思想和理论流派，又加以分析和综合，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学术对话，推动了学科体系的建立。
林惠祥曾经担任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专任研究员，期间广泛进行田野调查，研究境内族群，其田野调查活动有：1929、1935年两次台湾调查，1930、1931、1932年的厦门史前遗物调查，1934年泉州古迹调查，1937年福建武平发掘等。这些实地的田野工作充实了中国学院式的理论知识，为中国人类学始跻身学术界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同时，林惠祥也致力于学科规范建设。具体表现与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定义及地位
就在人类学田野调查有声有色地开展之际，学者们开始致力于学科规范的建立。首要内容，就是理清人类学的学科定义和学科地位问题。林惠祥在其《文化人类学》一书中便有详细的阐述；同时，部分深受社会学思想影响的学者则认为，以实证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了解中国社会才是当前要务。林惠祥则试图对社会学与人类学若即若离的关系详加区分；而在新的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林惠祥先生开始将人类学知识的“学”转化为国家民族建构之“用”，他认为人类学是用历史的眼光研究人类及其文化之科学，换句话说，人类学就是一部“人类自然史”。人类学学的兴起有助于解决古代史研究的难题。在其论著中，也可从多出看到他的应用人类学思想。
2．知识传授格局初成
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很多开设有人类学和民族学课程。一些院校还力图编写人类学的本土教材。林惠祥根据全国相关教材编译成《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神话论》、《世界人种志》等书，作为入门者较佳的导读，且自编教材授课。
3．林惠祥与中国规模最大的人类学博物馆
厦门大学拥有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人类学博物馆，这其中以林惠祥的贡献最力。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很早就开始多方搜求文物。1930年，厦门大学委托林惠祥代为采集高山族文物。1934年，林惠祥和新加坡督学陈育崧发起筹办厦门大学陈列馆，并与厦大文化陈列虽合作举办展览会。以后在避难南洋之际，林惠祥仍坚持搜集文物，并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自己收藏的人类学标本。1947年，林惠祥重回厦门大学，并将带回的全部文物图书尽数捐给学校。翌年，林惠祥与庄为玑等厦门大学历史系师生在南安县考古，进一步丰富了藏品内容。1951年，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正式成立。此博物馆已不仅是客观地展示民族的文化内容，更是在主观上表达出林惠祥先生对文化现象的基本看法及其研究旨趣，也更好地体现出他对人类学执着的追求精神。
（二）中国人类学“南派”代表
华南是中国的南大门，受南洋及国外的影响较大，这里是中国现代民主革命的中心，新思想和新学的传播较早。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历经古典进化论、欧陆传播学派、英国功能主义、法国年刊学派和美国历史学派等人类学理论流派冲击的中国人类学，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征。而华东和华南地区人类学研究的主流是中国历史学派。
受美国人类学历史学派的影响较深，华南地区的人类学研究明显体现出美国四分支式人类学的基本框架。在实际操作中，民族学研究与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甚至是历史学并重，既关注各民族的文化特点和行为模式，又研究各自的体质特点，并特别注意考古、文献资料的运用。这里所谓的“历史学派”并非博厄斯学派的简单移植，而是强调以“历史的方法”对于各民族的具体材料进行描述和整理，注重史料的运用研究。学者以进化论作为主要的理论观点，对法国民族学派收集资料的方法有较多的利用，并还吸纳了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研究框架和开展步骤。重视史学研究，大量利用中国古代民族志资料是中国历史学派的重要特点，也是中国人类学研究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史述传统的强大，能为中国人类学研究提供丰厚的资料。
从学派上来说，林惠祥应属于中国人类学的南方学派，从学理上说，他则深受进化论和历史学派的影响。在实地调查中，林惠祥运用文化类型、文化丛、文化区、文化特质等概念作分析单位，进行具体的、整体性的民族志写作和研究。其相对注重族群文化区域类型的阐释，将人文地理因素的空间分布还原为田野所见现象的历史依据，体现出强烈的进化论、传播论和历史学派的整合色彩。他甚至还进一步将这种整合式的西方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国学研究方法糅为一体。从他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南派”研究思想及基本观点：1．强调对“原始民族”的研究；2．重视人类文化整体性发展，追求演化上的序列；3．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文化残余”和“文化类比”的方法。在林惠祥看来，人类学的研究重点“系在史前时代与野蛮民族”，当然，研究“原始文化”还得“兼含有史前时代与文明民族的研究”。
（三）我国闽台、南洋问题研究的领头人与倡导者
林惠祥先生毕生从事中国东南区、东南亚地区的考古调查研究，及大量的田野工作，并在长期的科研和教学过程中形成一套独特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方法。从圆山研究到台湾土著民族历史的复原、从武平印纹陶到东南区域文化的总结、从有段石锛的考察到原始人类迁徙太平洋群岛的研究、从马来亚考古到东南亚土著民族的文化起源探讨，迄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给研究东南区的同仁以无穷的启示。
在进行闽台民族研究及考古研究时，林惠祥调查高山族的行程和考古采集、对高山族的族群划分及其文化差异性的关注、再现高山族物质文化的林氏民族志手法及新民族志的写作范式、台湾与大陆渊源关系的探讨、高山族“南来说”的失误以及后来的更正、经过1936年提出猜测、1938年初步的论证，1955年较充分的论证，他最终建立了高山族来源“大陆说”；在进行南洋民族研究及考古研究时，林惠祥先生翻译介绍了国外学者有关南洋民族的一些研究成果，并结合其对中国民族的研究，从比较南洋民族与中国东南民族中得出马来族与百越族同源说。他对南洋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些成果的获得很显然不只是立足于南洋，而是把南洋与我国东南区当做同一文化区域来分析研究。林先生涉足的南洋民族问题研究，虽然文章不多，但论述精辟，观点新颖，可谓抛砖引玉之作，这样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结合的视野把我国东南文化与东南亚文化的传播关系建立起来了，以至于在其后相当长时间里，学者们在此领域内的研究成果无出其右。这一切成就，使得林惠祥先生成为我国闽台、南洋问题研究的开拓者和倡导者。
参考文献
[1]林惠祥．林惠祥人类学论著[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2]汪毅夫．纪念林惠祥文集[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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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石奕龙．应用人类学[M]．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
[5]林超民．民族学评论（第二辑）[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6]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附录1：
学术年谱
1901年农历四月十五日，林惠祥出生于福建晋江县蚶江镇莲埭村的一个小商之家。自幼聪颖好学，特别喜欢听大人们讲神话、传说之类的故事。
1910年九岁入私塾，即能熟读所学诗文。
1911年林惠祥随父亲林芳敏到福州。次年春天，入福州东瀛学堂读书。
1916年毕业于东瀛学堂，进入教会所设的福州青年会中学就读。
1917年从东瀛学堂毕业后，曾一度在家自修古文，并赴一私塾学习英语。后又考入一所教会设立的青年中学，但只读一年，就因家贫亲老，而退学回家。从此，林惠祥发奋自学，博览群书。经过两年的顽强自学，终于达到并超过了中学毕业所应具有的中英文知识水平。
1919年随父赴台北谋生。
1920年林惠祥放弃利用台湾富绅出资赴日留学的机会，受聘担任了东瀛学堂的汉文教师。两个月后，他随父到了台湾，不久又转赴菲律宾，到一家米厂内任书记。由于商界工作不能兼事学问，后来干脆决定改业到教育界做事。
1921年以同等学力报考厦门大学，因考期已过，补考后被录取为旁听生。
1922年转入文科社会学系学习，并被同学们公推为校刊编辑之一。此后，他除专心研读专业知识外，还曾试译过几本外文书籍。大约从三年级开始，他渐渐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并立志于在将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1926年林惠祥以优异的成绩从厦门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是厦门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并被厦大聘任为预科教员。在这以后的一年里，他除登台授课外，还积极参加考古文物展览会的筹办工作，并写了《由民族学社会所见文化之意义及其内容》等论文。
1927年林惠祥考入了菲律宾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师从美国人类学家H．O．Beyer教授，学习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专攻中国和东南亚的史前考古学和民族学。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学完了研究生的全部课程。
1928年林惠祥从菲律宾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毕业，获得了人类学硕士的学位。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正式开始了自己的人类学（包括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博物馆学等）研究工作。学成归国不久，接受当时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之聘，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担任研究员，致力于人类学（包括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和博物馆学等）的研究。
1929年受中央研究院委托，林惠祥化名林石仁，假托为商人，单独深入日本侵占下的台湾，进入山区调查高山族（当时称番族），搜索有关高山族生活和文化的文物，并在台北圆山发现了新石器。收集标本100多件，返回大陆后，在上海举办调查成果的展览会。调查中因受到日本警察跟踪，只在台湾停留两个月，后写成《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
1930年林惠祥出版了《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中央研究院），这是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也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台湾高山族原始文化的着作。与此同时，林惠祥还撰写和发表了《怎样研究民俗学》等论文。
1931年在中央研究院写就《罗罗标本图说》。秋，返回厦门大学，担任历史社会学系教授，并兼任中央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在厦门的蜂巢山和南普陀东面山坡上发现史前石器遗物，撰写《厦门史前遗物研究》一文，发表在《厦大周刊》上。在这一年中，他先后出版了《罗罗标本图论》（中央研究院）、《世界人种志》（商务印书馆）等学术著作和数篇研究论文。
1932年著《世界人种志》、《民俗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文化系列丛书”的一部分，旨在从人类学角度宣传和普及科普知识。此外，还发表了《史前人类及文化》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