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亦园（1931～），现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新竹清华大学人类研究所荣誉讲座教授。半个多世纪的从业生涯，他以其人类学视野和学术贡献，推动台湾人文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对中国文化研究做出重大贡献。从早期的高山族研究，到后来的汉族传统文化研究，进而延伸到东南亚华人的探索，先生以民间文化或小传统的视角发现了中国文化的文法，从文化调适理论架构基础上创造出中国文化“三层次均衡和谐”理论，明确地提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寻求与自然的和谐”，才是人类“永续生存之道”的观点，体现出了作为一名资深人类学家对人类未来的关怀。
——乔健（1936～），一直活跃于海峡两岸人类学舞台，架起沟通香港、台湾和祖国大陆三地人类学桥梁的重要学者。长期从事人类学的研究，经常到台湾原住民、瑶族聚居区进行田野调查，著有《台湾土著诸族屈肢葬调查报告》、《卑南族吕家社祖家制度的研究》、《瑶族及瑶族研究近况》等论文。他眼光锐利、视角独特，善于选取一些常人忽视的事象，他的拿瓦侯传统与藏文化和传统中国文化比较研究，“关系”和计策行为，族群研究以及乐户“底边社会”的人类学分析，都成为了日后学界关注的热点。20世纪70、80年代，他积极筹建国际瑶族研究协会和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这时正值大陆从百废待兴走向学科重建的阶段，先生的人类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无疑为中国人类学事业的延续保持了一股重要的力量。
在中国人类学史上许烺光和张光直两位美藉华人，以及俄国人史禄国也是必须介绍的三位学者：
——许烺光（1909～1999），美籍华人，1977～1978年曾任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长期在中国的中部、北部和西部、南部及美国夏威夷华裔居住区、印度、日本等地进行田野调查，首先提出“心理人类学”、“比较接近法”的概念。他著有《祖荫下：中国的文化与人格》、《驱逐捣蛋者——魔法、科学与文化》、《家元——日本的真髓》、《宗族？种姓？俱乐部》、《美国人和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比较》等。其中，最著名的是《祖荫下》，此书与《江村经济》、《金翼》、《一个中国的村庄：山东台头》一起，成为中国早期人类学的经典著作。
——张光直（1931～2001），美籍华人，生前为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主任，同时兼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副院长。他在台湾中研院担任副院长期间，曾于1970年和1973年主持“台湾史前史研究”和“台湾省浊水溪与大肚溪流域自然史与文化史科际研究”两项大型研究计划，其结果不但为台湾古代历史文化的重建有重要贡献，而且对台湾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先生一生专长于考古人类学，重视田野考古的方法，从20岁就开始参加田野考古工作，除了大陆和台湾的田野考古以外，还参加过北美和法国旧石期时代遗址的发掘，在国际学界享有很高的盛誉。注意将当代西方文化人类学与考古学理论方法相结合应用在中国考古学领域中，开创聚落考古的方法去研究夏商周三代和台湾史前史。著有《考古学——关于其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再思考》、《美术、神话与祭祀》、《商文明》、《中国青铜时代》等，深受国内读者的喜爱。他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一书是世界范围内影响巨大的考古学教材，也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上古时代历史文化的最主要著作。先生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中国考古学这一学科走向世界，使这一区域性的知识具有全球的意义，并为此竭尽全力。
——史禄国（1889～1939），虽为俄国人，但是他立业于中国，成名于中国，可以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以中国为家的外国人”。从1922年来华到1939年客死于北平，他曾先后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从事人类学教研工作，专攻通古斯和中国人体质研究，成就卓著。著有《通古斯萨满教的理论》、《通古斯人的巫术集合体》、《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和《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等，不仅对我国北方民族的萨满教进行了较全面的系统研究，而且还开辟了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调查研究的先河。先生重视田野调查的方法，扬弃了坐在书斋里用零星汇集的资料沿主观思路推论那种历史学派和传播学派老框框，而采取了当时先进的亲身实地观察的实证主义的方法，成为中国早期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开路先锋。他在中国定居的这短短十几年里，为了找出东亚的人类体质类型，已经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满洲（东三省）、山东、直隶（河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东、香港、云南、昆明……到处都有他走过的足迹，他的研究成果为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另外，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影响和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理论功底深厚的中国人类学者，其中，著名的有费孝通和杨成志两人，这两人为日后我国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此可见，以上这16位大师级人物在中国人类学中的贡献是巨大的，地位是举足轻重、无人可取代的。我们可以从来源地的角度把他们分为四大类：（一）大陆学者，如杨成志、李济、吴泽霖、潘光旦、林惠祥、吴文藻、凌纯声、林耀华、费孝通、岑家梧、梁钊韬等；（二）港台地区学者，如李亦园、乔健；（三）华裔学者，如许烺光、张光直；（四）外国学者，如史禄国。当然，中国的人类学大师决不仅限于此些，如江应樑、李景汉、李安宅、李方桂、童恩正、卫惠林、杨懋春等老一辈人类学家也是我们所不能忘记的，无奈人手、资料均受限制，只能留待以后弥补这个缺憾了。
通过阅读这些大师的传记，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有留学的经历并取得过洋学位。其留学去向大致有三：一是欧洲，以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为中心，其代表人物有费孝通、许烺光、史禄国、凌纯声等；二是美国，有潘光旦、吴文藻、林耀华、吴泽霖、李济、李亦园、张光直、乔健等；三是日本、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如岑家梧、林惠祥等。在那里，他们大多直接受教于当时的人类学大师，接受了较为完整的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正规学术训练，为以后中国人类学的引进、吸收、普及、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类学”这门“舶来品”学科作为独立学科在中国出现之后，在短时期内得到迅速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批已经掌握了国外学科发展最新状况的“本土学者”。他们既进行学科理论的思辨，又积极从事田野调查工作；既介绍国外学术思想和理论流派，又加以分析、综合和本土化，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推动了学科体系建设。这些大师把毕生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中国人类学研究当中，情系一生，无怨无悔。这让我想起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金耀基对乔健的评价：“乔健教授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人类学者，他是以人类学作为一种志业。‘志业’不是职业，应该说近于中国所说的‘事业’；是指对某一类工作，不但特别有资格，有本事，并且还有一种心理倾向，一种价值的选择与承诺。在传统中国，‘志业’就是一种‘道’，所谓‘志于道’，终身不离不弃，道上安身立命。”想必用这句话来评价其他的中国人类学大师也同样适用吧。
大师们不仅“志业”，而且还“志民”。如费孝通一生“志在富民”。他情系农民，植根乡土，孜孜以求，为中国农民脱贫致富呕心沥血。在他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的后半个多世纪里，在祖国大地的东部、西部和中部29个省市自治区的270多个市县的许多乡村、农民和牧民家庭、厂矿企业都留下了他考察社会、关注民生的行行脚印。他沿着村庄——城镇——区域发展轨迹不断深入探索乡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概括总结了农民实践进程中的经验，提出了农民致富的多种发展模式。
行行重行行。大师们身在中国，心系民生，穷善其身，达济天下。他们以反思中国历史与文化、探讨解决现代中国民族社会问题为己任，试图把学者本人的命运、学科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衰密切联系在一起。诚如学者所言：人类学在中国经历的百年，是越来越走向人民、走向社会的百年。而在今天，面对新世纪的挑战，人类所面临的许许多多的问题，中国所面临的许许多多的问题，都亟待解决。而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问题，大至“环球同此凉热”的“全球气候变暖”，小到“鸡犬之声相闻”的“老死不相往来”；无论是宏大叙事类，还是“地方性知识”类，以人类学视角观之，大都可以归结为文化问题。因此，以研究文化为己任的人类学者就应该责无旁贷地挺身而出，勇担重任，对种种文化问题深入田野工作，做出分析解释，给出对策答案。“只有这样，人类学才会回归人民、回归社会，才会得到人民和社会的尊崇，也才有可能成为学术界的显学。”与此同时，中国人类学界还应该考虑如何在大师们构建的平台上继续与西方人类学界交流对话，考虑如何让本土化的中国人类学重新回归世界，使这一“地方性知识”具有全球意义，以期通过文化的阐释与理解、宽容与尊重来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中国的人类学大师们在研究文化现象，解决现实问题的诸多方面都已经开拓了道路，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肯定和推崇。通过为中国的人类学大师立一提纲挈领的学术传记，我们可以在了解他们的生命史和学术史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其学术成长历程，学习其经典理论著作，掌握其田野工作方法，感受其人文关注情怀。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大师们的为学为人之道，来指导我们的人生历练与学术钻研，来解决我们的现实问题与理论困惑。对于人类学界的莘莘学子来讲，也许更重要的是，通过阅读大师的传记，我们能够以大师为励志楷模，以学术为生平志业，不骄不躁，不卑不亢；既不夜郎自大，也不妄自菲薄，潜心向学，传承发扬，在人类学领域做出我们这一代学人应有的贡献。这，就是我们编写本书的精神。这，也是我们殷切期望于本书的功能。
我们受徐杰舜教授的委托，并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和编辑工作。然后，我们将有关部分送李亦园和乔健两位先生审阅。令人十分感动的是两位先生虽然身体健康欠佳，但李先生把文稿放大后仍一字一句审读，乔先生也是不顾正在治病需要静卧休息的医嘱，认真审完了全稿。他们在电话中高度评价了本书的创意和写作。李先生说：文章写得很细，说明同学们已经懂得了人类学，才写得出这样的稿子。前辈们的肯定，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能为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平台添砖加瓦使我们深感荣幸。
陈其斌冼奕
2008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