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至8月，凌纯声、芮逸夫执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后并入历史语言研究所）民族学组的计划，到湘西的凤凰、乾城、永绥三县，作苗族田野调查，其最终成果为《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一书。1939年脱稿，1940年付排，但由于战争而未能出版。1938年出版的史语所的期刊《人类学集刊》第1卷第1期，发表了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并公布了凌纯声、芮逸夫在湘西的凤凰、乾城、永绥三县边境地区对苗人进行民族调查时所得的几个洪水神话。1947年又出版了《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一书。该书上册为调查报告，下册为民间文学作品。战后1947年付印时，有《作者告白》附于书前：“本书于民国二十九年付印。越一年，排校已毕，适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未克印行。胜利后，幸未散失。惟本书写成于二十八年，应予修订之处颇多，但因已经制成纸版，无法再改。”全书由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审阅。
书中介绍了苗族名称的递变、苗族的地理分布、苗疆的人生地理、苗族的经济生活、家庭及婚丧习俗、政治组织——苗官、屯田、巫术与宗教、鼓舞与游技、故事、歌谣及语言等，共十二大部分。此外，还配有图版，全书可谓图文并茂。除了主体部分之外，还包含有总序、导读、序言和图版。该书的主体部分主要有十二个部分。
在第一部分苗族名城的递变中，有古代的三苗非今日之苗、古代的九黎为今日之黎、古代之蛮为今之瑶人与畲民、今日之苗为古代之髦五小节。第二部分苗族的地理分布中，包含了贵州、湖南、广西、四川、云南、越南、缅甸、区域的分布、垂直的分布。接下来的第三部分为苗疆的人生地理，含有位置、山脉、河流、地形、气候、聚落、房屋、道路、桥梁。第四部分为苗族的经济生活，这里有苗族的农业、渔畜、工艺、贸易、饮食、服饰。第五部分是家庭及婚丧习俗，由家庭、婚姻、生育、丧葬四小节。第六部分则介绍了政治组织——苗官，由苗官的设置和苗官的编制两部分组成。第七部分是屯田，讲述了屯方的沿革和屯防的组织。第八部分是巫术与宗教，如题名所示分别介绍了苗人的宗教和巫术。而第九部分则向读者分别讲述了鼓舞与游技两小节。第十部分为故事，由神话、传说、寓言和趣事四小部分组成。此外，第十一部分向大家介绍了歌谣，这里面有苗歌略说、音标及其他符号说明和苗歌记音。最后一部分讲的是语言，这里面由记音说明、苗语音类、语法概略、分类词汇和苗语的特点组成。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在著作的开头部分，结合了中国的古代文献和历史资料，采用了多学科的方法，凌纯声等人对苗族的起源、分布、名称及其演变、历史沿革等进行了研究考证，说明了苗汉经过历史上几千年的兴衰、演变与融合，他们在民族起源、在文化根源上是同源，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在这部分当中，他还简要地介绍了湘西苗族及其分布、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等自然社会环境，说明了其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及社会历史状况，揭示了湘西苗族地区在历史上经常发生暴乱的原因。然后是著作的第二大部分，即湘西苗族的婚姻家庭、政治制度、社会组织、服饰等各章。在这部分当中，凌纯声等人通过对湘西苗族的家庭生育、婚姻制度、社会教育、苗官汉官、屯卫设置、地租赋税、司法状况、饮食服饰等的调查描写，大体说明了苗族的相关社会状况等。接下来进入著作第三大部分，也就是整个《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的核心部分和最为精彩的部分，苗族的宗教与巫术、故事、歌谣、鼓舞、语言和游技等各章，是凌纯声等人对苗族文化特质的精心描写部分。在该部分中，通过多种手段，如苗族民间文物收集法、逼真的实地摄影法、形象的实物素描及精确的文字说明等，通过实地参加苗族的各种文化活动，亲入现场进行观察体验等，对湘西苗族的巫术、神话、传说、图腾、歌谣、音乐、鼓舞、语言等进行了特别深刻且细致生动地描写纪录。他们的描写保持了被描写对象的原始风貌，注意尽量做到描写的准确性、真实性和客观性，这样就使他们对文化的描写极为鲜明逼真，很富有现场感。
在第三大部分中，凌纯声等人把他们在湘西调查采集的故事分为四类，即第一类为神话；第二类为传说；第三类为寓言；第四类为趣事。其实这第三、四类就是一般的民间故事。他们在记录这些故事时，是严格地遵循着人类学等的科学要求来做的。当然，为了语句更显通顺，他们只在文字上略加修正，绝未改动原来的意义。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建立以来的第一批“科学版本”。因此，其科学价值是不可等闲视之的。书中对苗族神话的研究和阐释，从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上说，更多地受了他同时代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的影响。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体系被认为是“功能”说，其理念是：“承认历史与自然环境必然要在一切文化成就上留下深刻的痕迹，所以也在神话上留下深刻的痕迹，然将一切神话都看作历史，那就等于将它看作原始人自然主义的诗歌，是同样的错误。”“存在野蛮社会里的神话，以原始的活的形式而出现的神话，不只是说一说的故事，乃是要活下去的实体。那不是我们在近代小说中所见到的虚构，乃是认为在荒古的时候发生的事实，而在那以后便继续影响世界影响人类命运的。”
本书是我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一本经典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国内学术界对湘西苗族的第一部专著。本书聚集于湘西苗族文化的展示，通过实地摄影、图画素描、民间文物的搜集，甚至拍摄成影片，加上文字资料说明等等，再现了当时湘西苗族社会的文化的真实图景。对于宏扬湘西苗族文化，加强苗汉之间及苗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促进民族团结、社会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凌纯声对中国人类学的贡献
凌纯声在民族学人类学的实地调查和比较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早期认为民族学只研究“落后民族”或“史前民族”，内容只限于生活和文化，故所写调查报告往往偏重生活文化现象的罗列。四十年代，转而注意边疆民族问题和边政建设问题。移居台湾后，多次调查台湾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进而探讨中国古代文化与环太平洋地区土著文化的传播关系。凌纯声在研究台湾山地族时，发现他们的土著文化甚为复杂，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山地土著人口分族较多，而且各族来源有别，或者同一来源而迁入的时间不同。台湾土著的语言文化主要属南岛（Austronesian）系，而南岛西分支的印度尼西安（Indonesian）、美拉尼西安（Melanesian）、玻利尼西安（Polynesian）和米克罗尼西安（Micronesian）及小黑人系（Negritos）。在远古史前时代，古亚洲系在东亚北部，南岛系在南部，为东亚两系主要文化，分布区域自蒙古高原和西藏高原以东而迄于海，因这一地带东滨海洋，凌纯声称此二者为海洋文化；这一海洋文化在太平洋的西岸自东北至南亚成长与发展，向东一直横渡太平洋或道经白令海峡，而远达太平洋东岸的南北美洲。又在中国自大陆的华夏文化西来到达东亚之后，与土著的海洋文化，互相涵化而形成了中华文化，所以凌纯声主张中国文化的基层是古代东亚的海洋文化。而台湾地处大陆与海洋之间，东北亚与东南亚海道交通的要站，南北两系的文化均曾到达，而且高山及东部平原的山地族，一直保存着不少的固有文化。所以台湾民族学的材料，是研究中国古史、大洋洲及南北美洲民族文化的比较珍贵的材料。凌纯声的《中国酒之起源》就是用民族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史的例子。《中国酒之起源》是利用太平洋区诸民族的原始造酒方法来比较研究中国酒之起源的。从凌纯声的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研究的范围和运用的资料都逐步扩大。
作为老一辈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凌先生对中国人类学的贡献可用“彰显”二字表述。是他，引领着一批批的年轻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离开摇椅式的学术，展开细致深入的田野调查；是他，将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音乐学等进行学术融合，让我们看到了视野广泛、博学多才的可贵；还是他，在学术上高瞻远瞩，细致入微，让我们了解到了凌先生粗中带细，远近结合的学术特点。
凌纯声的学生，同样是早期中国考古人类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的张光直曾在怀念凌纯声先生逝世的文章中提到：“先师凌纯声先生逝世已有10多年了，最近常常想起他。我和我这一代在台湾大学文学院毕业的考古学和历史学者所受这位中国民族学老前辈的影响，是非常深重的，在许多做学问的方面，他给我们的影响比许多考古学历史学的教师还要大。”由此可见凌纯声在学术方面给晚辈留下的那种抹不去的魅力和深深的影响力。同样在他的文章中曾提到：正式上过凌先生的课只有地理学和民族学调查实习，但是真正跟他学为学之道是在课外。凌先生特别讲究吃，而凌师母的烹饪技术在系里是有名的，所以我们做学生时常到凌家去吃饭，饭后便听凌先生讲学。同时，在50年代的初期，凌先生特别多产，写了一篇又一篇的论文，常常叫我替他抄写，在这种机会下从凌先生处不知不觉地学到了很多人类学、民族学的看法，也学了不少做学问的方法。在1949年以前，凌先生以边疆民族分类和土司制度研究见称。到台湾以后，凌先生看到台湾原住民族在文化与中国古今西南民族文化的类似，创始了一个“东南亚古文化”的概念，就是说中国南部有一个古代文化的底层，分布在整个的长江流域和东南海岸，并且延伸到东南亚大陆和岛屿，它也是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的一支源头。凌先生的教法，使学生们养成了对南方文明重视的习惯，体会到笔记、随笔及任何官方和民间的文献资料的宝贵性，而且今天看到了新的考古材料对凌先生的几点重要的推论（南方文化的底层、中原文明的海洋背景、华南和东南亚古文化的类似性质与历史关系等等）给了有力的支持。
凌先生教授学生民族学的田野工作，但同时他也灌输给学生们对民族史文献材料的重视，从《山海经》、《太平寰宇记》之类的古地理书，到宋元以来笔记、地方志、甚至古代经典，无一不拿来做民族学的材料，并且要用人类学的眼光去研究这些材料。写文章从找材料“你们要把每本期刊从头查到尾”（凌纯声语）到做脚注“要把卷页数字从原书查到后全部注出”，都是他不不厌其烦地一点一滴地教学生养成习惯的。凌先生的著作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学生和同仁集成两大本，由联经出版公司出版，题名为《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1979），这两本是每个中国考古文物工作者的必读书，读后会对考古材料的看法为之一新。
凌纯声从法国巴黎大学学成归国后，恰好中央研究院成立不久，院长蔡元培先生热心于提倡民族学的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所中成立民族学组，并自任主任。凌先生受欧陆系统的民族学训练，又有PaulRivet等名教授的推荐，蔡先生便邀请他来民族组担任研究员。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学术风气是极力提倡实地收集科学资料，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中提到：“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了”。凌先生在蔡元培先生和社科所陶孟和先生的鼓励之下，到东北进行赫哲族的调查，而这一次调查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次正式的科学民族田野调查，李亦园先生认为这一次的调查行动“开创了中研院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传统”，而《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是第一本“科学”的民族志，凌先生是中国“科学民族志”的开创者，而后“1935至45年代，中国民族学者从事西南、西北边疆民族之调查，无不以此书为范本”（李亦园）。凌先生的研究方法与著作，不但引领着当时的人类学研究的走向，也是当时中研院民族学学术研究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