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是关于青苗的语言和惯俗一般。青苗因穿青色衣服而得名。在黔、桂、粤、滇等不同的地区他们的名称也有所不同。相比较而言，这是汉化比较明显的一个族群。杨成志调查的巧家县沿金沙江岸的青苗汉化的程度相当高，有的与汉人同村杂居；有的受过汉人的小学教育；有的甚至与汉人通婚；更有的连自己的苗语都不会讲。
青苗也曾有过类似汉语六十甲子的书，但是几乎无人能识了，波摩（道士）也不能够读经了。他们也信仰有灵观的，只是没有灵牌崇拜。他们在屋里供奉的是三脚锅砖神，在村中最崇拜的是树神。
其婚礼几近汉礼，只是兄死弟可娶其嫂，弟死兄可招其妇。其丧葬习俗和汉人近乎相同。
第七部分杨成志对他所调查的昆明各少数民族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居住在昆明（当时还是昆明县）的主要少数民族有散民（主要在内外东乡的大阪桥、大蔴、长坡三堡一带）；民家（分布于滇池西岸大小鼓浪，阳临谷等村）；罗罗（分布内西乡和外西乡明朗堡、多依堡、罗亩堡等地）；白子（分布于外西乡的龙潭、多依、小村、汉人营及北乡的沙朗堡等村）；子君（分布在南乡大耳、义路、普治、小板桥等村）以及花苗（在西乡的冷水沟、柴池和北乡数处）。据杨成志调查认为，子君、散民和罗罗语言基本相同，可以看作是一个部族；二龙潭的白子和阳临谷的民家语言也十分接近，亦可视为一体。另外昆明的花苗同巧家的花苗在装束、语言和生活上基本一致。
第八和第九部分杨成志对他在云南所收集的全部民族志材料做了一个汇总和盘点。从各个条目的材料列表可见杨成志此次调查涉及的面之广，所得材料之丰富。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给我们后辈学者以启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也是杨成志一生奉行的治学准则：“我们的研究路线，要由‘脚’爬山开踏出来，却不要由‘手’抄录转贩出去。”
在接下来的第十部分，杨成志的目光就从云南腹地向东南边境推移，讲到了关于河口瑶人的调查。河口地处云南东南边境，与越南隔河相望，是云南通越南的交通枢纽。当地瑶人主要有龙东山的红头瑶，马士伯的蓝靛瑶和距离越南老街只有17里的沙人。均自称由广西迁徙而来，其语言差异不大。而沙人和巧家的青苗差别不大，可以视作殊地异名的同一族群。红头瑶家中供奉“盘王”，信他为其始祖。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用汉字记录其歌谣、历书、经书等手抄本。
第十一部分更是将目光转向了邻国安南（今越南）。杨成志论述了研究安南的四种理由：一是安南原是中国领土，其文化和一切惯俗都有中国化的痕迹；二是安南属法之后，国人健忘，志在提醒吾国吾民还有这一块土地在；三是在安南收集到大量民俗品，不发表便感不安；四是作者在法国远东学院图书馆得来的宝贵民俗资料值得整理。因着上述的理由，杨成志意欲写一本题为《安南民俗》的专著，在这一部分，他更是列出了这本书的草稿目次，以飨心急的读者。
最后一部分是将他此次调查收罗的民族民俗品作了一个总登记表。
（二）《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
全文分为导言、罗罗经典与巫师的关系、罗罗经典的内容、罗罗经典的两实例、罗罗经典的分类、一百三十部罗罗经典的原名等六个部分构成。
在导言中杨成志指出虽因交通阻碍、传统保存、语言递续和食物惯习等原因，罗罗人与汉人相异，但从人种学的角度看应该同属蒙古利亚人种。然而，虽然同属一个人种，罗罗人在汉人眼中如同蠢豕狞犬，而他们亦视汉人如洪水猛兽，由隔阂而怀疑，由怀疑而互恶，由互恶而相斗杀，这是自然的趋势。但到了这个时代，需要认识他们而非征讨他们，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学术上看，研究他们都是极具价值的。而这部专著正是作者经过两年和罗罗人讨生活之后得来的一些“经典”和他对这些经典的分析。
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他论述的是经典与巫师的关系。罗罗的巫师主要是两种，一是医术师，有男女之分，男为“端公”，女为“师妈”。他们没有师传，靠施神术来医治病患。他们施法之时，“口念咒语，手击皮鼓，头摇，身动，足加蹈舞，表示神力的威猛”。另一种是方术师，或者叫做祭司，族内称为“毕摩”或者“觋爸”，这种“毕摩”的出处、责务和权力，与“端公”或“师妈”所具有的不同。因为他是罗罗族中的智囊或史官，操执经典和认识文字的唯一优秀人物，有师传授一切的秘学，却不像仅凭依神权施术、不识经典的“端公”或“师妈”那样超自然力的。可见，只有巫师中的毕摩才是罗罗族经典的掌握者。而从字面上看，彝文毕摩的意思就是能知群经而识掌故的老道人。
在对罗罗经典的掌握者有了交待之后，杨成志将叙述指向经典的内容。这又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有区分。罗罗经典是神秘之物，不能任意亵渎，不同地区的毕摩以不同的方式装订经典，并以布或者羊皮来包裹。而罗罗经的语句多是五言，意义简朴，音韵自然。且其段落分明，毫无错乱。罗罗经典不仅具有诗词的音韵之美，那些有插图的经典也堪称是绘画的楷模。
这样只是对罗罗经典从整体上进行了简单介绍，在第四部分，他举出独立罗罗和散民罗罗两种经书的实例来具体讲解罗罗经典的内容。前者是关于十二生肖的迷信，后者是关于四十六位神的崇拜。在论著的第五部分，杨成志对他收集到的130部罗罗经典进行分类，大致分为：献祭类（十四部）、祈祷类（十一部）、酬愿类（五部）、做斋类（五部）、禳祓类（二十一部）、关于动植物各自然物经咒（十五部）、咒术技法类（十部）、婚姻和生产类（四部）、丧葬及祭祖类（十三部）、农业类（十部）、火神类（五部）、雷神类（三部）、龙王类（四部）、李老君类（三部）、占卜类（三部）和历史与传说类（两部）。正如杨成志书中所讲：“从上表（经典分类表）的十六钟经典的类属看起来，我虽不能把每经的内容摘要分述，然而罗罗族整个的精神生活——文化、思想和信仰，都可从这张略表中找寻出来；同时所谓原人生活俱受宗教支配的论调，也由此可得一种确实的证明了。”
在接下来的最后一部分中，杨成志将这一百三十部罗罗经典的原名枚列了出来，并对那些在他田野调查中给予他帮助的彝族觋爸或毕摩们表达谢忱。正是他们的无私才使得外界能够看到彝族经典，进而揭开其神秘的面纱，了解他们生活的本真。
（三）《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
该文集是“中山大学人类学民族学文丛”之一部，在杨成志先生两百多篇著述之中精挑细选，辑取39篇。这些文章或者专著分别涉及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成果、民俗学的基本问题、广东少数民族调查、博物馆研究以及美国研究动态等等方面，可谓囊括众多，前文重点评介的《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亦在其中。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介绍每篇文章的内容。但是从《文集》可以看出杨成志对民俗学的兴趣一以贯之，像《民俗学上的名词解释》（译自班尼C．S．Burne《民俗学问题格》HandbookofFolklore）（1928年）、《现代民俗学——历史与名词》（1936年）、《民俗学之内容与分类》（1942年）、《瑶歌的社会历史体现》（1962年）《我国民俗学运动概况》（1962年）、《民俗学的起源、发展和动态》（1983）年、《民俗学语传统舞蹈散谈》（1983）年以及《民俗学三大学派的异同解释》（1988年）等数篇，这些文章发表的年度跨越60年之久。而这60年也近乎就是杨成志先生学术生命的全部长度，可见，他的学术生涯以研究民俗问题肇始，亦以对民族问题的思考作为终极目标。总的看来，他对民俗学的研究是以介绍引进西方理论为起点，用西方理论看中国问题为衔接，就本土问题深入思考作为研究的主体。
如果说民俗学伴随着他学术生命的全过程的话，在云南的田野调查就是他至今为我辈学人称道的壮举。当年尚且年轻的杨成志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深入滇川交界的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地只身探险。这次近两年的实地调查让他成为对滇川少数民族研究最有发言权的学人。研究的成果颇丰，收录在这本《文集》之中就有《单骑调查西南民族述略》、《罗罗文的起源及其内容一般》、《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罗罗说略》、《云南的神秘区——车里》、《云南罗罗的文字——罗罗经的跋》、《云南散民、夷人和子君等族的情歌百首》、《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和《我对于云南罗罗族研究的计划》等数篇，几乎涵盖他调查云南民族地区的主要内容。这一部分从前文所列的《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的简介中可见一斑，不再赘述。
由于杨成志所在的中山大学为驻地在广东，他更是将田野调查因地制宜的设在广东，主要集中在对广东的瑶人及该地人口构成的研究上。收入《文集》的有《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导言》、《广东北江瑶人的文化现象与体质型》、《粤北乳源瑶人的人口问题》和《广东人民之构成，分布及其文化》。
杨成志学术关注的另外一个重点正是人类学，在这部《文集》中，他在人类学方面的见解主要集中在《<人类学与现代生活>译者序言》、《人类学史的发展鸟瞰》、《今日中国人类学与民族科学的贡献》、《国立中山大学设立人类学系建议书》、《当代美国人类学的动向》、《国际人类民族科学的发展与动态》、《美国人类学导师鲍亚士的理论和方法》、《本地、福佬、客家的由来与发展》等文章中。他充分肯定人类学的价值，认为它影响了全部人文科学的领域，使其中许多旧概念和理论根本动摇而启示了新的问题。他对人类学早期发展的贡献亦在于对学科的发展历程的梳理。难能可贵的是他指出“我们固知人类学是研究种族和文化两大方面的综合新科学，但种族与文化的研究对象均以‘人’为出发点，在我们的脑海中实应记得‘人’不是这种人，又非哪种人，却是唯一的‘人’，这才是人类学的真正目的。”这也许是他理解的人类学的真谛罢。
余下诸篇文章对他访美见闻、关于博物馆和民族文化的思考等进行了论述。
这部《文集》展现了杨成志学术生命的总历程，把他各个时期的阶段性成果辑集起来，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人类学者丰富充实的学术生涯。
（四）《杨成志民俗学译述与研究》
这部书是杨成志学术生涯60年来的民俗学文论汇集。其中有对外国民俗学理论、调查研究方法和印欧民间故事形式等的译述，有对国内外一些民族的神话、传说、歌谣、舞蹈和信仰等方面的采录和研究；着重论述了现代民俗学的内容与分类、发展动态，阐释了民俗三大学派的异同，回顾了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概况；为读者提供了颇有价值的中外民俗学文献目录，提出了民俗学的发展规划，开列了具体的研究（著述）选题。这本书对民俗学及其相关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专业十分有益，对于从事民间文艺和文物博物馆工作的专业人员及爱好者，亦不失为入门的向导。
（五）《杨成志文集》
在看过《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之后再谈《杨成志文集》显得有些多余。后者分学科地收录了杨成志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尤为难得的是它收录了杨成志和顾颉刚、傅斯年、钟敬文的学术通信，这些书信给读者一个全面了解杨成志的新视角。该文集所辑的文章与《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里的文章有所交叉但又有不同，二者互为有益补充，篇幅有限，不再赘述。
四、学科贡献：实地调查、人才培养、名著译介交相辉映
（一）田野工作的突出贡献
杨成志对人类学民族学学科最大的贡献当属他在川滇对大小凉山彝族进行的实地调查。
1928年3月，中央研究院在中山大学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内设人类学民俗学组，史禄国负责，杨成志任助教。史禄国1910年毕业于巴黎大学人类学院，受欧洲大陆式训练，回国后在圣彼得堡大学和帝国科学院工作，他推崇德奥学派的理论方法。这位俄国人很快就对他的助手在民族志方面的天赋表示赞赏。不久，中央研究院和中山大学联合组队到云南开展民族调查。杨成志同史禄国夫妇、容肇祖4人一同前往。7月中旬，调查小组来到昆明。闻及当地土匪甚多，由此推断县份治安可能更糟。因担心安全，容肇祖为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收购了一批云南丛书后，急速返回。史禄国夫妇对当地学生、士兵和犯人做了人体测量之后，也先行返回。杨成志不愿意半途而废，他说：“我们赴滇的目的，不是专来购书和测量体格，却是要跑到高山穷谷调查罗罗去。容先生先回固有所困；而史教授的不敢前行，实使我失望极了。”
杨当时也面对两种背驰的情感：“一以为调查民族式我国新辟的学田，播种的人，安能任它荒废？一以为土匪遍野和山谷崎岖的滇道，孤行独往易陷于危险”。但是，最终受信念和追求驱使，年轻气盛、经验不足的杨成志独自挑起调查重担：“我此次得窥探凉山，若得成功归来，定可作吾国学术上的贡献；若途中不幸被掳杀时，是我好自为之，虽牺牲了命，与你们地方官无一点干涉的。”经过艰苦卓绝的田野洗礼，杨成志完成了人类学的成年礼。他用欧美人类学家擅长的方法筛选样点，“先在昆明访问当地学者名流、专家教授对民族情况的认识，查阅云南古文献、地方志对古今民族社会历史的综合记载，同时登门会见英、美牧师和法、意神父等，了解他们在滇、川、黔传布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概况和英文、法文主要专著。”（杨成志自述载杨成志文集刘昭瑞）最后选定大小凉山的彝族为重点调查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