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情系农村，情系农民，植根乡土，一生孜孜以求为中国农民脱贫致富呕心沥血。在农村社会调查研究中实现他“志在富民”的宏伟夙愿，更大程度上为解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提供了实践路径。他一生孜孜以求，利用一切机会接触社会变革的实际，深入探讨中国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问题、边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城乡关系问题、区域发展问题等，发表了许多具有广泛影响的论著，为推动社会变革，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文化自觉
九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有四位文化老人值得关注，他们是：费孝通、金克木、于光远、王元化。学思并重是他们的共同点。他们的思想在九十年代渐入佳境，分别在“文化自觉”、“文化比较”、“文化方法”、“文化反思”方面有所贡献。在百年中国文化史上，费孝通、金克木先生属于第三代学人。
费孝通毕生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人在群体中的生活，人类学研究人在群体生活中创制的文化。在九十高龄前后他写出了一系列总结性的有很高学术水平的文章，这是费先生70年来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现代人类学社会学的学术总结，其中着重表述了对文化的思考，一方面阐述他的人类学文化理论，另一方面是提出“文化自觉”概念，在经济全球一体化以后，文化进一步接触交融，文化传统不同的人们如何形成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秩序，中华文化如何与不同文化相处。费孝通早年在燕京大学学习社会学，吴文藻先生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认为研究工作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当时中国社会学的主流是吸收西方的社会学，费孝通抱着了解中国社会、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愿望，追随吴文藻，立志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在长达大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把社会学和人类学密切结合，用人类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实地研究的方法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变化，探究文化的实质。
费孝通指出人类学是研究文化的，人类学者是不同文化的解说者。文化是什么？费孝通说：在人类学的概念里，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或群体共有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体系的总体，而民族或群体是可大可小的。文化是共同生活的人群在长期的历史当中逐渐形成并高度认同的民族经验，包括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伦理准则、社会理想、生活习惯、各种制度等等。各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民族特点是一个民族从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适应其具体的物质和社会条件的特点。民族文化又是变化的，不能满足于描述静态的本土性的最初的文化，文化的变迁应该成为以后人类学研究的主题。当前最大的实际，就是人类社会从20世纪向21世纪过渡时期的文化变迁。
费孝通明确提出“文化自觉”是在1997年，其后多次阐述，他的思想不断发展，使“文化自觉”成为有深邃内涵的概念。“我呼吁文化自觉，希望大家能致力于我们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科学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社会和文化，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我们今天面临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民族、文化多元化的世界。费孝通指出，人在发挥它生物遗传的底子上创造的人文世界，因处境不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选择，所以不同民族在社会文化上有差别，这种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今天文化交往复杂化了，但文化差异并没有消失，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差异双重发展的情况下，人类应如何和平共处？“文化自觉”的提出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认为冷战之后，形成了多极和多文化的世界，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费孝通曾多次批判亨廷顿的观点，说这套文明冲突论可以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科索沃的狂轰滥炸相联系，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中西文化区别的深层次问题，他们讲冲突和霸权；我们对文化的看法所代表的方向是进入道德层面，讲中和位育，做到不同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而不同的和平共处，人类学界都知道费先生的十六个字的名言。1990年在东京，中外学者们庆祝费先生80寿辰的聚会上，他瞻望人类学的前途，说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句话，后来解释说十六个字也就是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各美其美，就是对各自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趋向，欣赏自己的文化传统。“美人之美”，就是在合作共存时能够以开阔的视角，超越自己文化固有的思想模式，来深入观察和领悟其他族群的文化和文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说不同人群、多种文化互相接触，在人文价值观上取得共识，促使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和发展，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在沟通中取长补短，达到“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一体。费先生着重提出，“文化自觉”的含义应该包括对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的反思。中华民族过去长期遭受屈辱，不断奋起抗争，如今昂首屹立于世，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尤须加强文化自觉、尤须加强文化自觉的反思，在探讨全球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时，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能够提供借鉴中华文化长盛不衰，历史脉络从未中断，为各文明古国所仅有，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的多元一体，在中华文明中可以处处体会到那种多样和统一的辩证关系。文化自觉就是要认识中国文化的基础，“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就是“和而不同”，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而不同”就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与西方的“天人对立论”不同，中国文化讲“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中和位育”代表了儒家文化的精髓。费先生指出位即秩序，育即进步，在全球性的大社会中要使人人能安其所，遂其生，就不仅是个共存的秩序而且也是个共荣的秩序，中和的观念在文化上表现为文化宽容和文化共享。面对21世纪的跨文化对话，费孝通教授提出“文化自觉”的论点，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寻求之民族位育之道。费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体格局，实行和确立“和而不同”的文化关系，这对于促进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的和平共处、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有着深远的世界性的意义，这是费先生的文化理论，也是中国人类学理论对世界人类学的重要贡献。费先生在论述“文化自觉”的过程中，一再提醒人类学者要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在21世纪，随着文化交往的复杂化，随着全球化和文化差异的双重发展，研究文化的人类学学科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门学科承担着为人类了解自身的文化、认识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及为探索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处之道提供知识和见解的使命，他用“和而不同”来表达对未来中国人类学的期待，以研究文化为己任的人类学，研究和解说世界不同文化的人类学者，能够而且必须在应有的位置上发挥自身所长，目前人类学及其文化理论还未得到普遍了解，有的仅仅把田野调查认作人类学的身份标志，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还任重道远。
费老晚年所提出的“文化自觉”，反映了他对当代社会人类学研究以及人类文化发展的一种期待。同时，他也身体力行地把这一思想贯彻于日常教学的活动之中。
（六）从“席明纳”到“魁阁”
1936～1938年，费孝通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受到了马林诺斯基主持的“席明纳”的熏陶。这种“席明纳”式的人才培养作业方式，费先生深受其益，刻骨铭心。
费孝通的思想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的。仔细体会，“席明纳”对费孝通的成长有极大的功用，体现了“席明纳”的学术精神，通过“席明纳”，进行人文对话、学术切磋、思想操练。1995年开始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都有一脉相传的“席明纳”传统在。“席明纳”是英文词seminar的音译，费孝通在《留英记》中说：“席明纳简单的可以译作讨论会，但是讨论会这个名称还传达不出它的精神，所以用这个英译的名词。”费先生翻译的这个英语单词实在有趣，音、义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席明纳”真可称得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精彩注解。
1938年初冬，费先生学成回国。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北平的学人纷纷内迁，形成一次颇为壮观的“文化移民潮”。吴文藻先生来到云南大学，创设社会学系，费孝通应老师之招，任云南大学教授，主持云南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由于对“席明纳”体会颇深，费先生自觉发扬马林诺斯基的作风将“席明纳”式的人才培养作业方式付诸实施，产出可喜的学术成果。这一段时期被公认为“中国社会学开始走向成熟”的时期。费先生回忆说：“1939年春季我在西南联大兼课，张之毅同志在我班上听课。他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首先报名自愿参加我主持的社会学研究室。由他带头陆续有史国衡、田汝康、谷苞、张宗颖、胡庆均等同志参加，加上云大的教授许烺光先生和燕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李有义同志，形成了一个研究队伍。”
1940年，为躲避日军的频繁轰炸，云大燕京工作站疏散到昆明郊县呈贡的古城村南门外的一个古庙——魁星阁，简称“魁阁”。生活的艰苦并不影响“魁阁”成员对事业的执著，“魁阁”同仁的学术讨论可以说无时不在。如果说，十年前恩师吴文藻先生呼唤社会学的中国化，那么，经过十年的培育和开拓，中国的社会学已经开始走向成熟，而成熟的标志，就是以费孝通为核心的“魁阁”。“魁阁”时代的费孝通可以说得上是羽扇纶巾、英姿勃发、谈吐优雅、指挥若定。现在看起来，“魁阁”时期的费孝通先生处于一生中的黄金时期——田野调查方法最成熟、学术切磋最愉快、思想操练最自由，简直可以说是学术研究中的神仙一般的日子。费先生的巨著《乡土中国》，其理论框架、文化风格得益于“魁阁”时期的文化沙龙。1946年～1949年费孝通先生的学术工作其实是“魁阁”心血的结晶。那一时期费孝通先生作为一个成熟的社会学家出现在学术界。
“席明纳”对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学者的成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这样看，一个社会学者对“席明纳”的自觉程度往往决定了这个学者的学术高度。
人在社会里，要有一个“语境”（discourse），需要与别人交流，不能只靠自己，在人同人的接触里才能生出来新东西。费孝通要进行一个跨越时空的“席明纳”。费孝通赋予“席明纳”以文化的意义，将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定位在“跨文化的席明纳”，对于一个自觉的文化人类学家来说，“席明纳”不会仅仅是学术的沙龙，更是人类不同类型的文明间，通过反思进行对话以达致文化自觉，共同迈进美好社会的基本路径。
四、费孝通在中国人类学史上的地位
提到中国历史，老外都说到费孝通，这就是他在人类学史上的地位。费孝通先生的人类学学术地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从中华民族整体出发研究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是中华民族关系过程的概括；（二）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与人类学研究相结合，发展了功能派文化理论；（三）社区与村落研究理论。
（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1988年11月，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泰纳（Tanner）演讲中，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1990年5月，国家民委主办国际学术讨论会，以研讨这篇论文为主题，林耀华先生发言认为“这篇文章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提出并通过论证而确立了多元一体，这个核心概念在中华民族构成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为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这个评价是深刻的、准确的。费孝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在广西金秀花蓝瑶地区、江苏吴江开弦弓村和云南三村做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1949年以后作为中央访问团的领导成员，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访问考察，其后又领导民族识别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九十高龄还去东北访问赫哲等族，在与各民族直接接触中认识了许多不同的人文类型，对民族研究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认识。80年代初恢复工作，开始第二次学术生命，他给自己几十年来的民族研究工作做总结，这一时期费先生为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尤其在历史学、考古学方面。后来他在暮年自述中寄语大家加强历史意识，使我们在看待眼前事物时，能联系上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他认为“不懂得历史就不会懂得文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综合运用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生态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知识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所做出的结论。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从中华民族整体出发来研究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提出了对中华民族形成的整体观点，对中华民族的构成做了高层次的理论概括。指出“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他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几十个民族中又有很多民族各自包含更低一层次的民族集团，都在中华民族的一体格局之中。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费先生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这是十分重要的精辟论断。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就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做过总结，至上世纪末又多次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