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炀
岑家梧，这是一个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是陌生的名字，也是一个对于许多人来说应当记住的名字。出生于海南澄迈的岑家梧，其人生和学术生涯虽然短暂，但他却以惊人的速度写出了逾百万字具有高学术水平的著作，在他所涉史前艺术史学、艺术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各个领域，都有重大的建树，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学术界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岑家梧被尊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一代宗师，是我国史前艺术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
（岑家梧先生1964年在北京长城留影）
一、聚焦：我国著名人类学家岑家梧
岑家梧，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历史学家，1912年生，海南澄迈人。1931年考入中山大学社会学系，1934年4月留学日本，1937年回国。曾任贵州大学、大夏大学、中山大学、嶺南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岭南大学教授、副教务长，广东民族学院筹委会副主任，中南民族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专于原始社会史及少数民族史，较早从事水族研究。著有《史前史概论》、《图腾艺术史》、《史前艺术史》、《西南民族文化论丛》等。1966年9月4日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死，年仅54岁。
岑家梧先生辛亥革命第二年出生，文化革命头一年去世，人生起点是海南澄迈，终点为湖北武汉。先生早年的经历具传奇性，晚年的遭遇带悲剧性。岑家梧，1912年生于澄迈县永发镇岑后村一个农民家庭，父母早丧，家境贫寒，少年时期生活的艰辛，是不难推想的。岑家梧先生1919—1923年在家乡读私塾。1923－1926年入私办龙梅小学，小学毕业随乡人去广州住族叔家中。不过他性格坚韧，志向高远，艰难困苦使他更加勤奋好学。少年岑家梧小学毕业便随乡人跨过琼州海峡，先在广州，后到北京，既为求学，也为求生。他天资聪颖，从小刻苦自砺，每天鸡一报晓就起床读书，持之有恒。在乡里颇有声名。1926年，他15岁时在龙梅小学毕业即随乡人到广州，得在广州的一位族叔的帮助，入广东省立第一中学读初中。
1929年初中毕业时，他得到著名金石学家容庚教授的鼓励到北平进了辅仁中学高中，半年后因交不起学费而停学，开始了在北平图书馆的自学生涯。他发奋读书，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同时开始给报刊写点小文章，赚点稿费维持生活。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读书就是我的最大乐趣，常常只吃几个烧饼就过一天。”北平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为他打开一扇扇世界之窗，他的视野随着知识的增进而更为开阔了。
1931年，青年岑家梧考上了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得到著名学者何思敬、邓初民、黎东方、胡体乾、许地山的指引。他专心致志，刻苦攻读，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也确立了人生目标和学术方向；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像长期深入印第安人部落做田野调查的美国人类学泰斗摩尔根那样，长期深入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做社会调查，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为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做出贡献。1934年，先生得到在南洋经商的堂兄资助，跨过大洋，赴日留学，在日本立教大学攻读史前考古学，并在帝国大学跟随人类学民俗学家松村僚博士研究体质人类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7月他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先后任教于中山大学、西南联大、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四川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大夏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贵州大学社会学系，壁山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社会学系。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先任教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并在岭南大学，广东法商大学兼课。1947年他与同仁创办了珠海大学。全国解放后，他奉命参加接受私立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筹办广东民族学院，创办中南民族学院的工作。1949年至1966年的17年中，他一直奋战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第一线。1966年初先生自北京返校不久，就遭遇“文化大革命”，9月4日，岑家梧被迫害致死，时年54岁。先生在一场大灾难中终结了自己光辉然而短暂的一生。常言说人生百年，可先生的一生只有54岁，学术生涯才30年。他的英年早逝，让人颇有“千古文章未尽才”的浩叹！这是他个人及其家庭的不幸，也是学术界的不幸。那么深厚的学养，那么过人的才华，那么不凡的抱负，倘若天假以年，再给先生30年做学问的时间，先生的学问会达到何等境界，学术领域该增添多少硕果和亮点啊！
二、轨迹：岑家梧的治学经历
岑先生虽然英年早逝，但他却给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他对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1．初始阶段（1929～1934）。1929年，岑先生在北平图书馆自修期间到北京大学听了著名民俗学家许地山教授作的学术演讲，对照自己家乡和黎族的风俗，引起了他对人类学的莫大兴趣。此后，他多次向许先生求教。许先生介绍他读了许多西方人类学的著作。1932年岑先生考入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许先生又到中山大学任教，岑先生正式成了许先生的启蒙弟子。此时，他跟何思敬、邓初民、黎东方（原名黎智廉）、胡体乾等教授学习了社会学、社会进化史、人类学等课程，他说：“我很醉心摩尔根的工作。”1951年1月，岑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人类学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曾回忆：“读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便暗自立下志愿，将来自己也要到边地去作社会调查，写一部《中国古代社会》。”先生从此立下了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志向。
岑先生是一个耿直而勤奋的人，立下志向后，即身体力行。1932年，他与同乡王兴瑞合著12万字的《琼崖岛民俗志及其他》，于1936年发表在《民俗》复刊号上。岑先生从此开始了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道路上孜孜不倦的追求和耕耘。
2．基础阶段（1935～1937）。踏入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之门的岑先生，在1934年夏初，得到南洋经商堂兄的资助，东渡日本，进入东京立教大学攻读史前考古学，1936年在帝国大学从松村僚博士研究体质人类学。此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欧美以及苏联学者的许多相关著作。在东洋导师及国内陈钟凡老师的指导帮助下，他刻苦钻研，发奋研究，在日三年，先后写成《史前艺术史》、《史前史概论》和《图腾艺术史》三部著作。1936～1937年，此三本书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年24岁的岑先生连出三本专著，这在当时的学术界是少见的。尤其是《图腾艺术史》一书当时就获得学术界的好评，1983年再版时，著名人类学家卫惠林在再版序中仍然给该书以高度评价，称“在30年代对于西方学者来说研究能有此成熟的介绍和评述，确已是难能可敬，厥功其伟。”三本书的出版为岑先生此后一生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田野阶段（1938～1945）。早己下决心要到边地去作社会调查的岑先生，从日本留学回国后，随着中山大学迁校云南。1938年7月，得庚款帮助，岑先生开始对云南东南部嵩明县一带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1939年7月，调查结束。其间先生先后写成《云高嵩明县花苗调查》、《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及《抗战与边疆民族文化运动》等论文。
1940年冬，岑先生在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时，利用假日带学生到巴县考察古代墓葬“蛮子洞”及古代栈道遗迹，先后写成《四川蛮洞研究》及《四川的栈道》。
1942年，岑先生在贵阳大夏大学主持社会学系时，更是多次深入黔南、黔东南荔波等地的苗族、水族、瑶族、布依族聚居地作田野调查，并收集了大量的文物资料，写成《西南民俗与中国古代社会制度互证》、《仲家作桥的道场与经典》（作桥即打醮）、《黔南仲家的的祭礼》、《贵州部族研究述略》、《盘瓠传说与瑶畲的图腾崇拜》等重要论文。
4．总结阶段（1946～1949）。1945年抗战胜利。岑先生于1946年春天回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一直到1949年冬天广州解放。其间，岑先生对抗战期间在西南进行田野调查的材料进行了整理研究，先后写成《水家、仲家风俗志》、《水书与水家来源》、《四川蛮洞考察记》、《瑶麓社会》、《中国边疆艺术之探究》、《中国图腾制及其研究史略》、《中国民族与中国民族学》等重要的论文，并将这些论文汇集为《西南民族文化论丛》，于1949年12月由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出版。该书的出版，为岑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田野调查及研究作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5．曲折阶段（1950～196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岑先生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揭开了崭新的一页。1951年初，岑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人类学研究的自我批判》中说：“我深知我对于旧的人类学、史前学而至艺术社会学都有一点基础，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实地调查工作，也有一些经验，今后仍然要继续这项工作，是毫无疑问的。”他愿为“改造旧的人类学，建立新的人类学，能够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人类学而努力。”当年7月，他参加了中央访问团，任第二分团副团长，到广东粤北及海南岛等地访问瑶、黎、苗等少数民族。1956年，全国人大民委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当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岑先生到北京参加了筹备工作，负责审编《社会性质调查参考提纲》，给全体调查组人员作了《关于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一些问题》的报告，并担任广东组的组长。这一次田野调查从1956年10月开始的，到1957年7月第一阶段结束，岑先生深入到海南保亭县第三区毛道乡黎族“合亩”制地区作重点调查，写出了数十万字《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制调查》和《番阳乡、毛贵乡黎族“合亩”制调查》，并写了《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海南岛黎族母系氏族制的遗迹》、《海南岛黎族的纺织工艺及历史上的“吉贝”问题等论文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月刊》等报刊上。
正当岑先生将满腔的热忱投入到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之时，1958年的“反右”斗争把他错误地打成“右派”，遭到撤职降级，遣送农场劳动的处分。这场斗争以及语境的变化，从此中断了岑先生对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
1960年元旦，岑先生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他便一如既往地开始了新的工作。从1961年到1965年，他结合教学，编写了《中南民族史略》、《中国原始社会史稿》两本书及其参考资料。开始了《中国民族关系史》一书的写作，写出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些问题》、《辽代契丹及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金代女真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及《宋代海南岛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和各族经济文化交流》等章节。正当先生准备重新展开其研究写作计划之时，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骤然无情地夺去了岑先生的生命，时年54岁的岑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永远地离开了他所痴情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
岑家梧虽然早在年轻时即已在学术上取得很大成就，但由于坎坷的生活道路，使他的学识才智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经典：岑家梧代表作及作品主要内容
如果从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岑先生所著的《图腾艺术史》算起，到1966年其去世为止，岑先生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整整奋斗了30年，出版了《图腾艺术史》、《中国原始社会史稿》、《西南民族文化论丛》等7部专著，发表了论文近60篇。下面将详细介绍岑家梧先生的几个代表作及其主要内容。
（一）《图腾艺术史》
《图腾艺术史》，是岑家梧的成名之作，是一部研究图腾艺术的专著，定稿时年仅24岁。这部著作在现代中国人类文化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几度再版，有些大学把它作为文艺学课程的教材。该书的重要贡献在于揭示了图腾艺术产生的原因，深刻地阐明了图腾与艺术的关系，被公认为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开拓性专著。
本书包括释图腾制、图腾制之地理分布、图腾的文学、图腾的装饰、图腾的雕刻、图腾的图画、图腾的跳舞、图腾的音乐等。书前有彩色图版13幅。书内有插图76幅。书后附有作者在其它刊物发表的有关论文《中国图腾跳舞之遗制》、《中国民族的图腾制度及其研究略史》、《图腾研究之现阶段》、《转形期的图腾文化》4篇。
在该书中，岑家梧阐明了原始宗教和原始艺术的关系：即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原始宗教形式的图腾崇拜强化着原始群体的社会意识，原始艺术则成为表达这种群体社会意识的载体，因而强化着图腾崇拜。图腾崇拜又蕴涵着原始艺术，原始艺术包含于原始宗教的统一体中。原始艺术与图腾崇拜相伴相生，它们之间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他运用了大量的资料，论述了图腾与艺术产生之间的关系。原始图腾崇拜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艺术的本质，它所表现出来的宗教感情，主要是原始人在异己的自然力量压迫下产生的对自然物的依赖感，敬畏感和神秘感。这是原始人类的精神寄托，也是原始人类的世界观所在。图腾艺术和原始宗教采用同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原始人所创作的舞蹈、音乐、绘画和雕塑等无不染上了原始宗教感情的色彩。
岑家梧在研究图腾艺术现象时，十分重视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运用，他在《图腾艺术史》的“图腾的文学”一节，在研究了澳洲、印第安人、北美、非洲图腾民族的有关文学现象之后，还大量援引了许多我国的古籍来说明中国古籍中存在的图腾文学。这与他以后的有关论著中大量援引古籍文献资料与他本人的调查作对比，以此来得出具说服力论点的方法一致。这种历史文献研究、二手调查资料的研究及个人调查研究三者结合的研究方法，使中国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艺术研究，体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