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国强在接受徐杰舜采访时，对《中国古代巫术》一书的不足是这样说的：梁先生研究成果得到肯定，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文章和著作尤其如此。依我看，梁先生的这本书是有欠妥的地方，但那是属于时代的局限。在旧中国，学术上没有自由，当时所能读到的这方面的书籍，只有泰勒、马雷特、弗雷泽的著作，马列主义观点的书籍看不到。泰勒的“精灵信仰说”，马雷特的“万物有生命与人格说”，弗雷泽的“人死的恐怖说”，都是企图从原始人对超自然力量的基本观念来探究宗教的起源。没有看到原始人对自然斗争软弱无力才是宗教的根源和基础，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条件下，人们感觉到受外界力量的支配，这种力量在人们头脑中虚妄的反映，就产生宗教思想。梁先生把中国古代所谓“气”，与科特林顿（Codrington）1891年发表的《美拉尼西亚人》一书中所提出的“玛那”概念相比较，显然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原始人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解释超出自己经验范围以外的现象，把无机界与有机界等同起来，这本来是认识的错误，把它说成是原始社会的生机观，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有这样的缺点，我认为不足为奇。还可以理解的是，以后他醉心于其他研究，原来的问题搁了下来，没有时间回过头来继续研究，这个缺点就保留下来。
（二）《中国民族学概论》
梁钊韬于1978年给中山大学调进了两位教员陈启新、杨鹤书，并安排他们写作中国民族学的教材。梁教授在《中国民族学概论？序》中写道：1978年，余深感民族学人材有继续培养之必要，建议历史系和校领导，迅速恢复这个课程，并首先应以我国三十多年来民族调查研究的成就为讲授基础，培养我国民族研究人材，为建立我国民族学添砖加瓦，因而有编写《中国民族学概论》教材之举，而准备担任此课程者为陈启新、杨鹤书两同志，以期我校民族学教学工作更新力量。此书之成，实为陈、杨两同志辛勤劳动的成果。1979年，余承校领导授意筹备成立民族学专业，1981年奉教育部批准，并与原在历史系设置的考古学专业合并，另增设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课程而成立人类学系。陈、杨两同志则分别在人类学系及历史学系担任该课程，并兼任人类学系民族学教研室主任。《中国民族学概论》课程之能重新开设及编著成书，若云余之贡献，只不过略尽园丁之责而已。
民族学，若以世界观及其所依据的哲学背景而区分，世界各国学者则有形形色色的学说或流派；若以地区而言，则有依据某地区、某些民族甚而某一民族的调查材料而表现其自己的特点。无论某种学派或某一权威的民族学者，都不可能将全世界民族含括无遗而为一本世界民族学。但以某地区、某些民族的调查材料为基础，从而贯以某种哲学观点，阐述自己的民族学理论者，则一百多年来比比皆是。
科学理论有赖于实践去检验其是否正确。民族学理论之正确与否，就在于是否理论符合实际，是否能收到民族真正的平等，团结和互助的应用效益，使民族学能否成为真正的为某些民族，进而为全世界人类的幸福而服务的科学。四十年代末，余始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逐步认识，只有依据折衷世界观和哲学观点，才能使民族学成为科学，为每个弱小民族乃至为全人类的文明、幸福和世界和平作出有益的贡献。从1951年起，余在参加国内民族调查研究工作中，对此深有感受：我国民族学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及其在应用上收到社会主义民族政策措施的效益是完全一致的。
三十多年来，我国民族调查研究工作，由于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再经民族政策实施的检验，证明我国民族研究工作是系统的，有理论的。因而，我国民族研究不仅是叙述性的民族志，而且已经是说明的、理论的民族学。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已经在发育和成长了。
《中国民族学概论》主要是根据解放后国内民族学工作者的第一手社会调查报告及我们1963年隆冬至1964年初夏在滇西民族的考察材料编写的，在写作过程中，我们还参考了有关方面的著作。此书之所以冠以“中国”二字，我们当时主要考虑到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应有一本论述自己国家民族学的著作，而中山大学又是开设民族学课程较早的高等学校之一，我们作为该校民族学课程的教师，深感此责不容推脱。
《中国民族学概论》一书共有十二章，第一章是绪论，第二章是我国的民族概况，第三章是我国民族的语言文字，第四章是我国民族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第五章是我国民族的社会组织，第六章是我国民族的生活习俗和文化艺术，第七章是我国民族的宗教信仰，第八章是我国少数民族解放前所保留的各种社会形态，第九章是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第十章是我国民族的族源、迁徙、混血、同化与融合，第十一章是族别研究与民族识别，第十二章是我国的民族政策。
（三）《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梁钊韬文集》
《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一书是梁钊韬教授的论文集，在该书的出版说明中写到：长期以来，我国有许多专家学者在民族工作战线上从事民族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他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为发展这些学科的科学研究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较大的影响。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学习和了解老一辈科学工作者在民族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陆续编辑出版他们个人的文集，希望这套文集的编辑出版能促进上述学科研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这套文集是个人论文选集，不是全部论文汇集。所选论文力求体现老一辈科学工作者的学术水平。凡已出版的长篇专著均不收入。
庄益群在该文集的编后中说到：梁钊韬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其学术著作甚丰，造诣良深，深入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梁先生在世时，对文集的出版甚为关心，曾责成我操办此事。梁先生去世后，学术界的许多学者也都希望能出版梁先生的论文集。在中山大学领导的促进下，以及梁钊韬家人等人的支持下，《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该文集收录的论文有：阳山县上峒瑶民社会；宗教生机观与阴阳干支五行研究；粤北乳瑶民的宗教信仰；祭礼的象征和传袭；古代的馈牲祭器及祖先崇拜；民族学与民俗学及其在我国的展望；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及其文化发展体系；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初步研究；我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和年代探讨；马坝人发现地点的调查及人类头骨化石的初步观察；关于原始社会史的几个问题——谈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曙石器问题”争论的学术背景与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的性质问题；氏族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滇西有关民族原始社会史调查材料初释；我国少数民族的族源、迁徙与融合；羁縻州、土司制与改土归流；西瓯族源初探；关于中国民族学教学内容的设想；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濮、莱的关系及其流传；我国应有自己的民族学；试论民俗形成的社会根源；论“民族考古学”；黎族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教育因素；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与作用；“濮”与船棺葬关系管见；关于人类起源的几个问题。
而《梁钊韬文集》是在《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出版发行10年后，于2004年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周大鸣编的，该文集收录的文章大多都没收录到《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中，具有查漏补缺的作用，这有利于我们更全面的认识梁教授。
从梁钊韬教授的一生经历和我们所熟知的中国许多著名老一辈人类学家一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到，只有当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科研人员把本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衰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时，你的研究才有真正的价值和社会影响。同样，人类学学科本身的发展离不开为现实服务，在现实服务当中才能繁荣和发展。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可以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前提下发展现代化的工业，发展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实现与世界各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往来。一句话，现代并非只姓“资”，也可以姓“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成功的现实，呼唤着我们中国人类学家走向田野，走向社会，走进人民。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实践和理论，为促进我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进步作出我们应有的科学贡献，那么中国人类学大有可为，大有希望，这也是梁钊韬教授生前所期待的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前景。
该文集收录的论文有：检讨欧战德国失败原因证明日本必败；殷周占卜及卜筮袭用的取从标准；阳山县上峒瑶民社会；曼那观与中国“气”的研究；边政业务演习的理论和实施；略述博物馆的历史和任务；术士勒传略；广东北江瑶族情况调查；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初步研究；考古学通论；考古调查、发掘、整理与研究方法；广东原始社会初探；我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和年代探讨；马坝人发现地点的调查及人类头骨化石的初步观察；广东南海县西樵山石器的初步调查；民族学通讯；广东南海县西樵山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对遗址性质的一些看法；我国少数民族的族源、迁徙与融合；西盟佤族调查；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建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设想；中山大学首届人类学国际学的讨论会闭幕词；梁钊韬学术小传；后记。
四、梁钊韬的主要成就
（一）复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梁钊韬教授在我国人类学发展史上的一大功绩即为复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领导和团结一大批人类学者，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各民族研究生，如我国第一位藏族博士生格勒，即由他所培养。
我国人类学早期是由外国学者考察和在大学开始讲授的，中山大学就是外国学者讲学地点之一。作为文化人类学一个分支的民俗学，也于1928年在中山大学建立，即是说人类学在中山大学的传播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即已开始。1948年，杨成志教授在中山大学创立人类学系，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人类学系之一，可惜解放后由于各种人为因素而被撤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历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为我国的科学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代到来，随着学衔制度的重新建立，梁钊韬教授为人类学的重建——这一毕生工作几十年的目标，进行论证工作。
1978年，他调进了两位教员，民族学家安排他们写作中国民族学的教材。不久梁先生首次与校领导讨论重建一个独立的人类学系，校领导也同意要他作一个建立人类学系恢复民族学专业的计划，随即，一个长达9000字，关于首次建立独立人类学系并设立民族学和考古学两个专业的计划起草成了，晚些时候又添上了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的课程，招进一些合适的教员，争取财政支持，以及收集有关图书和研究资料，中山大学领导批准了这一计划，但这只是复兴过程中的第一步，最后的决策将由在北京的教育部作出。
尽管大学有关建立一个人类学系的决定可能是非常好的，但大学设立一个新专业仍需要教育部同意，假使教育部反对的话，那么中山大学未来的人类学系将只能有一个从历史系分出来的考古专业，梁钊韬的建议是个一揽子计划，这个计划从各方面作了广泛的评论。
对于梁先生和中山大学都是幸运的是，中山大学校长本人研究过人类学并对这个建议充满同情。1980年初，大学党政领导同意了梁先生的计划，梁先生就人类学系之所以批准建立，谈了他自身感受的三点原因：（1）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人帮跨台之后，社会科学开始复苏，人类学的重建正是包含在这个大潮流之中；（2）中山大学以前有过人类学系，所以它只是恢复自己在这一领域原有的地位；（3）中大已经有民族学和考古学所需的师资力量。“历史条件已经成熟，人力和政治条件都有利”。
虽然中大同意了建立人类学这一“新学科”，而是否在新成立的系里开设民族学专业则将由北京来做决定。对于整个计划，学者与行政官员中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因此梁在复兴过程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去了北京，他要亲自为民族学和人类学的重建据理力争。梁钊韬见到了教育部的主管领导，用了一晚上时间和他谈自己的计划、过去做的工作以及中国为什么需要人类学。梁回忆道，自己对那位领导说：“别的国家都有这门学科，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有？我们有这么辉煌的文化，这样众多的人口，我们为什么不能有人类学？我们中国人必须自己研究十亿中国人！我们必须研究我们众多的资料！如果我们不研究，谁来研究？我们绝不能把这一学科让给外国人！要让人类学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就这样，北京批准恢复民族学独立学科的地位，并且在中大成立人类学系。在1981年的农历除夕，梁收到通知说他可以成立自己的人类学系，多年努力终于成为现实。那一年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梁先生邀选为中国文化人类学领域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他也是中国唯一一位由中央政府任命的人类学博士生导师。文化人类学作为一个博士生培养方案包括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和体质人类学等课程。
梁先生不只把杨成志教授创办的人类学系恢复过来，而且办得有声有色，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正如他所说：“把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办成具有中国特点的新型的教学和科学研究阵地，为我国四化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
创办一个系不仅要有办系的思想，还要有办系的物质基础，梁先生在筹办复系的过程中，还设法筹办了博物馆和教学楼，博物馆要收集展品，教学要有楼宇，梁先生多方奔走，搜集和加强外联，以求减轻学校的负担。例如他收集到康有为从外国运回的大理石雕刻十余座即为一例。
（二）人类学研究的成就
梁钊韬教授对人类学的贡献，主要还体现在他的人类学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