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奕
在英美的学术传统当中，考古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四大组成部分之一，是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手段和人类学研究方法来探寻古文化。尽管人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在其短短的发展历程中却演化出多个理论派别。考古学就是在人类学理论的渗透下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交相辉映。
从近代考古学的产生到近几十年来名噪世界的新考古学，考古学产生、发展的过程一直受到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的直接影响，客观上促进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也带动了考古学技术、方法的进步，最终深化了对考古学遗存中的社会文化的认识。考古原本不是中国本土的学问，它是随着20世纪初期“西学东渐”的热潮传入的。但是，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核心的近代考古学的技术和方法传入我国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上再度长期隔绝于欧美人文学术之外，包括人类学、民族学上的一切合理内涵。虽然建国以来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工作相继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从史前到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时空空白基本上得到填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成就，精细的地层学与遗迹处理技术在国际考古学界堪称领先，新中国的考古学被誉为“黄金时代”。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考古学陷于传统史学的框架中，主观上排斥考古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的沟通，直接造成考古学理论的匮乏和考古学文化认识层面上的单一性。“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有一位著名学者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理论上的缺陷，提出中国的考古学迫切需要建构新的现代考古学的理论框架，主张把考古学与人类学的整合引入到对中国丰富的史前考古材料的研究当中。这一举动不仅引发了中国考古学史上的第二次“西学东渐”的热潮，而且也为西方打开了一扇认识和了解中国文明的“窗口”。这位学者就是近代享誉海内外的世界著名美籍华裔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
一、生平介绍
张光直（Kwang-chihChang）（1931～2001），原籍台湾，为台湾新文学健将张我军哲嗣。1931年4月15日生于北京，2001年1月3日柏金森病病发在美国麻塞诸塞州病逝，享年70岁。
张光直早年曾经在四六事件中被逮捕，后来获释。1950年考入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当时就如此称谓），1954年毕业，受业于著名的发掘安阳殷墟的学者李济先生，其学士论文主要是对龙山文化进行探讨。1955年负笈留美，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进修，跟随莫维斯（H？MoviusJr．）、克罗孔（C？Kluckhohn）、魏利（G？R？Wiley）和瓦德（L？Ward）等人学习，完成了研究生的课程，于196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61年至1977年间曾历任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讲师、助教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等职。自1977年起，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任教授，从1981年至1984年担任系主任和从1986年至1989年担任东亚研究安理会主席，还兼任皮保得博物馆的馆员和约翰？哈德逊研究所（J？E？HudsonResearch）考古学讲座教授以及许多学术研究组织的成员。1974年获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获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0年获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1987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名誉博士学位，并担任厦门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帮助建立了“台湾史研究所”。一直以来，他还保持与台湾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长期合作关系。1994年更是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主持日常的学术事务。在担任副院长期间，他负责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整合和发展工作，曾于民国五十八年（1970年）和六十一年（1973年）回台湾主持“台湾史前史研究”和“台湾省浊水溪与大肚溪流域自然史与文化史科际研究”两项大型研究计划，为台湾古代历史文化的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台湾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先生的研究专长为考古人类学，在美国任教三十多年间，一直致力于考古学理论和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并且从1951年开始，就参加了田野考古工作，除了大陆和台湾的田野考古以外，还参加过北美和法国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获得了由人类学外交协会颁发的杰出服务奖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露西沃顿奖章。1996年，先生还获得了由美国亚洲研究学会颁给的杰出贡献奖。
张先生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和数据，对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和文化有极为深入的研究。曾先后出版专书十余本，论文一百多篇，他的许多重要作品都是用英文发表在美国的，其中有些已经被译成日文或韩文，国内近年也有中文版本陆续被译成和出版，如《考古学——关于其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再思考》、《美术、神话与祭祀》、《商文明》、《中国青铜时代》、《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等等，深受国内读者的喜爱。其中《古代中国考古学》（《TheArchaeologyofAncientChina》）一书是世界范围内影响巨大的考古学教材，也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上古时代历史文化的最主要著作。
总体而言，张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独特贡献是：结合人类学理论，开创聚落考古（settlementarchaeology）的研究；东亚新石器时代及国家的形成，特别是对夏商周三代和台湾史前史的研究。他对现代考古学理论的贡献已深入影响到美国考古学的各个方面。数十年来，他为西方学者提供了中国考古信息的第一手材料。而他对中国考古学家也同样的重要，经常在中国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将当代文化人类学及考古学的理论以及方法应用在中国考古学领域中。
张先生一生心系中国考古学，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让这一学科走向世界，使这一区域性的知识具有全球的意义，并为此竭尽全力。他的高瞻远瞩，实在令人钦佩。可惜晚年深受帕金森氏症所苦，壮志未酬，学界深表惋惜，但作为后学的我们会永远纪念张先生为中国考古学所做出的贡献。
二、主要著作及其主要内容
（一）《古代中国考古学》（《TheArchaeologyofAncientChina》）[1]
这部著作原是张光直先生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是一部在中国考古研究领域内产生了世界范围持续而深远影响的书。该书自1963年以来先后曾有三版。1986年，第四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虽然沿用旧名，但许多内容和解释都和前三版的内容迥异，即增加了新材料，提出了新问题，发挥了新观点。正如作者在该书卷首所说，这是一本全新的中国古代考古学著作。该书出版后，不仅好评如潮，而且几乎成了所有非中文世界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考古学、上古史的教科书和参考书。它的引用率之高，恐怕罕有其匹。应该说，这是一部海外学术界关于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代表作。由印群先生翻译的最新版（第四版）的中文译本——《古代中国考古学》是原著的中文的第一个全译本，也是迄今为止涵盖面最广泛且讨论最深入的、了解中国古代考古最为精彩的一本书。
全书的基本方法论是五十年代在美国盛行的聚落形态的研究方法（thesettlementpatternsapproach），这种研究法把考古遗址当作聚落看，将聚落当作社群看。用这种方法来整理考古资料，主要的目的是将“物”在概念上转化为“人”。所以考古学的“资料”就转化成人类学的“现象”。以人类学的现象作研究的基本材料，我们便可以直接地分析文化差异与变迁的程序和因果关系。张先生在这本书里，除了将考古材料分类排比以外，还同时讨论了文化差异变迁的程序与因果关系。这本书既然是用西方的观点整理中国资料的一种尝试，它便成为全世界区域考古的基本参考书之一。
关于中国古代考古学的整体框架及特征，作为原始文明代表的夏、商、周“三代”如何首先迈进了文明的门槛，这些对其周围地区文明的起源及影响范围和作用基础，以及夏、商、周“三代”以外的最早文明的起源等中国远古文明起源问题在本书里都有细致而详尽地科学分析。
本书所使用的考古材料的出版年代到1985年底为止。自1986年到今天，考古出版品中又积累了许多年的新材料，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到全书的结构和区域多元性的新诠释框架，只是在很多点和面上使我们对个别文化的了解，要丰富了许多。
全书共分为七个部分，即旧石器时代的基础；早期的农人；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中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中国文明相互作用的范围与基础；最早的文明：夏、商、周三代；“三代”以外的最早文明。
作者在开篇第一章“旧石器时代的基础”中指出，“根据传统的中国历史所据以建立的传说，原始时代的世界由一长串贤明的王统治着，有三皇五帝。这个序列延续着，从最初的历史时期到公元前二千年代，其中包括三代时期——夏、商、周。这些古代圣哲统治时期的积累年代的确将传说中的中国古代史开端置于更新世时期。然而，在科学的更新世考古学中，人类及其文化遗存必须出自更新世地层中才能据以为信，在中国直到1920年才从可信的更新世地层中出土了古代文化遗存。”为了展示这些遗存的特征并了解经历了漫长时光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的变化，他利用了近65年的调查材料来描述中国在更新世的地质和生物的主要特征及其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的经过以使古人类及有关文化被置于适当的生态学和年代学范畴中。
第二章“早期农人（8000～5000B．C．）”作者叙述了近几年在华北、华南出土的一些新材料，例如，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较重要的新发现，集中在长江中游两处，其一是湖南北部的澧水流域；另一处是湖北西南部枝城市（原宜都县）的几处遗址；又如华北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两处：河北省中部徐水县南庄头遗址以及河南省南部舞阳县的贾湖。值得注意的是，从以上几个遗址中发现了农耕时代才有的稻米和绳纹、刻纹陶器，经过考古学家与许多自然科学家的进一步研究，证明了“全新世初期从旧石器的渔猎采集时代向新石器农耕时代的转变。”
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描述了华北新石器时代（公元前5000～3000年）区域文化以及华南新石器时代（8000～5000B．C．）区域文化的发展。文中列举了大量的材料，其中不乏举世闻名的文化遗址，例如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内容丰富而详实。
在概述了中国的几个区域内的有关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资料后，作者指出中国各地区的史前史有两大发展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各地域文化在分布上适时地变得更加广泛，其彼此间的相互影响得以强化。第二个趋势是每一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变得日益复杂、相异，社会分化加剧，该趋势使得这些地区建立了文明。
在第五章中，作者再次追溯了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各地域文化之发展，并指出关于其相互关联的基本迹象。然后，继续从公元前3000年代开始逐一地区地验证其向文明的过渡，这已被一系列新的考古文化所证实。作者还借用了约瑟夫？R？考德威尔的“相互作用范围”这一概念来说明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文化相互作用之范围的形成。随即点出龙山及其相关文化是“迈向文明的门槛”。
第六章中概述了已知的中原最早文明——夏、商、周三代的考古资料，其中包括文献资料上所载的以及传说中的早期历史。试图说明“夏、商、周三代之间的争斗（一方偶尔凶猛地战胜另一方），并非不同性质的文化甚至不同种族间的斗争，其主要是同一文化体系中不同的亚文化体为了掌握政治支配权而进行的争斗。尽管其各自有着明显的枝节上的差异，可是从早期文献中所反映出的夏、商、周的特点来看，它们属于同一文化的不同变体。”也就是说，我们强调所谓的“三代”，并非是由一个独一无二的高度发展的文明中心在四周野蛮人的包围中所构成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序列，更确切地说，“三代”应该是一个并行的相互联系的地域性发展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伴随着重心的转换。从而来说明“文明”出现的社会及文化发展进程，发生于一个并行的地域文化序列的框架内，其范围是在中华文化相互影响的文化圈内。
在第七章中，作者简要核查当前关于这些中原周边地区在公元前二千年代的考古研究状况，当时这些地区的居民可能是中原地区居民所称的夷、蛮、戎、狄族。这五个地区是山东和苏北、辽河流域、陇东、长江下游、长江中游盆地。这些周边地区中有许多与中原地区进行了相互交流，不仅对双方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使得这些地区逐步进入了文明阶段。
结语部分，作者总结道：在中国文化相互作用的范围内，公元前2000年代是文明时代。已发表的考古资料表明，夏、商、周“三代”（皆为黄河中游龙山文化的后裔）首先迈入了文明的门槛，其周围地区——山东、蒙古东部、东北南部、甘肃、长江中下游亦在不同程度上效仿。不过，核心区与周边地区仍然存在着差异。到了大约公元前1000年，文明的迹象随处可见，看起来它们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即使每个地区都独具特色，所有的地区也都出现了相同的主题及风格。整个中国文化相互作用范围内的文明发展模式在此前的几千年就已被确立，该发展史中的两个突出要素值得我们在这里探讨。我们所概括出的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第一个重要因素是文化的相互作用范围及其每一组成地区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是辨证的。这些地域文化已开始扩张、并相互作用到了足以使我们能够在延续发展的地域文化之上识别出一个大的相互作用范围。这些地域文化已经相互接触，相似的物质文化开始跨地域出现，仿佛它们已通过相连接的血管，流入了彼此的体内并相互融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融合（相互作用及相互影响）得以强化。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第二个突出的要素，是在这漫长的发展序列（不管是在每一具体区域内，还是在相互作用范围的总体上）之中，政治领域是文化的突出方面，以文明的出现而达到顶峰的阶级分化，最初可能是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