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中国青年学子远赴欧美，受教于世界著名的人类学大师，接受了较为完整的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正规学术训练，初步形成了以后中国人类学及相关学科发展的基本阵容。这些中国人类学的先驱者们回国后，即开始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宣传和普及推广工作，他们或开办讲座，或设立课程，或撰写文章，向知识阶层和社会各界介绍这一新兴学科。中国人类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出现之后，在短时期内得到迅速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这批已经掌握了国外学科发展的最新状况的学者，他们既进行科学理论的思辨，又积极从事田野调查工作；既介绍国外学术思想和理论流派，又加以分析和综合，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学术对话，推动了学科体系的建立。其中，吴泽霖教授就是其中一位对中国人类学发展影响深远的学者之一。
一、 吴泽霖生平简介
吴泽霖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吴泽霖教授对我国人类学、社会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泽霖，江苏常熟人，生于1898年10月28日。他自幼聪颖勤奋，14岁时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1922年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密苏里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1927年，吴泽霖以他的博士论文《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在留美学习期间，他除主攻社会学外，还系统学习人类学、统计学、心理学、市政学、哲学、政治学和美国史等，为后来从事跨学科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同年，吴泽霖游学欧洲，考察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社会情况。回国后，任教于上海大夏大学，先后兼任上海大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20世纪三十年代，他还先后兼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社会学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学海外文化事业部主任、教务长等职。抗战期间，吴泽霖随大夏大学内迁贵阳，开始了八年的艰苦流亡生活，但从此也揭开了他一生中重要的学术转型——他的学术视野开始投向少数民族。1941年，因贵阳遭日军空袭时吴宅被毁，吴夫人病亡，吴泽霖先生辞去大夏大学教务长职务，接受清华大学聘请，应邀到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期间曾主持昆明译员训练班。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吴泽霖随清华大学迁回北平，任社会学、人类学教授兼教务长和人类学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院系调整，社会学系被取消，吴泽霖调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1953年调往西南民族学院任教，并主持筹建了该校的民族博物馆。1956年，党中央为了尊重人才，使各专业人才工作对口，委派吴泽霖先后主持中央民族学院和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领导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工作，具体负责贵州地区的调查。他欣喜地接受任务，以花甲之年不辞劳苦，和费孝通等一起深入贵州少数民族聚居的边隅调查探访。1958年秋调北京民族文化宫参加筹建工作。1960年调回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文革”期间，吴泽霖教授遭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197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吴泽霖落实了政策，回到了北京。恢复工作后，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1981年他被南开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1982年，根据他自己的志愿，调任中南民族学院教授，直至他去世。此间，他还于1985年被贵州民族学院聘为兼职教授。当时中南民族学院正值复校革新之极，急需专家支持，诚意聘请吴泽霖前往武汉任教。他这时已年逾八旬，但仍怀着如当年支持大夏大学一样的心情，来到了炎夏酷热的江城武汉。来到中南民族学院，是吴泽霖人生的最后一站，也是他的事业最为辉煌的时期。早年，他就强调民族博物学的重要性，一心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民族学博物馆。并曾到日本和西方国家参观其规模巨大的民族学博物馆，而民族学博物馆在我国还是个空白，为此他深感遗憾。来到中南民族学院后，他又重新提出这一建议，经上报中央终获批准。吴泽霖亲自参与设计和审查图样，终于用5年时间，在中南民族学院内建成我国第一所民族学博物馆。其建筑形式采用民族风格，精致典雅。此馆落成后，曾邀请日本及西方国家学者专家前来参观，赢得一致赞扬。
1987年，吴泽霖以89岁高龄光荣地加人中国共产党。适值这年又是他执教60周年，双喜临门，曾轰动一时。尤其因他是一代宗师，当世名儒，在垂暮之年人党，在许多知识分子的心中激起层层波澜，影响特别深广。
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学学会、中南民族学院共同举办的“纪念吴泽霖执教60周年和90诞辰的庆祝大会”上，贺客如云，贺函、贺电交驰。他的亲朋、门生等，如雷洁琼、钱伟长、费孝通、周培源、谢冰心等，均来电祝贺。至于门下弟子，遍布五大洲、不计其数。湖北省省长以及各有关部门领导人均亲临致贺并参观了吴泽霖的学术著作成果展览。在答谢宴会上，吴泽霖致谢词中有一段话十分精辟，他说：
“我常想，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好像躺在一架天平上，天平的一头是我们的父母、老师、社会为抚育培养我们的祛码；天平那一头是我们应当给社会所作的贡献。我们要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父母，最低限度要使天平两端取得平衡……我现在估计一下自己，国家、人民给我放下的祛码够重的了，而我所作出的贡献，作为祛码并未将天平两端压平，我仍然欠下了人民一笔债。”
这就是后来在学术界传诵一时的吴泽霖的“天平人生观”。
1990年8月2日，吴泽霖因患肾癌医治无效，在武汉梨园医院逝世，享年92岁。吴泽霖临终时，留下遗嘱将自己积存的一笔稿费捐赠给学院，作为优秀学生的奖学基金，并念念不忘尚未完成的事业。
由于吴老对我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开创和发展以及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先后被选为中国人类学会、中国民族学会、中国社会学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北京市社会学会等学术团体的顾问和湖北省社会学会名誉会长。
二、主要作品介绍
1．《现代种族》
《现代种族》是吴泽霖的代表作之一。《现代种族》一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人类种族及种族问题的论著。其中论述了种族的产生和意义，批判了种族不平等的谬论，而且还以超前的眼光，察觉中国人口必然过剩，预先提出节制生育的问题。此书发行后，影响甚广，深受中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吴泽霖教授是一位旗帜鲜明的反种族主义者。在1932年出版的《现代种族》一书中，他从三个方面对种族天生不平等的谬论展开了批判。第一，以人类的体质特征不同来划分种族优劣是极不科学的。他认为，就某些具体体质特征而言，每一种族均有可能在某几个特征上表现出进化程度较高，而在其他一些特征上进化程度较低。因此，“就某些体质特点来判断一个人种的进化程度，从而断定其优劣素质，是极不科学的。第二，按文化高低来断定种族优劣同样是行不通的。文化是极其复杂的综合现象，有物质的一面，也有精神的一面，文化的中心是随着时代而移动的。他认为，文化有起伏是历史的规律，其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决不是一种因素，尤其不是种族因素所能解释的。第三，吴泽霖教授认为种族歧视有其心理基础，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自傲情结，即我群常排斥他群。吴泽霖教授用中外大量事实说明，种族间在心理上是有区别的，但这无法证明心理上的优秀或低下。他由此得出三条重要结论：其一，一个种族的人决不能比其他种族内所有的人的智力为高；其二，智力是复杂的丛体，可以分析为若干单位，每一种族总有他们的特长，绝没有哪一个种族能够包揽所有的优点；其三，智力测验虽然已有相当的成绩，但测验的结果仍不能说完全可靠。由此他得出结论：“各种族间有很大的差异，有很明显的区别。这些区别和差异都是适应环境的结果，与种族的品质没有多大的关系。种族间本来无所谓优劣，一般以种族自豪的人，为了要维护他们主观的情感，或图餍足他个己的偏见，才去挂了科学的招牌，武断地倡立了种族阶级说。但是，一经真正科学的分析，这种学说便无立足的余地。”，现在，古人类学家和分子人类学家已经从化石和人类的DNA分析中得出了人类起源的唯一说，吴泽霖教授这60多年前的论断，竟能与当前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研究结论相符合，足见他对科学的坚定信念，以及他所作的科学研究是具有何等强劲的生命力。
2．《人类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05-01）
1991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人类学辞典》，是吴泽霖教授晚年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一部杰作。这部辞典收辞10630条，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人类学辞典，其内容涵盖了人类学中体质、文化、考古、语言等分支领域，再现了20世纪80年代国际人类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充分展示了他对人类学各分支学科和邻近学科知识的娴熟运用和驾驭能力。
3．《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中国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11）
本书是吴泽霖教授1927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中译本由傅愫斐等译、应琳等校。全书除“代序”（费孝通）、“序言”、“参考书目”、“注释”、“后记”外，正文计9章、292页。全书共26万字。
20世纪20年代是不同种族群体、不同文化水平的民族以不同方式进行频繁交流的时期，也是西方种族主义思潮泛滥和白人至上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为了解剖种族主义在当时号称最为民主的美国社会中的表现，探讨可能解决种族主义这个困扰人类社会的大问题的途径，吴泽霖教授毅然决然地向这个最敏感的领域发起了挑战。
吴泽霖在《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一书中，用大量的数据和调查事实，生动地描绘了20世纪初美国社会中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完整图景，为人们更好地了解美国种族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科学的资料，也为人们进行理智、科学地改善种族关系，解决种族矛盾进行了全新的理论尝试。据作者自述，该书“不拟探讨心理学方面的种族态度，只想表明非犹太教美国白人在种种人类关系领域里如何对待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序言”）。为此，书中专门探讨了美国人对待黑人、犹太人、东方人的态度及其比较，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根据反对的程度，依次是黑人、东方人和犹太人。本书还提出了一些解决美国种族问题的建议。
4．《贵州苗夷社会研究》
《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是一本由吴泽霖、陈国钧主编的研究贵州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论文集。1942年8月作为“苗夷研究丛刊”之一种由贵阳文通书局印行。这本文集收集了吴泽霖、陈国钧、李植人、杨汉先、张少微等著名学者从1938年到1942年间在各种刊物、报纸上发表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各种刊物、报纸上发表的论文51篇（其中附录6篇），全书20余万字，内容涵盖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地理分布、语言梗概和习惯法等。本书收集的论文绝大部分是作者亲自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作民族学田野调查的成果，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了解贵州的经典作品。
可惜该书自出版以来，因为发行量太小，加之战争年代社会动荡又使很多散落遗失，故而留存于世的也寥如晨星。2004年民族出版社将其重新整理出版。
《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对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人来说仍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首先，本书收集的论文都是作者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在贵州民族地区实地考察研究的成果，文章所描述的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生活、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内容，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其中的许多内容时至今日早已面目全非乃至消失（而且这种变迁还在一刻不停地进行着）。我们要了解半个多世纪前贵州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风土民情，要对比贵州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这本书自然是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其次，作者大多是社会学、民族学或语言学等方面的专家，他们不仅专业基础扎实，学术功底深厚，而且他们中许多人早年都曾到国外留学，在国外接受过系统全面的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等理论的学习和训练，所做的文章在理论和方法论上都是前人所无法相比的，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第三，他们对待贵州少数民族，都能以文化相对论的观念代替以往所谓的“异族文化”或“另类文化”观，努力摒弃大汉族主义思想，尽力避免文化中心主义的理念，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对少数民族的同情之心、怜悯之情，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
第四，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积极提倡学以致用，学术为现实服务。
最后，以贵州世居少数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做到重点突出，有的放矢，这是本书一大特点。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有49个民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其中世居少数民族有17个之多。贵州还是苗族、布依族、侗族、仡佬族和水族最集中的集聚地。在贵州的这几个民族的人口分别占全国统一民族总数的50％～90％以上，除仡佬族外，这几个民族又主要分布在贵州的毕节、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等几个地区。我们从《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中的文章不难发现，当年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的田野调查的重点也是这片区域，研究的重点也正是上述几个民族，这绝非巧合。抗战时期经费十分紧张，如何把有限的经费用在最亟需的地方，这是当年的学术前辈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所以他们在计划开展田野工作的时候，必定是经过周密部署和精心策划，否则就不可能抓住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的重点。本书以贵州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做到了重点突出，有的放矢，完全抓住了问题的重要矛盾。这既是学术前辈的先见之明，也是本书一大特点，故而价值倍增。
毋庸讳言，由于时代的局限以及作者立场的不同和进化论模式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书中某些观点、提法并非完全妥当。如沿用前人的观点，以苗族的服饰装扮为标准，将苗族分为所谓“大花苗”、“红苗”、“青苗”、“黑苗”等，以客位的族群划分方法进行分类，而没有用这些族群的自称去命名他们。这些都是需要读者认真加以甄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