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用大量的数据和调查事实，生动地描绘了20世纪初美国社会中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完整图景，为人们更好地了解美国种族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科学的资料，也为人们进行理智、科学地改善种族关系，解决种族矛盾进行了全新的理论尝试。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无论是早期还是当代中国的人类学者，主要致力于国内民族问题的研究。而吴泽霖先生却是不多的对世界民族问题展开独到研究的人类学者。
中印边境争端时期，他和潘光旦、费孝通、吴文藻等，受外交部委托，从事收集和翻译有关中印边境和帕米尔地区的历史地理、民族外文资料。事关国界与外事，责任重大，他们日以继夜地伏案工作，历时两年圆满完成任务。在此期间，他先后翻译并注释了《帕米尔高原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英文参考资料汇编》、《阿帕塔尼人及其邻族》、《苏班什里河流域的达夫拉族》等数十万言的译著。
20世纪80年代，吴泽霖先生继续了他对犹太民族的研究。他又根据最新资料，写出了种族与种族歧视、犹太人问题等多方面的文章，坚持了其一贯立场，引起海内外人士的高度重视。如他为潘光旦教授的遗著《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所写的序言——《犹太民族画卷中的一幅重要画面》就是一篇关于犹太人的高水平的论文，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称赞。美国学者SidneyShapiro曾将它译为英文，编入1984年出版的《旧中国的犹太人》一书中。《就犹太民族历史问题答克伦普纳先生》也曾被多处转载，并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表。SidneyShapiro美国学者曾这样高度评价：“八十多岁高龄而仍健康的吴教授，是社会人类学家，是中国民族史权威”，“他对这种种族和宗教上的启示所作的分析、简介，现在中国学者中实属凤毛麟角的。”
2．民族学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美国著名学者克鲁伯曾将人类学者形容为“一个有博物馆的社会学科学家”。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早期历史中，这些林林总总的标本室、陈列室或是博物馆，正如李亦园所言，他们的存在已不只是客观地展示各民族的文化内容，更是主观上表达出人类学家对文化现象的基本看法及其研究旨趣。
而吴老就是我国当之无愧的民族博物馆事业的创始人和最有权威的“民博”专家。他为我国民族学博物馆的创建和民族博物馆学的创立，作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为中国民族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泽霖很早就留意于民族文物的收集整理。1931年，吴泽霖在大夏大学设立社会学教研室，专事收集如图腾模型和原始民族用具等实际材料及调查图表。1937年参加国民政府行政院主办的京滇公路展览期间，吴泽霖一路（同时在皖赣湘黔滇川等省搜集各种文物）收集各种民族文物，并拍摄风光习俗照片百余幅，回沪之后，举办公开展览。
战争期间，大夏大学西迁到贵阳。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又为开创一个新的学科——民族学博物馆而竭心尽力了。早在贵州、云南做民族调查及参加民族工作考察的时候，吴泽霖和他的同事在田野调查的同时，吴老就大量地收集了西南少数民族的珍贵文物和资料，他们成立的“苗夷文物陈列室”共征集苗族文物1000余件，在贵阳举办了三次民族文物展。
1941年吴泽霖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除在云南组织一批人到各处进行调查外，还征集民族文物，在清华大学驻昆明办事处公开展览。以后，这批文物被带到清华大学，存放于清华大学人类学系文物陈列室。抗战胜利后，吴泽霖还说服清华大学校长，以重金收购了从台湾运回的高山族文物。在清华大学，他建立了“民族文物室”，抢救和珍藏了一批珍贵的高山族文物。解放后，这些文物移交给中央民族学院扩建的民族文物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北京等地举办了一些民族文物展览，向各界宣传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这其中是与吴泽霖的指导和积极参与分不开的。1949年11月初，由吴泽霖主持，清华大学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举办了台湾、西藏、西南少数民族文物展览。1950年6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北京举办了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展览。同年10月，在北京建立了一个临时的中国各民族文物展览馆。吴泽霖等民族学家积极参与了在北京等地举办的民族文物展览和陈列工作。吴泽霖将在贵州参加中央访问团期间搜集的文物与在北京各单位的一些文物汇集起来，在马学良、李有义、庄学本等人的协助下，在北京故宫举办了“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图片展览”。在北京故宫，他主办了“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图片展”，周总理、朱总司令观看了展览并以很高的评价。闭幕不久，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建了中国民族博物馆筹备处，吴泽霖担任主任。1959年，吴老参加建国十周年民族工作展览，为民族文化宫的筹建奠定了基础。此后，吴老一直兼任北京民族文化宫和中国民族博物馆筹备组顾问。
吴老为我国民族博物馆事业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在他亲自指导下，征集了上万件民族文物，创建了西南民族学院文物馆。1951年，西南民族学院建立伊始，时任西南民委主任兼院长的王维舟倡导开展少数民族文物征集工作，将西南少数民族访问团及少数民族人士向西南民委献礼的全部民族文物拨给学校收藏。1952年9月，学校正式成立民族文化陈列室，是为博物馆建馆之始。1953年，吴泽霖教授到校主持民族文博工作，并着手建立各项文博陈列、收藏、管理制度。
1982年来到中南民族学院工作后，吴泽霖为我国第一所民族学博物馆的建立付出了自己的心血。中南民族学院民族学博物馆就是在他1982年到武汉后亲自筹划下一步步建设起来的，至今已成为国内一所特点鲜明、学科性强、陈列科学、内容丰富生动的知名博物馆，受到参观过的所有中外专家的一致好评。
吴泽霖是我国民族博物馆的创始者，也是民族博物学的理论家。他所撰写的《关于少数民族文物的一点认识》、《论博物馆、民族博物馆和民族学博物馆》等是我国民族博物学的权威性的著作，详尽地阐述了它们少数民族文物、博物馆的含义、功能、分类及他们彼此之间的隶属关系，并引证了欧美等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演变和现状，绘出了建设符合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博物馆事业的蓝图，打开了人们的思路，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吴老又为民族学博物馆的研究和建立，付出了奠基性的劳动。对于民族文物的收集，他认为：“我们进行少数民族文物的收集，经过整理举办展览，为的是通过直观教育来增加民族间的了解，加强民族团结，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隔阂。……今天我们的民族文物工作不但是有人民性的，为政治服务的，而且也是直接为科学研究服务的。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各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各民族的社会性质的研究，到今天为止还是很不全面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通过民族文物的研究也会有助于这些问题以及历史学和民族学上其他问题的解决。”对于民族博物馆和民族学博物馆，吴泽霖教授还有更高的期盼：“当今，世界性的旅游热潮正在涌进我国，各地的博物馆无形中成为国际友人了解我国的一个窗口，它们既承担起介绍国情的任务，同时也应无声地进行国际主义的宣传。……两付担子，同时肩挑，这是它今天面临的一种挑战。”“民族学博物馆主要是为科学服务的，它是一种传播知识的专业性的博物馆，是建立在民族学的基础上，同时也依附于民族学而存在的。……每种科学负有两种使命：一是使本学科的知识理论不断深化；二是将已有知识广为散播。在民族学科总的范围内，民族学主要承担了第一使命，第二使命则由民族学博物馆来肩负。吴泽霖教授关于“世界性的旅游热潮正在涌进我国”的预言已经或正在实现，民族博物馆事业也在有些省份如云南、广西等地有了长足的发展。
费孝通高度评价了吴泽霖对民族博物馆的贡献，认为“吴泽霖先生一生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专业是我国少数民族博物馆事业。”“少数民族的文物能在博物馆中取得应有的地位，据我所知，是从吴泽霖先生开始的，”他到哪儿，民博事业也就到哪儿。
3．人类学教学、科研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一个学科的发展，离不开相关学科的教学机构和研究机构。吴泽霖先生一直十分注重学术机构的建设与学术刊物的创办。早在大夏大学任教期间，1931年初他就在大夏大学创办了社会学教研室，还组织了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组织——东南社会学社、第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学组织——中国社会学会，先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社会学刊物——《东南社会学刊》、第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学刊物——《中国社会学会报》。大夏大学内迁贵阳后，抗战时期，大夏大学从上海迁往贵阳，在吴泽霖的主持下，大夏大学于1938年建立社会经济调查室，附属文学院，一年后改名为社会研究部，着重进行贵州境内的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研究。他们编辑有《社会旬刊》40期，《社会研究》55期，并出版有《民族学论文集》第一辑和《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两书，既开拓了民族研究领域，又培养了民族学的教学、科研方面的专门人才。
20世纪40年代，他在清华大学主持教务工作时，就在清华大学设立了人类学系。清华大学人类学系设立于1947年，隶属文学院，由吴泽霖任系主任，胡庆钧、李有义先后任教。该系注重研究东方缅、藏等族的文化和语言，课程一般以上与法学院社会学系相同，另有普通人类学、语言学、地质构造、古生物学、边疆区域地理等。该系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关系较为密切，教师经常在两系讲课。在吴泽霖的努力奔波之下，1948年人类学系于社会学系、哲学系、建筑学系合办了文物陈列室，收集了古铜器、陶器及西南少数民族衣饰等文物。
20世纪80年代，吴泽霖先生到中南学院工作之后，组建民族学博物馆和成立民族研究所，培养出一大批人类学研究的人才，其中不少人已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骨干学科带头人。
4．人类学知识的应用与普及
人类学并非一门书斋学问，而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在吴泽霖的学术生涯中，我们可以看见，他不光努力的研究“他者”，还一直身体力行的关爱着“他者”。注重田野调查，为促进社会进步服务。他之所以致力于民族学的研究，并成为我国民族学界卓有成就的前辈学者，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自身强烈、自觉的爱国热情以及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感、使命感分不开的。
如他对贵州少数民族研究，并没有囿于纯学术研究的藩篱，而是结合抗战的现实，认为贵州数百万少数民族同胞是实现“抗战建国”目标的重要力量。他们提出了要团结贵州的少数民族，就必须提高他们的素质，要提高他们的素质，就必须改变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落后面貌的主张。积极向行政当局提出诸如改进少数民族落后的生活方式、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破除陈规陋习等等，如他曾经主编了《贵州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十四卷，约四十余万言，曾受到当时教育部的表扬。尽管有些观点仍可商榷，但这些意见和建议在六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