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科普读物低碳城市:让我们的城市轻松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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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为了人类共同的环境(5)

开幕式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布尔发言伊始,便向人们转述了小男孩尼·莱对真实经历的描述,这个小男孩正是在飓风灾害中永远失去了父母和弟弟。

“妈妈抱着弟弟,姐姐抱着妹妹。风和雨越来越大,大水涨过了河岸。我们踩在泥地里,这样就不会被大水冲走了。当水开始升到爸爸胸部,我们决定爬到树上去。突然,因为风太大,树倒了,我和爸爸妈妈被分开了。”

“我紧紧地抱着一根树干,漂在水上。雨真的很大,淋在身上好疼。我整夜都漂在水上,我吓坏了。我找不到妈妈、爸爸和妹妹。”

现实中,数星期后,尼·莱终于和姐姐、妹妹还有奶奶团聚了,却永远失去了父母和弟弟的消息。

德布尔说,当天开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正是为了让类似尼·莱的遭遇不再重演。

在未来的两个星期内,来自全球192国的代表将为长达2年的气候谈判提出有效可行的协议,虽然各国之间仍存在不少分歧,但是前联合国官员纷纷对谈判前景表示乐观,并希望谈判结果如开幕词中所指近在咫尺。

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开幕的同时,一份由1000万名全球网民签署的网上联署亦送到会上,呼吁与会领袖致力达成“公平、积极、具约束力”的气候条约。

德布尔亦表示,与会各方应利用现有谈判成果,转化成切实的行动。

此次持续12天的会议全称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纠方第十五次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第五次会议”。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到期的背景下,国际社会需要重新安排温室气体减排,就2012~2020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达成新的协议,为今后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指明方向。

京都保卫战:“双轨制”PK“单轨制”

在哥本哈根会议的许多会场,经常可见两个并列的会议室,一个门上标着KP,一个门上标着LCA,这是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典型的“双轨制。”

一个就《京都议定书》附件一指定减排目标的发达国家制定2012年之后第二承诺期的减排义务进行谈判和磋商,一个则是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广泛国家的合作行动进行谈判。

根据2007年达成的《巴厘路线图》,目前的气候变化谈判应当坚持“双轨制”,即《京都议定书》下的谈判以及发展中国家和未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就长期的、更广泛的减排行动进行谈判。

尽管在谈判过程中,发达国家口头上表示坚持“双轨制”,但实际却一直在拖延《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下的谈判,试图达到以单轨制取代“双轨制”的目的。

《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应接受强制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自愿减排,但发达国家却试图抛开《京都议定书》另起炉灶,缔结一份包括美国等所有国家在内的单个法律文件,逃避自身责任并让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减排义务,实行所谓的“单轨制”。

12月7日,欧盟集团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希望哥本哈根会议能在《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包括其要素的绑定的法律协定。其意就是希望建立“单轨制”,通过达成一个新的协议,将两者合并,并能够将发展中国家也纳入其中。

发达国家主张的“单轨制”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均表示《京都议定书》不可替代。

“我们反对再搞一个具有法律约定的文书,将发达国家的义务和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捆绑到一起,这违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苏丹代表如是明确表示。

“我们不会让步,不会忘记发达国家对气候造成的影响”,阿尔及尼亚代表非洲集团发言时称,《公约》不应受到破坏,《京都议定书》绝对不能终止,非洲集团要求举行透明的、公平的高级别会议。

当地时间12月7日下午,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坚持要求实施双轨制,哥本哈根会议应按照公约、议定书及《巴厘路线图》“共同但有区别义务”的原则,分别对公约和议定书作出决定。“如果取消京都议定书进行并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双轨制是发展中国家的根本要求。”哥本哈根的产物会是《京都议定书》的替代物?还是《京都议定书》的延续?抑或是《京都议定书》的“同胞兄弟”?

随着会议的深入,哥本哈根会议上的争论却愈加激烈,会议陷入了艰苦的谈判。

车轮大战:艰难的谈判

两周的谈判,是一场对智慧、谈判技巧和身体极限的多重考验,虽然中国为了此次谈判,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并派出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百人代表团谈判阵容,这些人当中有来自发改委、外交部、财政部、科技部、环境部、气象局等相关部委的官员,还包括相关研究机构的50多人的法制团队。即便如此,在谈判的过程中,这百人的谈判代表团,还是显得有点捉襟见肘,分身乏术。

哥本哈根会议进入第二周时,谈判进入了关键的时刻,中国代表们忙着起草文案、进行磋商,人手尚能保证。但是在谈判僵持之下,大会主席康妮·赫泽高却给发展中国家出了难题,她建议一些工作组层面解决不了的问题,拿到部长级会议上磋商。这意味着,同一拨人要在工作组、部长两个层面进行讨论。这让中国代表不得不飞奔在贝拉中心的各个会议间,中国代表坦言,这样会使发展中国家无法跟进议题。

可以想象,百人的中国代表团已经如此,那么那些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又该如何应对?发达国家动辄就是上百人的团队,在谈判的开始,天平就已然开始倾斜。

人数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只能关注关键的有限的议题,但是这样的情况就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无法跟进不同会议的谈判议程,虽然大会上有机会在最后时刻提出申诉,但是这也是要承担一定风险。

“所有的国家都试图避免跑到大会上去做最后申诉,那需要很大勇气。”一位中国谈判团代表说。这显然超出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能力。

哥本哈根协议的诞生

在持续两周的艰难谈判中,谈判各方围绕着四大焦点问题进行了磋商,这包括:是否保留《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具体的减排数字是多少;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出实质性承诺和切实行动;发达国家具体的减排数字是多少,是否执行“可衡量、可报告、可核实”的减排承诺或行动,即“三可”标准。

距离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正式结束还有几个小时,一份拟议中递交最终表决的草案,被提前曝光。

哥本哈根草案,即长期合作行动计划和《京都议定书》的最新版本,文本由200多页已缩减到30多页。

这是过去两年的谈判成果,虽然还不是最后版本,但却是最新的官方文本,而非个别国家提出的方案。

草案呼吁全球采取大幅减排行动,以便尽早实现排放到顶。当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的需求,其排放到达峰值的时间可以适当推迟。

但是草案并没有明确到2020年,附件一国家的具体减排目标,是以1990年为基数,还是以2005年为基数。对于发展中国家,草案要求每两年递交一份国家通报。同时,采取的减缓行动要接受国内审计、监督和评估,并回答外界必要的质疑和询问。但那些接受国际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减缓行动,则必须接受国际核查。

草案把升温控制目标确定为2℃。

草案表示,从2010年到2012年间,发达国家将提供总额300亿美元的气候援助资金,并优先援助那些最容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比如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国以及受干旱、沙漠化以及洪水影响的非洲国家。

此外,在采取有意义的减排行动并且保证执行透明度的前提下,到2020年,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每年1000亿美元的援助。这些资金,将通过政府和私人、双边和多边等各种渠道加以提供。但案文未明示这笔资金是否应当全部来自发达国家。草案决定,成立哥本哈根气候基金,作为执行这一融资计划的主体。2016年,各方就对此次形成的协议及执行情况进行评估。

但在经过彻夜谈判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主席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宣布,《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未获通过。

哥本哈根大会原定于2009年12月18日闭幕并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最终却并未能出台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文本。对于这突如其来的结果,让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面临生存问题的小岛国们难以接受。

在会议面临可能无果而终的关键时刻,中国政府以卓有成效的努力推动了《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温家宝总理表示,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在中国代表团的倡议下,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基础四国再次进行了磋商。突如其来的美国奥巴马也参加了与基础四国领导人的会谈。经过各方努力,基础四国就协议表述的几个重要问题终于同美国达成一致。

随后,美国和欧盟国家进行了磋商,基础四国也跟有关国家进行了磋商。然后,这个草案又在部分国家中进行了小范围磋商。

一个小时后传来消息,有关各方已经就一份决议案文达成一致,将马上提交大会表决。这时,离原定大会闭幕时间过去了9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