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发展的另一标志是人口增加，战斗力增强。神爵元年（前61年）爆发的西羌大起义，范围比元鼎五年（前112年）小，参加的人数也比前一次少，仅限于湟水流域和青海湖以北，但战斗力却很强。是它势力日增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甘露元年至西汉灭亡的60年间，汉朝政府派将军赵充国出兵镇压，调动兵力六万多，费了很大力量最后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赵充国亲眼看见了羌民耕种的土地，生产中使用的车辆。赵充国说：战前“金城湟中谷斛八钱”。金城湟中的谷物基本上是羌人生产，一石谷物仅值八枚钱，价格之低如同买草，说明羌民的农业生产已有相当基础。
《后汉书·西羌传》引曹凤论述东汉初年烧当羌兴起的原因时说：“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内，北阻大河因以为固，又有西海鱼盐之利，缘山滨水以广田畜，故能强大。”烧当羌是在东汉初年击败先零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里所说烧当羌的盛况，正是西汉后期先零羌生产发展的继续。
总之，西汉政府“隔绝羌胡”的政策，削弱了匈奴政权的力量，但没有影响匈奴、西羌经济的发展。匈奴、西羌归汉朝政府管辖，有力地限制了他们之间的战争破坏和奴役掠夺，使社会秩序安定下来，这对匈奴、西羌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西汉后期匈奴、西羌经济出现的兴旺景象，与当时的和平环境有直接关系。
（三）西羌东迁与匈奴开辟新的联系渠道
匈奴与羌隔离数十年之后，到东汉初年又开始相互为邻了。这种新的相邻关系实现，大概到第一次羌民大起义为止，即汉安帝时（1世纪初），中间经历了70年左右的时间。
前面列举了东汉政府五次强徙西羌于内郡的事实，其中四次发生在永初元年（107年）以前，征发西羌参加攻击匈奴的战争在此期间也有数次，这说明在羌民大起义爆发之前，已有大批羌人迁至北边郡县。
这些被迁徙的人，有的在陇西、汉阳、三辅等郡，有的流入西河、五原、上郡，安定、北地郡本来就是被迁徙的重要地区。迁居新地的羌人形成了自己的部落组织，如西河虔人种羌，上郡沈氐种羌，上郡全无种羌等。这些部落在东汉第一次羌民大起义期间就登上政治舞台，显示出强大力量了。
此时匈奴驻地，南单于自建武二十四年（48年）降汉后，初在五原，后移居云中，二十六年（50年）诏徙居西河美稷（今内蒙准噶尔旗北）。所辖八部：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八部中缺一部，即上谷郡之一部。此八部所在，北地、朔方接近羌人，西河有虔人、沈氐种羌，又是单于治所所在，上郡与西河、安定郡相连，西汉时上郡龟兹就是安置匈奴降众的地方，可见北地、朔方、西河、上郡匈奴和羌人可以直接来往。
除此以外，河西四郡北侧自北单于西迁后，单于使者不断到武威市易，求和亲，汉朝政府诏令“所在郡县为设官邸，赏赐待遇之”。这样，河西除原有的休屠等匈奴余部外，又有北单于的部众来往。四郡南侧本有羌人，匈奴和羌人又可通过互市等形式进行接触。
东汉政府前数十年对匈奴和西羌的一些政策，客观上使已经远离的羌胡重新得到相互联系的条件。他们是东汉政府统治下的民族，在这一点上利害一致，当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发展到激烈程度的时候，就共同起来进行反压迫的斗争。
（四）西羌、匈奴共同反抗东汉政府压迫的阶段
西汉初威胁汉朝力量最大的是匈奴，到了东汉就变成西羌了。东汉初年南单于降汉，汉置中郎将于南单于庭，监督诸部，总的来说，社会是比较安定的。西羌则不然，刘秀统一凉州时，来歙、马援等对羌人采取强硬的政策，在七十年的时间里，先败先零羌，后败烧当羌，降者迁居内郡，抵抗者驱之塞外。迁居内郡者沦为汉朝官吏豪绅的奴隶，逃至塞外的多饥寒而死。东汉政府以为这样就可以使羌人驯服，实则不然。“地方官吏与豪强虐待羌人，毫无忌惮，连朝廷当权者也直接出面对羌人进行最残酷的压迫，原因是：一，羌人力弱，击羌容易立功成名；二，借口用兵，可以聚敛民财，使大小官吏乘机各饱私囊。”结果，压力愈大，反抗力愈强，终于造成永初元年（107年）开始的羌民大起义。起义前后持续了一百余年，斗争中羌人是反压迫的主力，匈奴是其侧翼的同盟军和支持者。
永初元年，西域都护任尚求援，汉朝遣骑都尉王弘发金城、陇西、汉阳羌远征西域。行至酒泉，羌民惧远屯不还，纷纷逃散。汉朝政府发兵截击，或破坏羌人帐落，于是激起羌人的不满，掀起大规模的起义。东汉政府以邓骘为车骑将军将兵五万至汉阳镇压，遭到惨败。次年，先零羌一支的首领滇零北上至北郡，招集武都、上郡、西河等郡羌人，建立政权，自称天子，遂向东、向南发起进攻。东面的兵力深入并州、冀州和司隶校尉部的河东、河内郡，对东汉京城造成严重威胁。
永初三年（109年），匈奴南单于听汉人韩琮的劝说：“关东水潦，人民饥饿死尽，可击也”，遂起兵反叛。这时正是羌民起义的高潮时期，匈奴攻汉使匈奴中郎将耿种于美稷，又分兵攻常山、中山，与羌人东攻赵、魏之兵相呼应，对东汉形成更严重的威胁。汉朝政府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徙金城、陇西二郡治所于襄武（今陇西南），安定郡徙美阳（今武功西），北地郡徙池阳（今泾阳西），上郡徙衙（今白水北），实际上是放弃了对凉、并二州的管辖。又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防御羌、胡兵。汉朝此时全力镇压羌人，为了对付匈奴，不得不把刚才从西域调回的西域校尉梁懂任命为度辽将军，与辽东太守耿夔共拥兵一万余分路进兵西河美稷之属国故城，救援汉中郎将耿种。直至永初五年（111年），东汉才将匈奴镇压下去。此后，西河、上郡的羌、胡，仍在进行反抗。
永和五年（140年），第二次羌民起义爆发。这次起义的近因是新任并州刺史来机和凉州刺史刘秉到职后对羌胡进行苛刻压榨，激起羌胡不满。
起义开始由且冻、傅难种羌在金城郡爆发，东下攻汉之三辅，安定、北地、西河、上郡诸羌立即响应。与此同时，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和右贤王起兵响应，攻汉之西河美稷，“杀朔方、代郡长史”，“攻没城邑”。汉朝派度辽将军马续、使匈奴中郎将军梁并和乌桓校尉王元率边缘郡兵和乌桓、鲜卑、羌、胡兵两万多人镇压，迫使单于休利和其弟左贤王自杀。但匈奴句龙吾斯等继续反抗，立句龙王车纽为单于，遂“东引乌桓、西收羌戎及诸胡等数万人，攻破京兆虎牙营，杀上郡都尉及军司马，遂寇并、凉、幽、冀四州”，势力大振。这时，汉朝西部和西北之羌人与北部匈奴并起，并、凉二州战火遍地，使汉朝处于无法应付的境地，不得不徙安定郡于扶风，北地郡于冯翊，西河郡于离石，上郡治夏阳，朔方治五原。
羌与匈奴人民在起义中互相应援的关系，在《后汉书·张奂传》略有记载。从记载中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联合不是一次，而是数次。这次因为张奂的机智处理，使东羌未能和匈奴相合，但以前的联合是肯定无疑的。安定是东羌的主要根据地之一，与匈奴的据点上郡龟兹、西河美稷相去不远，因而这里的羌人起着西联西羌，东连东羌、匈奴的重要作用。
经过这两次大起义，西羌又大批向东迁徙，东羌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部落，如上郡牢姐、东羌岸尾等，东羌中的先零人数大为增加。沈氐羌原先人数不多，但在延熹五年（162年）“沈氐大豪滇昌、饥恬等十余万口”向皇甫规投降，说明已是很大的部落。这里包括原有的沈氐种羌，也包括新并入沈氐等部的东迁部落。东汉末年西羌东迁的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记载中就反映得更加丰富、具体了，匈奴中有羌人，羌人中有匈奴，这种关系始于东汉。
中平元年（184年）爆发的第三次羌民大起义，是同汉族黄巾大起义同时发生的。这次起义一开始就是东羌与西羌、羌与诸种胡联合的产物。不久，匈奴地区发生了右部醯落与休屠各胡、白马铜鞮等十余万人反抗汉朝的暴动。《南匈奴传》记，起义的原因是因为灵帝诏令左贤王发匈奴人参加刘虞讨伐张纯的反叛，引起匈奴人民的不满。但这件事不能孤立对待，它和当时已经掀起的黄巾大起义、羌民大起义有密切关系，是这两大起义在匈奴中的反映。单于命左贤王派兵，左贤王在单于庭的东部。而起兵的醯落属右部，休屠各胡即匈奴休屠部，亦属右部，右部位置在西，与东羌相邻，说明这个行动是受了羌民大起义的直接影响。
黄巾大起义是东汉后期政治腐败黑暗，阶级压迫奇重的产物，而羌民除受汉族人民同样的压迫剥削外，又增加了民族压迫。官吏豪右虐待羌人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平日巧取豪夺敛财致富，羌民起义爆发更是他们升官发财的好机会。以段颎为例，从延熹二年（159年）任护羌校尉至八年（165年）“凡破西羌，斩首二万三千级，获牲口数万，马牛羊八百万头”，得封都乡侯。接着镇压东羌，至建宁二年（169年），“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骡驴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费用四十四亿”，更封新丰县侯。段颎主张把羌人杀尽，“群羌破尽”，才能使“匈奴长服”。从他的言行就可以看出羌人所受迫害之深，不起义是没有生路的。
段颎“群羌破尽，匈奴长服”的主张，得到灵帝的赞成和支持。汉朝政府认为杀尽了羌人，就能使匈奴长期顺从，两族之中羌人是反抗东汉的主要力量，匈奴则是支持者、协同者。东汉时羌人人数多，力量大，所受的压迫更深，而匈奴自北单于西迁后人数和力量远不如西羌。但是他们是利害相关的被压迫者，所以每当羌人大起义时，匈奴立即响应，匈奴的反抗行动，也得到东羌的支持。东汉政府的灭亡，首先是黄巾大起义的力量，羌与匈奴的起义，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秦汉王朝在匈奴与羌关系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四百多年来匈奴与羌族关系的发展、变化，已如上述。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在两族自身，但秦、汉王朝在这当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战国后期，匈奴国家形成并初步发展起来，后来开始向西羌的活动地区发展。但由于秦统一六国，国力强盛，秦始皇使蒙恬北逐匈奴，不仅领有今河套地区的大片领土，还筑塞屯田，阻止匈奴南下。秦北地、陇西二郡的设立，限制了匈奴与西羌接触的可能，使匈奴与西羌的联系受到阻碍，对西羌起了保护作用。
秦朝末年，蒙恬被杀，秦西北边塞防卫空虚。接着是楚汉相争，中原无力西顾，匈奴则乘机南下，征服了北地郡的一些西戎部落，与羌相邻。这正是匈奴的强盛时期。匈奴奴隶制社会的本性，就决定了对西羌采取奴役政策，不少西羌部落成了匈奴奴役的对象。
从元狩二年（前121年）开始，汉朝在西方开辟了反击匈奴的战场，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占领了金城到河西走廊的大片领土。这一胜利对匈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而且由于匈奴败北，许多西羌部落从匈奴的统治和奴役下解放出来。接着，汉朝政府从金城开始向西设置障、塞等防御系统，防止匈奴南下，与羌人接触。这些障、塞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陆续变成郡、县，设官置守，严密监视匈奴南下，对西羌起着保护作用。宣帝神爵初年，汉朝西域都护设立，标志着匈奴奴役西羌的历史全部结束，从此匈奴、西羌都置于汉朝政府统治之下。汉朝政府的这一成果，不论对西羌或是匈奴，都是有进步意义的。
此后六十年，汉朝政府在注意隔离羌胡的同时，大力支持匈奴、西羌人民发展生产，又通过边塞官员协助安定社会秩序。如在西羌地区先后设立过属国都尉和护羌校尉，这些官员是代表汉朝政府执行统治政策的，但对西羌地区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安宁起过积极作用，其性质和匈奴奴隶主统治羌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匈奴、西羌在这六十年间生产能够得到迅速发展，这和汉朝政府妥善处理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有直接联系。这一事实证明，中原王朝对边疆实行比较正确的政策，不仅有利于全国的统一强盛，而且对各族之间关系正常化，各族内部生产的发展，人民的安宁有着极大的好处。
王莽篡权后倒行逆施，破坏了西汉后期形成的大好局面，出现了西北边疆的大动乱。接着，东汉政府一开始又对西羌实行错误的政策，血腥镇压，强迫迁徙，其结果使西汉为之努力近百年的“隔绝羌胡”的政策全部废弃，使西羌和匈奴又在新的地区相连起来。西汉“隔绝羌胡”的政策就当时来说不能说是错误的，否则就不能改变匈奴奴役西羌的局面。东汉政府通过强迫移民在客观上为羌人与匈奴接触创造了条件。但这并不是东汉政府的主观愿望，东汉政府的目的是对羌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对羌人实行更加严厉的统治和压迫。压迫的结果，使羌人找到了新的同盟军。尽管匈奴受东汉政府的压迫比羌人轻，但毕竟都是被统治民族，地位相近，思想感情有共同之处，所以每当羌民大起义，匈奴立即响应，从另一条战线上打击东汉王朝。这种状况，完全是东汉政府的错误政策所造成的。
秦汉王朝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时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方针、政策，对全局影响很大。从汉武帝开始，西汉政府的政策比较适当，统一的局面不断发展壮大，各族关系一直向前发展，全国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但是东汉政府不仅没有把这些好的政策继承下来，反而使已经得到的成就不断遭到破坏，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东汉灭亡后的魏、蜀分立，十六国时期的政权并列，都与东汉政府的政策失误有直接关系。
（原载《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