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后汉书》成书更早的《魏略·西戎传》，记载更为详细、具体：“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县度，人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治所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此“新道”的前半部分，即“五船道”。如此说，五船当不在前人研究认为的奇台县东北至十三间房一段，而在今鄯善县以南的库鲁克塔克山脉以北。《魏略》所记，基本上指明了五船道的走向，它与《后汉书》所记从玉门、阳关出发，先至伊吾卢，再转西到高昌壁，似为二道，一道先至伊吾卢，转西到高昌壁；一道经五船，直至高昌壁，说明两道当时都是可以通行的。
三、“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
魏、晋以来，中原政权分立，更替频繁。各割据政权为了扩大势力竟相遣使通西域，西域各国也纷纷遣使来朝，中原各王朝对西域的行政管辖虽时断时续，但各族人民间的交往不仅没有中止，反而似乎更广泛更深人起来。在此期间，建立在北方地区的政权比南方政权与西域关系更加密切，往来人数更多，基本掌握着这条道路的主动权。
曹魏统一凉州后，积极恢复对西域的统治与经营，依汉制设西域长史。黄初二年（221年）拜关内侯张恭任西域戊己校尉，驻高昌，次年兼西域长史。后西域长史移驻海头（罗布泊西北），恭子就任戊己校尉。不久，在伊吾恢复宜禾都尉，依汉例，主屯田。车师后王壹多杂降汉，魏赐为侍中。这些统一措施，促进了西域东北部社会秩序的安定，有利于发展生产，对整个西域的发展和中西交通的畅通都起了积极作用。司马氏代魏，建立晋朝。晋对西域的政策因袭曹魏不变。
西晋灭亡后，占据武威的张氏继续奉东晋为正朔，统治河西。咸和二年（（327年），张骏发兵击平反抗他的西域戊己校尉赵贞，统一西域东北部，在车师前部地设立高昌郡，是为西域设郡的开始。咸康元年（335年），又派前凉沙州刺史杨宣出西域，龟兹、鄯善、焉耆、于田之属皆降，遂“分敦煌、晋昌、高昌三郡及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营为沙州，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把敦煌郡与西域地区统一在一个军政管辖区之下，又以敦煌人索孚为伊吾都尉，领屯田。
苻秦兴起，逐渐统一凉州。建元十二年（376年）命高昌杨干为高昌太守。十八年（382年）苻坚命骁骑将军吕光为使持节、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总兵七（又作十）万，铁骑五千”，以讨西域之不服者。这是从玉门至高昌路开通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军队过境。光从玉门至高昌，经沙漠到焉耆，降服龟兹，统一西域，取得了巨大胜利。二十年（384年），苻坚在淝水之战中失败，次年，吕光从龟兹东返，至宜禾，“高昌太守杨翰（干）说其凉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一作梧）、伊吾二关，熙不从。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资治通鉴·晋纪》在此补充云：“高昌太守杨翰言于熙曰：吕光新破西域，兵强气锐，闻中原丧乱，必有异图。河西地方万里，带甲十万，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势难敌。高梧谷口险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夺其水；彼既穷渴，可以坐制。如以为远，伊吾关亦可拒也。”但梁熙没有采纳杨翰的建议，吕光经高昌，留子覆为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镇高昌，自己领兵返玉门。
高梧（桐）、伊吾二关是高昌至玉门间的重要关口。考其位置，高梧谷口险阻之要，而夺其水，则其必在山谷口，且拥有水源。从“如以为远”看，其位置当距高昌郡境不远，当为鄯善以南某山谷口。伊吾关不在汉伊吾卢城，而在敦煌郡北。《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伊州》条记：“自魏立伊吾县，晋立伊吾都尉，并寄理敦煌北界，非今之伊州。”唐伊州治今哈密，而魏晋寄理敦煌郡北界的伊吾县、伊吾都尉，并非常制，而是临时措施。从西凉政权灭亡后其家属后裔逃亡伊吾、死于伊吾的实情看，伊吾卢地的农业生产仍在继续，而真正寄理敦煌郡北界的是伊吾关，它是敦煌郡通伊吾卢的关口、供应点之一。伊吾关的设立，说明当时敦煌与伊吾间的交通路线仍在逐渐加强。西凉将唐和与光契拥外甥李宝“避难伊吾，招集民众二千余家，臣于蠕蠕以契为伊吾王”，大概就是经伊吾关到达伊吾卢的。能迅速召集民众二千余家，说明当地从事农业生产的中原裔民，人数仍然可观。
北魏自太武帝拓跋焘起，势力强盛，有统一西域之志，频遣使者至西域，由北凉沮渠氏护送出流沙。太延元年（435年），魏遣王恩生、许纲使西域，渡流沙，为蠕蠕所执。三年（437年），复遣董琬、高明等前往，西至乌孙、者舌、破洛那等国。五年还，奏称：西域“分其地为四域”，“其出西域，本有两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度流沙，西行两千里至鄯善为一道；白玉门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此玉门至车师的里程，与《后汉书·西域传》“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西）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两里程相加之数大致相符，可能是先至伊吾，后至车师之道路。又据《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法师“既为高昌所请，辞不获免，于是遂行，涉南碛，经六日，至高昌白力城。”《续高僧传》卷十二《释道判传》：“乘机急行，止经七夕，便至高昌国。”六日和七夕，仅一天之差，但七天在沙碛中行二千二百里，是不可能的。可见二千二百里，是指出伊吾关，经伊吾卢地至车师的里程，与玄奘所经莫贺延碛不是一路。
伊吾路的发展并成为主干道，与高昌王国的建立有重大关系。
自前凉张骏于东晋成和二年（327年）设立高昌郡，置太守，后凉因之，以后断断续续，多有设置。任其职者，又多有领护西域之责，于是高昌地位不断提高。
北魏太延五年（439年），拓跋焘使者在北凉武威听沮渠牧鞬僚属闲言，决定对在北魏统一西域过程中为其立过迎送之功的北凉政权采取行动，俘沮渠牧鞋，灭北凉。牧鞬弟酒泉太守沮渠无讳与沮渠安周西走，渡流沙，击鄯善，安周据之，无讳经焉耆北取高昌，拔其城，占领高昌，时在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年）。无讳自称大凉王，恢复北凉政权，刘宋封其为“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五年（444年）无讳病死，弟安周继承其位，仍沿用“承平”年号，号大凉。承平十八年（460年），大凉为柔然所灭，柔然占有其地。
大（北）凉政权是中原割据王朝在吐鲁番地区建立的一个国家政权，沮渠氏是汉化的卢水胡人，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一仿中原，除王族的成员外，有一大批凉州特别是河西地区带来的汉儒、官吏为其任用，这对高昌地区的统一、开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大凉政权不仅仅是更改了年号、官制、制度，他还把汉代的车师国、戊己校尉，前凉的高昌郡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开始了高昌经济、文化发展的新纪元。
柔然杀沮渠安周，以敦煌籍人阚伯周为高昌王。传至阚首归，为高车部阿伏至罗所杀，高车立张孟明为王。孟明为国人所杀，推马儒为王。国人杀马儒，推金城人麴嘉为王。麴嘉在柔然、高车、悒怛三国的矛盾中左右逢源，摆脱一个个困境，成为西域辖三郡五县二十二城的大国。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实物证明，麴氏王朝统治高昌时期，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空前发展，各族人民关系密切融洽，文化多彩昌盛，处处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从汉戊己校尉屯田开始，在高昌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大约不过千余人，任务单调，缺乏长期扎根务农的思想准备，而且随着政局的变化，农业生产时败时兴，直至大凉政权建立前，基本上没有大的发展，甚至在某些年代，还不如汉代。麴氏王朝建立前后，河西大量农业移民移入高昌地区，比较早来的人广占土地，成为大户，形成阚、索、张、马、麴、曹、汜等大的地主集团。他们具有较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管理技能，推行中原地区封建的租佃雇佣制度，改良农具，修筑灌溉工程，以农为主，兼营牧业，粮食生产的品种和产量不断丰富和提高，园艺业特别发达，后期还出现蚕桑业和丝织业，除在本地区销售外，还远销周围各地区。发达的生产，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力量，吸引着周围各族人民。
麴氏高昌王国的主要统治者是汉族，汉族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0％至75％；统治思想是汉文化和儒家学说，“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实行的各种政治制度是汉魏以来形成的中原各政权的官制法制，“政令与华夏略同”；但有25％至30％的各少数民族，其中包括突厥、铁勒、柔然、鲜卑、月氏、匈奴余种、车师、焉耆、龟兹、昭武九姓、卢水胡等。卢水胡既有沮渠无讳带来的一大批，而且较早汉化了的卢水胡麴氏，实际就是沮渠氏，早在北凉以前就进入高昌地区。麴氏王朝虽行汉制，但尊重当地民族习俗，“男子胡服，妇人裙襦，头上作髻”，甚至汉族官吏贵人亦是如此。麴氏王国各族人民相互通婚，王族亦如此。以汉语为主，其他各民族语言、文字通用。从吐鲁番发现的文书反映，一张文书上有几个民族的人发生债务、租佃等关系，说明各族之间毗邻而居，守望相助。各族习俗和平共处，相互尊重，使“宁邦辑政以全济为大”，一切从大局出发。
“俗事天神，兼信佛法”，指信仰和宗教崇拜。天神包括的内容很多，其中有原始自然神的崇拜，萨满教和祆教（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胡天）等，后者在高昌地区有广泛的活动。中原道家的影响在这里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佛教是仅次于儒家学说思想的另一种信仰活动，从出土文书看，信徒之多，寺庙之众，实属惊人。而且，印度佛教的典籍转译到中亚，又在这里译为当地吐火罗或汉语，得以传播。麴氏高昌王国的文化丰富多彩，各族文化在这里交流、吸收和融合。
上述成就，使高昌成为西域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吸引周围各族人民，作为通西域枢纽的作用开始发挥出来。然而，从伏俟城（青海湖西南）至鄯善为吐谷浑所有，行旅往往受吐谷浑驻鄯善将军的制约，且有沙碛无水之厄，故通西域者多开始选高昌路。所以《北史·西域传》称：
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
伊吾路即安西经哈密至吐鲁番之路也。
隋炀帝即位，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裴矩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入奏，文云：
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蒜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田、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范延、漕国，至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东西三道，南北间亦各自有路，经纬贯通，总汇敦煌。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高昌与鄯善互通，亦与伊吾互通，且可直达敦煌，为诸道之中心。铁勒部时居蒲类海，与伊吾接近。此三道中有二道在吐哈盆地，居多数。
后以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与启民可汗连兵击伊吾，令裴矩共往经略。“矩讽谕西域诸国曰：天子为藩人交易悬远，所以城伊吾耳。咸以为然。”“世雄遂于汉旧伊吾城东筑城，号新伊吾，留银青光禄大夫王威，以千余人戍之。”新伊吾在今哈密城东，与汉伊吾在哈密西相应。初为伊吾戍，大业六年（610年）改为伊吾郡，起着屏障西北，供应行旅交通的作用。新伊吾的设立，大大方便了敦煌、安西通高昌等地行客，从高昌东行，不再经沙漠戈壁之艰险，沿途水草充足，可顺利到达敦煌等地。《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伊州》条记：
伊吾……八道：东南至上都四千四百三十里，东南至东都五千一百六十里，西南至西州（高昌）七百三十里，东南取莫贺碛路至瓜州（晋昌，今安西东南，玉门镇正西）九百里，正南微东至沙州（敦煌）七百里。
这里所说五条线路的方向和里程，是唐代的官道。由伊吾直通敦煌、安西的道路，并成为东通京城的大道。伊吾当交通枢纽。
四、伊吾路开辟的重要作用和历史意义
从张骞通西域到隋置伊吾戍，历时730多年，到唐统一高昌，高昌、伊吾路贯通，共经760多年，最终西域东北大门正式打通，成为中原通往西域的正式大道，与鄯善路并列，并成二道。后来，唐与西突厥关系进一步发展，唐对西域统治力量的不断加强，伊吾路的重要作用逐渐提高，地位已优于鄯善路。
西域始开时，从敦煌经罗布泊到都善，就存在乏食、乏水草，且有白龙堆之厄的问题，来往的人越多，对鄯善等国的压力就越重。但由于北面当匈奴，所以不得不如此。西汉末年，匈奴统一于汉后，就提出“五船道”的问题，但由于操之过急，导致车师降匈奴，西域大乱的严重后果，“五船道”没有打通，汉对西域的统治中断。
东汉永平末年，从敦煌玉门关到车师间的“五船道”开始走通，为保证这一通道的供应与安全，于伊吾留兵屯田。但因北部匈奴当时势力还很强大，伊吾屯田时设时撤，这条道路也就时通时阻，没有完全成为一条正式道路，供商旅通行。
魏晋以后，高昌王国开始兴起，特别是在麴氏高昌统治时期，高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空前发展，大批农业居民在这个地区稳定下来，并不断吸引四方之民来此居住和从事经济文化交流活动。这种变化，促使高昌地区要有一条更安全、更方便的道路以通中原。当时中原诸王朝中只有北方王朝对西域的关系更为密切，北方的突厥、铁勒等与西魏、东魏、北周、北齐交往更深。在此情况下，伊吾就成了他们交通必经之路。《北周书》所称：“故商旅来往多取伊吾路”，正是当时形势的反映。但是，没有隋朝的经营，伊吾戍、伊吾郡的设置，这条通道也难以持久。隋朝又一次打通了这条道路，唐朝又进一步建设和加强，伊吾路终于成为一条大道。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天山以南和河西，伊吾路的地位更加提高，鄯善路更降到次要和辅助地位了。
近代交通工具发展，内地通往新疆的公路和铁路，基本上是沿隋唐伊吾路的走向修建的。就是空中运输，也取此道。这条路沿途虽有沙漠戈壁，但不像白龙堆、莫贺延碛那样险阻、漫长，沿途大部分都有水草。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人口的增加，沿途城镇连绵，绿荫点缀，地势平坦，供应充足，较之罗布泊路各方面都有它的优越性。这不是人为因素造成，而是良好的自然环境提供了这些条件。在西汉至唐初的七百多年中，人为因素曾经给东西交通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但社会的发展终于排斥了各种人为的阻碍，形成了合乎地理因素最佳的交通路线。这条最佳的路线，是经过数百年时间的不断努力，才得以形成的。
（原载《西域研究》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