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动荡不定的社会环境，李斯将治国之略，帝王之术，人才得益无不渗透在他华美的、汪洋恣睢的言辞里，把高高在上的秦王说得心悦诚服。李斯的语言艺术由此可见一斑。李斯这种用华丽的言辞，正反对比、逐层递进、陈明利害得失的说话方式，在今天仍有着普遍的实用意义和广泛的使用价值。
在这封万言书中，李斯以历代客卿为秦国富强做出卓越贡献的历史事实和秦王喜好来自各个诸侯国的珠宝器物的眼前事实，直指其驱逐客卿的无理和偏执，并从国家利益的高度，揭示出驱逐客卿的严重危害，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在第一部分中列举了大量事实，秦穆公从天下四方招求贤士，获得了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等人，善用之而并国二十，称霸西戎，为秦国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面接着列举商鞅，张仪，范雎等人，说明了客卿为秦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没有什么事有负于秦，作者这一段写得非常高明而巧妙。列举的这九个人都是先秦著名的贤士，为秦国做了巨大的功勋。李斯通过先贤提高了客卿在秦国的地位，借人扬己，而使用得这些先贤的秦朝君王，都是先秦的明主，秦国的国富兵强，是明主善于用人的结果，李斯的言下之意是，如果现在的秦王是一位明君，那么他就应该善用客卿，而不应该驱逐客卿。
立足点巧妙，是李斯说服智慧的另一特色。此文虽然是为了客卿的利益而写，但作者始终不谈客卿的利益，纯粹从秦国的危亡着眼，为秦王的统一大业着想。说秦国的强盛富有，拥有许多珍奇异宝，秦国的很多东西都是从外国引进，而自己的好东西却不是很多，这说明外来的东西对秦国的重要性。然后话锋一转，“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直接论述逐客的无理和偏执，秦王轻视人民，不思进取的过错。紧接着开始说理，“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秦王欲成就统一国家大业，必需海纳百川。在这里李斯从正反两方面论述逐客令的危害，逐客则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资敌损民而益仇，留客则国富粟多，兵强士勇，统一有望。用意真挚，语势委婉，笔义曲折，而且使用了排比与对偶句式，语汇丰富，颇有文采，继承和发扬了战国时期纵横家雄辩的风格。最终使秦王看后幡然醒悟，收回了成命。
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称：“李斯之止逐客，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当时赶走客卿的主张，已得到秦王的同意。李斯反对赶走客卿，触犯了秦王，所以称“批逆鳞”，却能“功成计合”，这跟“顺情入机，动言中务”有关。李斯在《谏逐客书》开头提出：“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把“逐客”说成是“吏议”，使秦王容易听下去，这就是“顺情”。接下来列举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君任用客卿所收到的功效，这就是“入机”，又以“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会怎样，作正反方面比较，逐客的错误就明显了。
转到秦王，另起波澜。从秦王爱好的色乐珠玉都不产于秦，然后反复推论，归结到重色乐珠玉而轻人民，“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这就是“动言中务”，正点到秦王要称霸的雄心。接下来又从“地广者粟多”等联系到泰山、河海的比喻，再转到“弃黔首以资敌国”的错误，归结到“今逐客以资敌国”的危殆。这样波澜起伏，正是“飞文敏以济辞”。李斯这种用华丽的言辞正反对比、逐层递进陈明利害得失的说话方式，在今天仍有着普遍的实用意义，广泛的使用价值。因为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人们在潜意识里都会被华美而义理充沛的言辞所打动，尤其是逻辑严密，论理充分的语言，更容易使人信服。
《谏逐客书》对如何做人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这句话告诉我们，做人要有一颗宽容的心，要有大海般的胸襟。如此便能看淡生活中的挫折，拥有一颗宽容的心会使人与人的相处更加轻松。平日要广交朋友，如此自己的生活会更加丰富而精彩。
《谏逐客书》虽然是古代的一篇政论文，但是它闪耀着文学的光辉，有着丰富的内涵，不论是为政，还是做人，它也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要犯一些无谓的错误。可以说它是一篇惊世骇俗而巧妙无比的文章。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往往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有比较才有鉴别”。两种事物一经对比，就可以分辨出彼此间的差异，把两种矛盾或对立的事物加以对照比较，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说理，从而揭示事情的本质。真与假的对比，可以去伪存真；善与恶的对比，可以抑恶扬善；是与非的对比，可以拨乱反正。因此，借鉴并运用李斯这种正反对比的说服方法，使论证更加有力，观点更加鲜明；使所阐述的事理更加深刻，更有说服力。
5.言辞恳切动人心——李密上表陈衷情
李密原是蜀汉后主刘禅的郎官。公元263年，司马昭灭蜀汉，李密成了亡国之臣，仕途已失，便在家供养祖母刘氏。公元265年，晋武帝请李密出来做官，先拜郎中，后又拜为太子洗马。但李密不愿应诏，于是就写下了这篇表文，申述自己不能应诏的苦衷。晋武帝看了此表后深受感动，不但答应了李密的请求，而且还特赏赐奴婢两人侍候刘氏，并命郡县按时给其祖母供养。
李密能够成功地以一篇文章打动晋武帝，主要就在于他的言辞恳切，以情动人。常言道，君命不可违，更何况一个“至微至陋”的蜀汉降臣。所以，李密为了唤起武帝的怜悯心，不是直陈其事，而是凄切婉转地表明心意，言辞极其恳切，情深感人，言之成理，使君王收回了成命。
李密先从自己幼年的不幸遭遇说起，说明自己与祖母相依为命的特殊感情，叙述委婉，辞意恳切，语言简洁生动，富有表现力和强烈的感染力。紧紧围绕着“情”“孝”二字反复陈述自己家庭的不幸，和祖母相依为命的苦况亲情，说以孝治天下是治国纲领，言外之意则是孝养祖母虽为循私情，却也合情合理合法，并为下文乞求终养给出了理论根据。
在这篇表文中，李密在“孝”字上大做文章，把自己的行为纳入晋武帝的价值观念中去。李密是蜀汉旧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古人讲“一仆不事二主”，“忠臣不事二君”。如果李密不出来做官，就有“不事二君”的嫌疑，不事二君就意味着对晋武帝不满，这就极其危险了。所以，李密说自己“不矜名节”，“岂敢盘桓，有所希冀”，我不出来做官完全是为了供养祖母刘氏，是为了“孝”。但是这里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事父为孝，事君为忠。李密供养祖母是孝，但不听从君主的诏令，不出来做官，就是不忠。古人云“忠孝不能两全”。为忠臣不得为孝子，为孝子不得为忠臣。李密很巧妙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即先尽孝，后尽忠。“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等我把祖母刘氏养老送终之后，再向您尽忠。这样，晋武帝也就无话可说了。
李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除了在“孝”字上大做文章外，还以巧妙的抒情方式，来打动晋武帝。将对祖母刘氏的孝情大肆渲染，并且造成一个感人至深的情境，即“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从这样一种情境出发，先以简洁精练的语言叙述自己的孤苦，为“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作铺垫，然后反复强调祖母刘氏的病：“夙婴疾病，常在床蓐”；“刘病日笃”；“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这样，李密的孝情就不同于一般的祖孙之情，而是在特定情境中的特殊孝情了。
为了达到“辞不就职”的目的，李密并没有把孝情一泄到底，而是用理性对感情加以节制，使它在不同的层次中，不同的前提下出现。先说自己与祖母刘氏的特殊关系和特殊命运，抒发对祖母的孝情，“臣侍汤药，未曾废离。”继而巧妙地表达了蒙受国恩而不能上报的矛盾心情。表明自己感恩戴德，很想走马上任，“奉诏奔驰”。但因“刘病日笃”，这就从另一方面反衬了他孝情的深厚，因为孝情深厚，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所以才有“实为狼狈”的处境。前面抒发的孝情被节制以后，又在另一个前提下出现了。转而申明自己“不矜名节”，并非“有所希冀”，不应诏做官，是因为“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在排除了晋武帝的怀疑这个前提之下，再抒发对祖母刘氏的孝情，就显得更真实，更深切，更动人。
因而，晋武帝司马炎在读了李密的《陈情表》后，才会大为感动，欣然同意了他的请求。
李密的这篇《陈情表》，情真意切，诚挚感人，《古文观止》言其“历叙情事，俱从天真写出，无一字虚言假饰？？至性之言，自尔尔悲恻动人。”清代林云铭所缉《古文析义》云其“绝是一片至性语，不事雕饰，惟见天真烂漫。”《陈情表》中至真、至诚、至性、至孝之情可见一斑。行文直率真情至性，不假雕饰，以陈情统摄叙事、说理，句句从肺腑汩汩流出，拳拳之心，动人心弦，催人泪下。造语平实而生动，自然浑朴，绝无斧凿痕迹，因而成为千古传诵的不朽名篇。
人是感情动物，人生存在这个到处充满感情的世界里，以“情”动人者，方能动其心；用“情”求人者，才能有求有应。要想成就事业，就要学会未雨绸缪，舍得进行感情投资，于无声处用情，于急难时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