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服骑射：变则通，通则久
西方有句谚语：“智者通权达变，愚者刚愎自用。”而中国也有句谚语：“变则通，通则久。”他们都是讲关于领导者要善于应变，要通权达变，以达到智者的境界，建立王者的功勋。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就是这样一位用良好的应变能力建立自己不朽功业的伟大人物。赵武灵王在位期间，正处在战国中后期，列国间战争频仍，兼并之势愈演愈烈，各诸侯国均在发愤图强，以图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吞并诸国，称霸华夏。当时，赵都邯郸，疆土主要有当今河北省南部、山西省中部和陕西省东北隅。其周围被齐、中山、燕、林胡、楼烦、东胡、秦、韩、魏等国包围着。时人称赵为“四战之国”，其形势之险恶可以想见。赵武灵王即位前，赵国的国势很弱，往往无力抗击二、三等小国中山国的侵扰。赵武灵王即位后，在实行“胡服骑射”前的18年中，赵屡败于秦、魏，除损兵折将，国力大衰外，还不得不忍辱割地。林胡、楼烦也乘此机会，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赵国几乎没有还击之力。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面前，赵武灵王决心发愤图强，以振兴日渐衰弱的赵国。他客观地分析了当时赵国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环境，认真研究了壮大赵国力量的办法，以超凡的才略和气魄，毅然抛弃了中原传统的衣冠制度和作战形式，大胆学习北方游牧族军事上的优点，下令在全国推行“胡服骑射”。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赵国被动挨打的局面，削除中山国这个“心腹之患”，进而继承先祖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的事业，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为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必须学习诸胡的长处，壮大自己，才能免于被动挨打。只有以骑兵对抗骑兵，是增强赵国军事力量的唯一出路。同时，只有改中原地区的宽袖长袍为短衣紧袖、皮带束身、脚穿皮靴的胡服，才能适应骑战的需要。在普遍以中原正统和华夏礼乐文化自负的氛围中，他敢于改革传统的舆服制度，而取法胡人的服饰习俗，足见他的确是一位雄才大略、气魄宏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由于胡服骑射不单是一个军事改革措施，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移风易俗的改革，是一次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因此，在施行之初，阻力很大，除了百姓接受有困难外，朝廷内的抵触情绪也很大。以公子成、赵文、赵造、周绍等人为代表的贵族官僚，抱着“循法无过，修礼无邪”的传统观念，拒绝胡服骑射。他们或公开反对，或称疾不朝。群臣也都不愿意穿戴胡服，怨言四起。在这样巨大的阻力面前，赵武灵王没有灰心，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毅力，耐心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由于胡服骑射顺应时代的要求，代表赵国的利益，符合人民抗拒强敌侵扰的愿望，加上赵武灵正采取说服教育，自上而下逐步推广的措施，最终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胡服骑射初期，赵武灵王攻占了原阳（现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黑水河南岸），这里草原辽阔，水草丰美，是一处良好的天然牧场，也是训练骑兵的理想场所，加上这里的人民素有骑射的习尚，容易取得成功，于是，此地便成了胡服骑射的试点。《战国策》注云：“武灵王破原阳以为骑邑者，盖始教一邑，然后行于境内。”这种在原阳取得经验后，推行全国的办法，保证了改革的最后胜利。
赵武灵王在推行胡服骑射的过程中，通过在全国，特别是在北方近胡地区人民中招募善于骑射的人，改组部分步兵为骑兵；收编边地游牧族的胡骑等途径，迅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并通过在代地经营胡马和迫使林胡王献马等渠道，获得了大批良马，为骑兵部队的建设提供了重要保证。
随着军事改革的发展，赵国的军事力量迅速得到加强，多年来被动挨打的局面为之一变：赵于东北攻灭了“心腹之患”中山国，西北打败了林胡、楼烦。赵国一跃而成为北方的军事强国，其军事力量并影响到武灵王死后的若干年，以致在大国“纵约”瓦解，各国献地事秦之时，赵尚能屡败秦军，威慑匈奴。
胡服骑射的影响不仅对当时，它对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大变革，被历代史学家传为佳话。特别是赵武灵王以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在中原王朝把少数民族看作“异类”的政治背景下，在一片“攘夷”的声浪中，力排众议，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挠，坚决实行向夷狄学习的国策，表现了作为古代社会改革家的魄力和胆识。“胡服骑射”不但成就了赵武灵王的功业，更使赵国强大起来。所以，一个真正睿智的管理者敢于在适当的时机，变通改革，提高自己企业的生命力与活力，使企业能够更加长足的发展。因为，良好的、适当的应变将会使企业、使管理者本人走得更加长久。
应变力帮你走得更远
赵武灵王的成功，在于他能够通权达变，突破常规。历史上这样做的不乏其人。例如秦国的崛起。秦人建国后，在春秋中期曾出现繁荣昌盛的局面。但随着周文化衰落的时代走势，按照周制立国的秦，在穆公之后很快也衰落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关东各大国。反映在加速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的赋税改革也迟于关东各国很多。如鲁国“初税亩”是在公元前594年，秦国的“初租禾”是在公元前408年，落后186年。面对落后挨打的现状，秦自献公时代便开始鼎新，实行改革，并取得初步成效。秦孝公即位后，与时俱进，以一个政治家高远的眼光，进一步把改革事业推向纵深。在他支持下实行的商鞅变法，使秦国打了一个彻底的翻身仗。从此秦由落后变为先进，成为时代的排头兵。
而商鞅改革正是在奴隶制将要崩溃解体之际，抓住时机，变通革新，他的一切措施，以田制改革为先。经济先行恰好适应当时秦国的生产力状况和现实情况，地广人稀，国有土地有余，乃可以占地为诱饵吸引周边贫民涌入秦国，转变为地主，再以此为基础，奖励军功，诱秦人从军征战，一专于内，一专于外，故秦国既富且无敌。这样的改革，正是依据法家理论中因应时势、根据实际情况而作出的改革，因此尽管遭到旧贵族的反对，但仍以其显着的成效而得以推行下去，而再无可反悔，这就是商鞅改革不会人亡政息的真正原因。
世事沧桑，秦之商鞅变法奠定了民族统一大业。风云际会，当代企业管理者们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更应以良好的应变力展示当代企业家的风采。泰戈尔说：“那些仅仅循规蹈矩地过活的人，并不是在使社会进步，只是在使社会得以维持下去。”邓小平也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所以说，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不但要勇于打破陈规旧习，更要善于开拓进取，与时俱进。回顾中国企业发展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的企业家们不仅以磅礴的气势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企业不断发展的历程，更以宽广眼界观察世界，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拥抱未来，表现了企业家们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前头的非凡气度；展示了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情况下，企业家们勇于迎接挑战、努力开拓进取的宏伟气魄；昭示了企业家们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决心在风起云涌的世界商业浪潮中展示中国企业的魅力。
事实上，一个积极开放的人比一个保守封闭的人更能赢得他人的关注和喜爱，也能交到更多的朋友。所以，只有拥有开放的性格和与时俱进的思维模式，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和不断变化的生活。北宋改革家王安石认为：万物的根源来自脱离人们意志而独立存在的自然界，认为事物处在矛盾对立之中，这是万物得以发展变化的本因。这些构成了王安石变法思想的哲学基础。他提出变法的口号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指的是天人不相关，各有其道。自然界的灾异与人类社会的动乱同时发生，是偶然的巧合，二者没有因果联系。“祖宗不足法”是针对司马光一再要求的“谨守祖宗之成法”而提出的。
王安石认为，制定法律制度的目的在于使天下安宁，民富国强。宋朝建立法律制度的宗旨应该因时制宜、因事制宜。为了摒弃流俗异论，王安石提出“人言不足恤”。国家立法不能受“人言”左右，应以国民长远利益为标准。如果以人言为恤，则不能制定善法。无独有偶，理学家朱熹就提出了“因时制宜”的变法理论和改革主张。建议用区分“天理”、“人欲”的方法来裁判历史，他认为夏、商、周三代是“天理流行”的时代，三代以后是“利欲之私”泛滥的时代。他要求效法三代，改革时弊，重建“天理流行”的盛行。在变法的指导原则上，他指出封建的纲常礼教是本，法律制度是末，不能本末倒置。在朱熹看来，变法不过是改变人心的一个条件。改革时弊的根本方法是改变人心。要尽除人们的私欲，光靠法律制度是不够的。他认为三代以后“心术”不正的原因是“尊君卑臣”。要采取措施限制君主的专断之权。同样，在今天，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因地制宜的处事之道也被人们广泛认同并接受。
“通权达变”的方式解决了一系列特殊性的问题，即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不同情况不同对待。“权变”思想主要是为了起到“通”与“达”的作用。即是对人们行为的一种取舍，要求人们知法度而不拘泥于法度，明事理而不淤滞于事理；知进退，善变通；允中厥，不极端；动静相宜，行止有度。
应变力实为管理者不可或缺的一种软实力之一。行走于商场，本来就是一场非常艰巨而严峻的考验，并且世间万物纷然而庞杂难以一概而论。虽然从人生的进取层面来看，为人自然应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但在具体的实际行动上则应遵循“权变”的原则，不应执于一端，否则东向西望难见西墙。市场的复杂和形势的多变，要求管理者在不同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惟有灵活掌握“权变”的通达，才能真正做到进退自如。所以说，应变力有多强，管理者就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