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经典
同行人很少聚会，但是他们会谈，不是策划出一个对付公众的阴谋就是炮制出一个掩人耳目提高物价的计划。
——亚当·斯密
作者简介
亚当·斯密（1723～1790）是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他于1723年出生在苏格兰的克科底，青年时就读于牛津大学。1751年到1764年在格斯哥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在此期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确立了他在知识界的威望。但是他的不朽名声主要在于他在1776年发表的著作《国家康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该书一举成功，他因此在余生中享受荣誉和尊敬。
成书背景
《国富论》产生于英国由工场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过渡的时期，反映了产业资本同封建残余作斗争、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作者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出发点，以国民财富为研究对象，使用了双重的研究方法，即一方面探索各个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仅仅描绘经济现象的表面联系。贯彻全书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是主张自由放任，即主张在自由竞争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思想品读
全书分5篇共32 章。第一篇从分工开始论及交换、分配（工资、利润、地租）和流通的规律。第二篇分析资本的性质、构成、积累和用途。在这两篇中，作者讨论了影响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包含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内容。作者指出，国民财富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出来的商品总量，它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增加财富的途径主要有两个：加强劳动分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资本积累从而增加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人数。第三篇从经济史角度考察了促进和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因素，从历史角度论证了只有采用自由放任的政策，才有利于分工和国民财富的发展。第四篇评述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论述了采取自由放任政策的必要性。第五篇论述国家的费用、公共收入的来源，以及国民财富税收政策对国民财富增长的影响，主张限制君主和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实行经济自由主义。
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及其收入，分析了资本、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论述了自由贸易理论、赋税理论，总结了历史上的各种经济观点，创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使政治经济学形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国富论》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对欧美各国的经济也有深远影响。
亚当·斯密并不是经济学说的最早开拓者，他最著名的思想中有许多并非新颖独特，但是他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为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完全可以说《国富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该书的伟大成就之一是摒弃了许多过去的错误概念。斯密驳斥了旧的重商学说。这种学说片面强调国家贮备大量金币的重要性。他否决了重农主义者的土地是价值的主要来源的观点，提出了劳动的基本重要性。斯密重点强调劳动分工会引起生产的大量增长，抨击了阻碍工业发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断的政治限制。
《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例如，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用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
但是，如果自由竞争受到阻碍，那只“无形的手”就不会把工作做得恰到好处。因而斯密相信自由贸易，为坚决反对高关税而申辩。事实上他坚决反对政府对商业和自由市场的干涉。他声言这样的干涉总要降低经济效益，最终使公众付出较高的代价。斯密虽然没有发明“放任政策”这个术语，但是他为建立这个概念所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人都多。
斯密认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是追求个人的利益，每个人既不打算，也不知道如何促进公益利益。但是，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需要别人的帮助，因而不可能不顾及他人的利益。所以，个人行为结果必然既包括个人利益也包括他人利益，即“自利即公益”，“自然秩序”产生于人的本性又符合人的本性的秩序。每个人在追求自我利益时，受“看不见的手”指引，实现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社会利益——增进公共福利，其效果比他故意去促进公共利益时更加有效。
亚当·斯密主张给私人活动以自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减少干预是一国财富增长、政府财政收入增加、社会公共利益增大的源泉。国家和政府职能仅限于国防、社会治安、公共工程三方面。
《国富论》的中心任务就是弄清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以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斯密认为国民财富就是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商品总量，而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正在于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兼顾好个人和社会、生产者的利益，而避免牺牲掉某一方面的利益。围绕着这个主题，斯密系统地发挥了关于价值、市场、竞争、经济目标的分析、经济政治学、财政学等一系列观点，以高屋建瓴的气势建立起一座经济理论的大厦。
斯密认为增进国民财富的最大原因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是要加强分工和增加劳动力。所以他的《国富论》从分工写起，引出了他的价值理论，引出他关于资本的划分。斯密庞大博杂的理论被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各取所需”，创造出许多经济流派。
斯密在《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见第五篇，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
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世被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斯密从人性论出发，认为人们受“利己心”支配去追求个人利益，同时也给全社会带来普遍利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竞争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调节生产的进行。他指出财富的源泉是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批判了重商主义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源泉的观点，也克服了重农学派只把农业看做生产部门的片面看法。他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指出劳动是衡量商品价值的真实尺度，分析了自然价值和市场价格及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他第一次根据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划分出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并指出利润和地租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扣除，实际上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起源。他还考察了资本，论述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自由贸易理论及赋税原则等。但他的研究方法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研究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仅仅从经济现象得出结论），使他的价值论和分配论都带有双重的、相互矛盾的观点，因而在他的理论中既存在科学见解又有庸俗观点。他的理论对后来的经济思想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体系结构严密，论证有力，使经济思想学派在几十年内就被抛弃了。实际上，亚当·斯密把其他经济学派所有的优点都吸入到自己的体系，同时也系统地披露了它们的缺点。斯密的接班人，包括像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这样著名的经济学家对他的体系进行了精心的充实和修正（没有改变基本纲要），今天被称为经典经济学体系。虽然现代经济学说又增加了新的概念和方法，但这些大体说来是经典经济学的自然产物。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甚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自然不是他的政治学说）都可以看做是经典经济学说的继续。
影响与评价
《国富论》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学的奠基之作，经济自由主义的宣言，富国裕民的学问和反封建干预的武器。
《国富论》一书技巧高超、文笔清晰，拥有广泛的读者。斯密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在整个19世纪对政府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亚当·斯密将科学抽象法和经验归纳法系统地运用于其著作中，这种二重研究方法是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第一个系统形式，它吸收了历史上经济学方法论领域所有的科学因素，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大卫·李嘉图和马克思继承和发扬了亚当·斯密的科学抽象法，使劳动价值论逐步完善，最终成为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剥削本质的工具。马尔萨斯和萨伊则继承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的经验归纳法，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西方经济学的研究。
马克思如是评价亚当·斯密的杰出贡献：“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亚当·斯密第一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克勒在《文明史》一书中也指出：“从最终效果来看，这也许是迄今最重要的书；这本书对人类幸福做出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做出的贡献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