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国学的热潮正涌动于媒体鲜亮的版面，大学的讲堂，甚至小学和幼儿园的诵经声中。顶级名校如北大、清华、复旦及中山等都面向管理者和企业家开设了自己的国学速成课程，并且都报出了天价学费；而一些小学校也翻出了尘封已久的《三字经》、《弟子规》之类蒙学读物，在全球化声浪甚嚣尘上的今天大声诵读起来。这一切无不昭示着今日之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复归的热情。
实在来说，我们都是中国人，都在中国的土地上与同我们一样喝着长江黄河水、流着中国血的同胞或筹划、或协作、或竞争着种种事情；当我们在寻找某种问题的原因或答案时，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历史、投向我们曾经拥有过的那些典籍，因为那毕竟是滋养了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文化和传统。说它好也罢，说它坏也罢，它都是你无法躲开的东西，我们必得从它当中生发出新的动力和方法。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国人开始重新思考我们古老文化的常新动力，新一轮的国学复兴即缘发于此。而管理者和企业家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做管理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是绝然行不通的，而是要像共产党那样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为我们是在中国做事情、办企业。国人的举手投足、言谈举止无不深深打上中国式的印迹，那是多年的文化积淀形成的———你想躲都躲不开！我们必以相应的中国式应对这种中国式，才会取得事半功倍之效果；连“洋人”们都知道要进行本土化经营，并且在某些程度上比我们做得还好。
如果我们深翻老祖宗留下来的国学宝库，就会发现这中间儒家的东西占了很大的比例。因为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是讲究“外儒内法”的，那对外的儒家一直是大讲特讲的，并以此作为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主要依据。自打汉武帝定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后，儒家就成了正统的意识形态，被其后的历代统治者一路高捧着直到现在，致使国人不知不觉地全都被打上许多儒家烙印。我们现在来检视这些烙印，发现许多东西即便在现代也还是光辉闪闪的。德国的大社会学家麦克斯-韦伯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曾得出一个著名结论，即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在西方得以长足发展，全在于基督教中的清教徒有一股子“兢兢业业、克勤克俭、顽强进取”的精神。我们用韦伯的结论反观中国的儒家传统，发现这正是儒家所一贯强调的，这也正是儒家伦理能为现代企业所用的地方。儒家的讲求集体主义、尊卑有序、进取入世、自我克制、孝悌之道，以及“仁、义、礼、智、信”，“中庸之道”，“忠恕之道”等，对于当前的管理者和企业家构建自身企业的企业文化都仍具有很大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存在于传统及文化深处的中国式管理的那些方法与思路，在今天的现实背景下有多少还在起作用，这是我们在写作此书时经常要追问的问题。诚如前文已有论及的那样，传统总是通过现实顽强地表现自己，并且总是在当事人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作用。另外，作为中国人，无论他的企业做得多大，中华文化深处的东西总要在他的身上发挥作用；我们观察到，李嘉诚的言论总是不自觉地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而据说张瑞敏最爱读的书也是老子的《道德经》。在中国千百年的历史中发挥作用的那些方法和实践，到今天有哪些是值得继承的？又有哪些是必须批判和加以扬弃的？这是本书的根本目的所在。毋庸讳言，集权统治如果能有一个英明伟大的君主（英明是指他必须具有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足够理智，而伟大是指他必须具有最起码的道德良知，这是一切好的管理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两条），那实际上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管理办法；但是，我们在实践中却失望地观察到，没有几个皇帝同时具有如上提到的最基本的两条，那是必然的人性使然，因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历史中又观察到，抛开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不谈，中国式管理在一些具体问题和事务的处理上，确实有它巧妙和管用的地方，而且有些环节还真的让我们拍案叫绝，不得不佩服老祖宗解决问题的“巧夺天工”。对这一部分，我们当然应该好好地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而且从被管理者的角度看，那样的处理方法仿佛也特别让他们受用。特别地，一个在根本上讲不通的管理机制，在实践上却能坚持几千年，这一事实就更让我们叫绝，它的延续、它的存在必然有它合理和成功的地方，这是我们在本书中要深刻挖掘和研讨的地方，也正是本书的目的所在。关于这一点，葛荃说得很清楚：
中国古代的君主政治从本质上看是野蛮的，因为它剥夺了人们的相对独立性和自由思维的权利，专制把人变成奴仆。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古代君主政治又包涵着理性，这些政治理性代表着君主政治的历史合理性层面，往往由那些所谓“明君贤臣”体现出来，因之，中国历史虽然战乱频仍，乱政、暴政不绝于书，但毕竟也有“治世”。历史的舞台上固然贪佞充斥，但也时有清官、贤佐、忠良的身影。他们代表着官僚士大夫之中的正人君子，是士人的正面形象。
由于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民间组织，所以在写作中国式管理时，我们只能从王朝统治中寻找相关资料，所幸，中国人在千百年的王朝统治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教训，其成败得失的案例，足以为我们现在进行公司管理及治理时借鉴和参考，而且，诚如我们上文所言，中国人的基本人性及文化背景虽然处在文化昌明的21世纪，但其最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似乎没有太大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管理没有新东西”。所以前世的经验教训就仍有其合理利用的价值，而且有时还非常管用。
一百年前的国父孙中山曾经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全球化的今天，一切传统的、民族的东西无不经受着时代及普世价值的拷问，国学甚至管理也不能例外。让我们谨记一位伟人曾经说过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我们的具体管理实践中加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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