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所谓“中”是不偏不倚的意义，也就是重在适应；“庸”是经久不渝的意义，也含有经用的真理。至于调和，一方面固须调和理性与人性，一方面更要调整人与我的关系。儒家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是求礼的中庸；又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求文质的中庸；又说“我无可无不可”，这是求可否的中庸。因为注重中庸调和，所以中国人最讲求情理兼顾，心平气和，凡事妥洽，恶趋极端，一切不喜诉之武力，喜欢中和气象，结果中和的实际法式，归于忠恕絮矩之道，中和的实际体制，形于衣乐之道。
中国民族最讲持中之道，凡事均须恰如其分，毋过亦毋不及。中国文化产生在广大平原之上，所以民族思想比较率直伟大，能够包容一切，把许多表面上不能相容或者相互抵触的事物善加调和。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在于人文主义，而人文主义的发端就在好讲情理，恪守中庸之道。“理”是道理，比较固定不易；“情”是人情，可以因人而异，如果能够推己及人，恰如其分，便达到了理想的标准。中国儒家学说的根本思想便在中庸之道，讲近情近理，谈折中调和，几千年来的民族思想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
———庄泽宣
一. 中国式的领导表情
著诚去伪，无欺无隐
“著诚去伪，礼之经也”，这是《礼记·乐记》上的话。诚，即无欺、无隐。诚实、真诚，是立身处世之本，是立足社会之基，是一个企业、一个人立足于世的最基本的品德。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著诚去伪”是维持国家正常秩序的基柱。
在封建统治集团中，皇帝居于权力金字塔的塔尖，这金字塔的建筑硬件是“权”，而软件就是“诚”。皇帝只有双手双目，无论多么能干的君主，都必须依持臣子们的帮助来治理天下。一旦臣子欺瞒君主，那么君主就会闭目塞听，皇位就岌岌可危。所以，每一位皇帝在潜意识中都有一种危机感，生怕臣子不忠。
任何的关系都应该是双方的，人对你投之桃，你就投以李相报。为了保证使皇权最长久地保有效力，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劝说统治者退而从自身寻求解决办法，“其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也就是说君主待臣子以诚，然后臣子报君主以忠。
基于这样的考虑，历代皇帝都把“诚”作为影响君臣关系的关键因素来抓。清雍正帝说：“从来上下交而志同，其要总在一诚。诚之为道，有感必通，尔以诚来，朕即以诚应。”在雍正皇帝看来，只要臣对君忠心不二，君主也会对臣子坦诚以待，这是臣君关系的基本原则。
事实也正是如此。臣下往往会因为君主的诚，而对君主竭忠事之。
汉初名相陈平是一个被司马迁誉为“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的社稷重臣，他加盟刘氏阵营有一番曲折。在秦末农民大起义、时局大动荡中，陈平先投奔魏王，后跟从项羽，再归降刘邦，用现在的行话说，“屡次跳槽”，“职业经历不良”。陈平是通过魏无知介绍给刘邦的，来了就出席欢迎宴会，当天被封为都尉（一种比将军职位略低的统兵武官），并享受很高的待遇———陪刘邦同乘一辆马车出入，还让陈平监护军队。一个刚从敌方叛逃过来的人竟得如此信任和重用，自然引起“诸将尽喧（大声反对）”，但刘邦听了“愈益幸（陈）平”。
陈平初来乍到便带兵攻打项羽，不料大败而回。照现在的规则，试用不合格，应马上解聘为是。谁知刘邦不仅不怪罪，反晋升他为“亚将”。一帮和刘邦出生入死的铁哥们儿如周勃、灌婴出于责任感、事业心，一起向刘邦打小报告。这个小报告打得可真是功夫到家。先针对陈平个头高、人漂亮，说他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中看不中用；接着又搬出更厉害的三条：盗嫂———作风有问题；屡次易主———品节不忠，立场有问题；受金（接受贿赂）———经济有问题。这三件事可是件件都上纲上线。那么刘邦是怎么处理的呢？
《史记》里记载刘邦并没有因此而把陈平冷落于一旁，而是与陈平当面交换意见，给陈平以解释的机会。最后，这场风波以“汉王乃谢（道歉）厚赐，拜（陈平）为护军中尉，尽护（监督）诸将。诸将乃不敢言”告终。
正是由于刘邦待陈平以诚，陈平得以日后屡建奇功，为开创和稳固汉王朝统治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刘邦与陈平这段“著诚去伪，无欺无隐”的佳话则流芳史册，足为后人师。
内方外圆，和而不同
伦理是管理的基础，中国区域的人文环境构成了中国企业管理的特殊性。“方是做人之本，圆是处世之道”，对于企业家来讲，除了“方”的本能要求外，还要求“圆”。在外“圆”的表象下，推行内在“方”的制度，使企业的硬制度在柔性管理中运行。
按传统观念，“方”应解释为“有棱角”。就是所谓“直立而不挠，素白而不染”。也就是说做人要正直，有独立人格。“方”，一般是讲原则性，但有时也指刻板、迂腐、不近人情等。“圆”则大抵是指人机巧、伶俐、兜得转、路路通，能做到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圆”，一般是讲灵活性，有时也指圆滑、世故、缺乏人格等。
在现实生活中，方和圆总是纠缠在一起，难分彼此。比如，讲原则与讲灵活都是好的，两者虽相反而实相成，至于刻板、迂腐以及圆滑、世故等，则皆不足为训，两者虽相反而实不相成。那么，如何避免由讲原则而变为刻板、迂腐；讲灵活而变为圆滑、世故呢？这需要一个大的前提作原则，即“和而不同”。
西方人应向东方文化学习之第二点，是一种圆而神的智慧。……圆而神的智慧是积极的。所谓“圆而神”，是与“方以智”对照的。我们可以说，西方之科学哲学中，一切用理智的理性所把握之普遍的概念原理，都是直的。其一个接一个，即成为方的。这些普遍的概念原理，因其是抽象的，故其应用至具体事物上，必对于具体事物之有些方面，有所忽略、有所抹杀，便不能曲尽事物之特殊性与个性。
要能曲尽，必须我们之智慧，成为随具体事物之特殊单独的变化，而与之婉转俱流之智慧。这种智慧之运用，最初是不执普遍者，把普遍者融化入特殊，以观特殊，使普遍者受一特殊者规定。但此种受某一特殊之规定之普遍者，被人自觉后又成一普遍者；再须不执，融化入特殊中，而空之。于是人之心灵，得再进一步，使其对普遍者之执，可才起即化，而只有一与物婉转之活泼周遍之流行，因此中对普遍者之执，才起即化，即如一直线之才向一方伸展，随即运转而成圆，以绕具体事物之中心旋转。此即为一圆而神之智慧。或中国庄子思想所谓“神解”、“神遇”，孟子所谓“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此神非上帝之神，精神之神。神者，伸也，人只以普遍之抽象概念原理观物，必有所合，亦有所不合。有不合处，便有滞碍。有滞碍，则心之精神有所不伸。必人能于其普遍抽象之概念原理，能才执即化，而育与物婉转俱流之圆的智慧，而后心之精神之运，无所不伸。
———牟宗三，《中国民族性》第163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化之核心点在于“和”。孔子说“和为贵”，子思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信焉，万物育焉”。中国文化下的“和”，追求的是人与己、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和的境界，就是使天地正常运行，使万物生长发育，使社会稳定、安宁、太平，使人与人和睦相处。
“和”并非是无原则的和。把不同的事物结合到一起，通过相互协调，相互影响，达到和谐统一，形成一种新的状态或产生出新的事物，称之为“和”；“同”指的是相同的东西重复相加，只是量的增多，并不能产生新的事物。所以，“和”但不能“同”。
孔子把“和”与“同”作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君子坚持有原则的和睦相处，反对无原则的苟同；小人只是无原则的苟同，而不能有原则的和睦相处。“和”追求的是有原则、有标准，以正确合理为内在精神的整体和谐与最佳状态，是一种异中的和谐，变中的和谐。
“和而不同”正反映了哲学上质与量的统一。事物只有保持“质”上的相对稳定，才能获得整体的和谐发展。也就是说方与圆的这个度就在于“和而不同”。这很有点“方”体“圆”用的味道，以方为做人之本，为内，以圆为处世之道，为外，即内方外圆。
晏婴与齐景公曾有一段很精彩的对话说明了内方外圆的重要性：
景公问晏子曰：“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廉洁正直又能长久保持的人，他们的品行如何？
晏子对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他们的品行如同水一样。多么美好啊，清澈的流水，它浑浊不清的时候能够用来和泥涂墙，它清澈透亮的时候能够用来洗涤除去污秽，因此能长久。
中国人讲道德，都要由性分上求根源。此所谓性，乃指的人性。如饥寒饱满暖是身体上的事，此乃人兽所同。道德行为在外面固能深入人心，更有把握的是在内部深入己心。因道德由己心发生，还能深入己心，在心里再生根，就有了生命，成了德。
中国人分人的高下，不在吃饭穿衣上，不在做官营业富贵贫贱上，只在其人之品德上。若抹去了品德，仅在法律上求平等，则有财富强力就是优，没有财富强力就是劣。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主张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这一套理论，只能应用在生物界，却不该应用到人类。
———钱穆，《中国民族性》第190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景公又问：“廉政而速亡，其行何也？”廉洁正直的人有的却迅速灭亡，他们的品行又如何？
晏婴说：“其行石也。坚哉石乎落落，视之则坚，循之则坚，内外皆坚，无以为久，是以速亡也。”他们的品行像石头。坚硬的石头，表面看起来它是坚硬的，用手接触它也是坚硬的，它从里到外都是坚硬的，坚硬的东西容易折损，难以坚持长久，因此迅速灭亡了。
居敬行简，正心修身
领导魅力是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领导魅力是所有领导者竭尽全力做的事情。而居敬行简，正心修身正是提高领导魅力的重要手段。
“居敬行简”出自《论语·雍也》：
一天，仲弓问子桑伯子的情况。孔子说：“还可以，此人办事简练。”仲弓说：“居敬而行简，以监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吾乃大简乎？”意思是说，为人严肃认真，严格要求自己，又行事简练，像这样来治理百姓，不也是可以吗？（但是）自己马马虎虎，办事又简单粗疏，那不是太简单了吗？
确是如此，一个领导者，只有修身养性，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得到下属的敬重。
律他往往比自律来得容易。因为律他不涉及自身的利益，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对方要求很严；而“律己”则相对来说要难得多，因为这要时时、事事、处处以规章制度等条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往往会触及自己的利益。所以人们会常常找借口谅解自己，总是认为“差不多了”、“够优秀了”，这可能是人性的弱点，“革自己的命总是狠不下心”。古代学者曰：“古之君子，其待人也轻以约，其责己也重以周。”我们难道还不如古人？自律虽然很难，但必须要做，尤其是身为管理者更要如此。
古往今来，对自己不加节制，而放纵自己的领导者从来都没有好下场。唐明皇李隆基沉溺于女色，终于引来了“安史之乱”，落得个郁郁而终的结局；宋徽宗赵佶如果不是没有认清自己的角色，倒是完全可以凭收藏家、画家或者书法家的身份在史书留名，可惜他生在帝王家，终于玩物丧志，变成一个失败的君王……
清康熙皇帝对这方面也有很深刻的认识。据《康熙起居注》中记载，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人主势位崇高，何求不得，但须有一段敬畏之感，自然不至差错，便有差错，也会省该。若任意率行，略不加谨，鲜有不失之纵侈者。朕每念及此，未尝一刻敢暇逸也。”作为封建统治的最高权威，有什么是要不到的呢？但作为一国之君也必须理性地认识到，统治者个人的修养是维护个人极权的必须，如果对自己的欲望不加节制，就会给国家带来无穷的灾难。而在御制文《居敬行简论》中，康熙帝进一步指出，君主只有居敬行简，正心修身才能实现政简刑清。
领导者，为下属所瞩目，一言一行，影响深远。具备什么样的表情，领导者才能张弛有度，距离适宜，处于有利势位？因为中国文化的传承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思辨性、微妙性和两可性，而非一种机械性、逻辑性和决定性，所以中式领导表情也表现得更为丰富多样。
《礼记·乐记》云：“着诚去伪，礼之经也。”诚，即真实无伪，是待人之本。领导者必要待人以诚，然后才能得人之诚。“方是做人之本，圆是处世之道”，内方外圆，和而不同是一个成功领导者的典型表情。它所表达的是一种“异中求和谐”和“变中求和谐”的思想。在御制文《居敬行简论》中，康熙皇帝指出君主只有以敬修身，正心诚意，才能实现政治上的政简刑清。“若任意率行，略不加谨，鲜有不失之纵侈者”，如果（君主）任性行事，不加节制，很少有不犯纵欲奢侈的毛病，给国家带来无穷灾难的。从这一点来看，康熙帝比起今日某些盲目自大的管理者都更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