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1852年。格林斯堡附近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工地正在挖沟筑堤，早上，我常常到那里散步并顺便去看工程进展，我做梦也没想过自己之后不久会进入那家大公司工作。这是我在电报公司第一次担当如此重要的职务，所以我丝毫不敢擅离职守。一天夜里，屋外雷电交加，我坐在办公室里，虽然已经深夜，但仍不愿切断联系。当时我太冒失了，坐得离按键太近，一道闪电就把我从凳子上打了下来，这差点摧毁了我的事业。从此，只要有暴风雨，我坐在办公室里就会格外地小心。我成功地完成了在格林斯堡的这个小任务，博得了上司的喜爱，最终载誉而归。因此很快我就获得了晋升，公司需要一个新的报务员，布鲁克斯先生亲自向詹姆士·D·里德（他当时是公司在那条线上的总经理，苏格兰人的另一个模范，后来我和他成了好朋友）发电报推荐我来担任助理报务员一职。很快，路易斯维尔就带来了明确的答复：既然布鲁克斯先生认为我值得信任，那么里德先生非常愿意提升“安迪”。结果我又成了一名报务员，每月拿25美元的巨薪，这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从信差升到报务员，我的华丽转身要归功于里德先生和布鲁克斯先生的栽培。那年我17岁，我完成了学徒生涯，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不再是一个每天赚1美元的小孩了。
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电报公司的操作间就是一个超级棒的学校。在那里，他必须用纸和笔，借助不断的创新与进取来做好工作，而我对英国和欧洲的些许了解则在我的工作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毫无疑问，知识就是财富，只是它发挥作用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那时候，国外新闻是通过莱斯角的线路接收的，而接收那连续不断的“蒸汽机新闻”则成了最为荣耀的一件事情，我对它的热爱胜过任何其他的工作，很快，这项工作就心照不宣地分配给了我。
那时候，电报线路的状况较差，如果遇上了雷雨天气，很多内容就只能靠猜测。在这方面我的能力很强，我经常把丢失的一两个单词自行补上，而不打断发报人，以此作为消遣。在收听外国新闻时，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即便报务员大胆做了什么不当的改动，那也没什么，他并不会因此陷入麻烦之中。我对国际事务的了解从此越来越广泛，尤其是对英国的认识，如果有开头的一两个字母，我的猜测一般不会错。
当时，匹兹堡的报纸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要派一个记者到电报公司抄写新闻。不久，所有的报纸都派一个人前来。派来的人建议说，所有接收到的新闻都应被制成多个版本。后来我们之间达成这样的协议：我把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复印5份，而他将每周另外付我1美元。这是我第一次为媒体工作，当然，收入并不算多。但这使我每个月的薪水变成了30美元，当时的每1美分对我来说都是很值钱的。于是，家里的积蓄渐渐增加，百万富翁似乎已逐步显现。
另一个对我影响深远的举动则是我和我5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一起加入了“韦伯斯特文学会”。我们志同道合，彼此亲如兄弟。而入会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进步。此前我们曾组织过一个小型的辩论俱乐部。当时是在菲利普斯的父亲家，汤姆·米勒后来回忆说，有一次我曾对“司法机关是否应该由人民选举产生”这一问题，滔滔不绝地说了一个半小时。对此，我们还是姑且假设他犯了一个错误。“韦伯斯特”是当时城中最著名的俱乐部，因此我们为能入会颇感自豪。要知道，之前我们只在皮匠的房间里做过准备。
参加这样的俱乐部对于年轻人的成长真的大有裨益。这里的书籍有助于我日后的辩论，使我受益匪浅，它使我的思路更加清晰、稳定。而后来我之所以能在公众面前保持冷静，毫无疑问应该归功于“韦伯斯特”的这段经历。那时候（现在也如此）我演讲的两条原则是：轻松自如地跟观众交谈，而不是生硬地向他们作报告；尽量做自己，按自己的方式谈话，除非不能自持，千万不要过于夸张地“演讲”。
我终于成为一名听声音就可以辨识信息的报务员，所以我完全抛弃了打印纸条的方式。那时候只有极少数人掌握了此项技艺，为此很多人跑到公司来参观。当那场大洪水破坏了斯托本维尔和惠林之间所有的电报联系时，这一本领便让我备受关注。两个城市之间相距25英里，我被派往斯托本维尔接下所有的业务，然后往返于东西方之间，每隔一小时或者两小时，在河中一艘小船上将信号发给惠灵①，回程时再带回来一批，发往东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就通过这种方式，东西方之间经由匹兹堡的电报联系一直保持着。
在斯托本维尔时，我得知父亲要到惠灵和辛辛那提去卖他自己织的桌布，我便登上了同一条船，但是他一直到深夜才抵达。我下去接父亲，发现他因为想省钱，没有买船舱的票，一直坐在甲板上。我记得当时我有多么伤心：这样好的一个人却不得不吃这样的苦。我心中感到愤愤不平，但嘴上却宽慰说：
“嗯，爸爸，很快你就可以和妈妈坐进自己的马车里了。”
父亲通常很内向、矜持、敏感，他也很少表扬人（典型的苏格兰性格），使得我不至于太飘飘然，但情到深处，也会情不自禁。这一次便是如此，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他用那种常见的眼神看着我，那眼神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慢慢地咕哝着说：
“安德鲁，我为你骄傲！”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向我道了晚安后，就嘱咐我赶紧回办公室，这时我才注意到，他不得不擦去眼角的泪水。他的那些话常在我的耳边响起，日复一日地温暖着我的心田。苏格兰人是多么地矜持啊，他感受最深的地方却表达得最少。在他的心灵深处有一块圣地，谁要是侵犯了这块圣地，那真是大逆不道。有时候，沉默比话语更能打动人心。我觉得父亲是最可爱的人，为他的朋友和亲人所深爱着。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但不属于任何教派，也没有任何派别的宗教信仰，在这个世界上，他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但他完全有资格上天堂。尽管矜持不善言辞，但他生性善良。他在西行归来之后不久就去世了，而我们刚刚可以给他一个较为悠闲而舒适的生活。
①惠灵，位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俄亥俄县。以美国独立战争的最后战场而闻名。
回到匹兹堡不久，我认识了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托马斯·A·司各特，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称他为“天才”也丝毫不过分。作为宾夕法尼亚区铁路驻匹兹堡的主管，他和他的上司—阿尔图纳的总裁罗姆贝特先生之间频繁的电报联系是必需的。有一段时间司各特先生来电报公司，而碰巧我是报务员，我们因此而结识。我认识他的一个助理，有一天我惊讶地听他告诉我，说司各特先生曾问他是否可以让我去做他的文书和电报报务员。这个年轻人告诉了我他当时的回答：
“这不可能，他现在已经有个报务员了。”
但听到这些后，我立即说：“别这么快下结论，我可以为他效劳，我不想干一份仅仅窝在办公室里的工作，请你转告他。”
结果是，1853年2月1日，我成为司各特先生的文书和报务员，每月的薪水是35美元。工资从每月的25美元升到35美元，这是我所知的最大的涨幅了。公用电报线临时接进了司各特先生在火车站的办公室。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可以在不影响电报公司业务的时候使用这条线，直到铁路公司当时正在修建的电报线路完工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