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欧洲之行对我的商业知识的增长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跳出新大陆，才能够对它的飞速发展有一个正确估计。像我们这样迅猛发展的企业，竟都无法满足美国人民的需求，然而在国外，好像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发展与进步。如果排除这个大陆上的几个首都，那么这儿的一切仿佛都是静止的。而美国则是另一番景象，就像书中描述的建造巴别塔②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来回穿梭奔忙，活力四射，都投入到了通天塔的建设中来。
①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著名英裔德国作曲家。
②巴别塔，由于古代智慧最优秀的以色列人进步最快，并得到被流放的创造者（基督教里的神）的帮助，开始征服太空，被放逐的创造者们希望人类去耶洛因的行星上去寻求宽恕。因为人们想让耶洛因们知道，人类不仅具有智慧，而且追求科技的进步，知恩图报，酷爱和平，于是他们创造了一座大型火箭，那就是“巴别塔”。
我们的工厂—美国首家此类企业的经营能取得新的突破发展，我必须感谢我的表兄弟“多德”，是他把克鲁曼先生带到了英格兰的威根区，并且给他讲解如何从煤矿中清洗煤渣和炼焦的工艺。克鲁曼大为振奋，不断地跟我们说，如果可以把我们这儿的煤矿所产生的矿渣利用起来，那该有多广阔的市场；而将它们扔掉又是多么的浪费。多德表哥是个机械工程师，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①，师从凯尔文爵士。他有力地证实了克鲁曼先生的说法。于是，1871年12月，我开始筹集资金，在宾夕法尼亚铁路沿线建了几个工厂。并与几家主要的煤炭公司签订了长达10年的合同，由它们为我们提供煤渣。另外我们还与铁路公司签订了运输合同。劳德先生来到了匹兹堡，他不仅是这个项目整体运行的主管，还建造了美国第一台洗煤机。他获得了成功，在采矿和机械设备领域，他向来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很快他建厂的资金便收回了。难怪后来我的合伙人要把焦炭厂纳入我们的集团公司，他们不仅仅想拥有工厂，也想得到“多德”，他已经声名显赫。
①格拉斯哥大学，成立于1451年，是英国最久负盛名的综合性大学之一。
我们的炼焦炉不断增加，直到后来我们增至500座，每天的洗煤量也能达到1500吨。我承认，每次提及这些炼焦炉，我都会产生这样一种难以言表的自豪感：如果一个人能使先前只长出一棵草的地方长出两棵，便算得上有功于人类，那么，那些从废弃的矿料中生产出来优质焦炭的人完全有理由为自己庆祝。变废为宝，点石成金，这是多么美妙而值得自豪的事情呀。而能在这片新大陆上成为这样一个先驱者，自豪之情自是难以言喻的。
丹弗姆林表兄莫里森的儿子后来也成为我的合伙人，对我来说，他同样十分杰出。一天，我在工厂车间里巡视，经理问我是否知道我的一个亲戚是位出色的技工。我说我并不知情，并询问能否和他聊几句并与他随便走走。后来，我们见面了，我问了他的名字。
“莫里森，”这是他的回答，“罗伯特的儿子”，罗伯特是我的表兄弟。
“哦，你是怎么来这儿的？”
“我想这样我们能过得好一点。”他说。
“那，是谁和你一起来的呢？”
“我妻子。”他回答。
“你为什么不先来见我，我可以介绍你到这儿来。”
“呵呵，说实话，有这样的机会，我想我并不需要帮助。”
这就是真实的莫里森，自立、自尊、自强。之后不久，我就听说他被提拔为我们在迪凯纳的一家新厂的主管。从这里起步，他的职位在不断稳步提升。如今，他已经是个不择不扣的百万富翁了，但他依然保持着特有的理性。我们都为汤姆·莫里森感到骄傲。（我昨天收到他的一封短信，信中他邀请我和夫人去参加卡耐基学院的周年庆典时一起到他家做客。）
以前我一直认为我们应该扩大钢铁厂的规模，而许多与钢铁制造业息息相关的新兴行业也应该得到发展，而当时这些还正处于孕育期。所有对钢铁行业未来的担心都随着美国在进口关税上的举措而烟消云散。我清楚地认识到，内战已经使这个新大陆的主人下定决心，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任何与国家安全有实质联系的产业都不能依赖欧洲。美国所有钢材和所需的大部分铁一度依赖进口，而英国则是最大的供应国。美国人民强烈要求自主，国会决定向进口钢轨按价征收28%的关税—相当于每吨28美元，当时钢轨每吨可卖到100美元。其他物品也按相应比例征收关税。
在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中，贸易保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内战前，这还只是一个政党问题。那时，南方主张自由贸易，而北方则认为征收进口税是有必要的。英国政府对南方邦联的支持，在它从阿拉巴马和其他一些攻击英美商业的武装民船中逃离出来之后达到了顶点。由此美国人对英国政府一直怀有敌意，尽管大部分的英国人民支持并深爱美国。但如今征收关税已经不再是一个政党问题了，而是一项国家政策，并为两党所支持。关税变成了爱国税，促进了经济发展。国会中的90多个北方民主党议员，包括议长在内都赞成这一举措。
资本毫不迟疑地登上制造业这艘大船，自信得就像联邦政府能掌控一切努力保护它一样。内战后的几年里，降低税率的呼声愈发高涨，我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这场战争。经常有人指责道，制造业主普遍贿赂议员。但据我所知，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根据。除了维持钢铁协会每年所需的几千美元之外，他们从来没有为任何目的集过资。仅有的一次也只不过是为一次贸易保护对抗自由贸易的活动捐了款。
在我的大力支持下，钢材的进口税持续下降，到后来降到了每吨是先前的1/4，每吨7美元。［而今（1911年），进口税又降了一半，即便如此，在接下来的方案中还要得到继续修改。］克利夫兰总统为通过一项新的激烈的税则所作出的努力很有趣。它在很多地方降税太多，如果获得通过的话，那么将有大面积的制造商的利益遭到损害。我被召往华盛顿，准备对威尔逊法案进行修改，提高税率。参议员高曼（参议院中的民主党领袖）、纽约州州长弗劳和许多杰出的民主党人都和我一样是坚定的适度贸易保护论者。他们趋向于反对威尔逊法案，因为它过于严厉，降税太厉害，肯定会阻碍我们国内的一些工业发展。高曼议员对我说，他希望我尽量减少法案对本国生产商的损害，他还表示了其他议员对我的信心，如果税率大幅度降低，参议员们又一致支持这一法案的话，那么在钢铁的税率上，他们将接受我的引导。我依然还记得他说过的话，“我们想要反对总统，就必须打败他；我承受不起去反对他，但却被他打败的结果。”
弗劳州长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征求民主同意我所提议的大幅度降税，这没有丝毫困难。威尔逊—高曼关税案通过了。后来我会面了高曼参议员，他解释说，他必须给棉花包让路，以确保一些南方参议员的利益。棉花须免关税，所以，关税立法获得通过。
在内战刚刚结束时那些日子里，我在制造业中的影响力还不够资格参加关税法的制定，所以我总是在扮演一个赞成者。我反对极端主义—既反对那些认为关税越高越好，对所有的减税措施一概抨击的非理性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也反对那些抵制一切关税，倡导无限自由贸易的极端分子。
1907年，我们已有能力废除在钢铁上的一切进口税，而不会造成任何损害，高额关税在早期是必要的。欧洲没有多少剩余的产品，所以，即便美国的钢铁价格在大幅度上涨，人们也只能从欧洲进口少数的钢铁产品，甚至这还可能导致欧洲钢铁产品价格上涨，国内的制造工业却不会受到影响。自由贸易只有在需求过量的时候才会妨碍国内钢铁价格的上涨。对于自由贸易，国内的制造商们无须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