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就是在这个时期，由我代理的一桩匹兹堡阿尔勒格尼峡谷铁路公司的债券谈判大获全胜。那天，公司总裁威廉·菲利普斯上校急匆匆地来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说他现在急需要一笔钱，尽管有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担保，但还是没有一家金融机构对他们那高达500万美元的债券感兴趣。老先生确信，他之所以会走投无路，是因为银行之间有协议，只能以他们认可的价格购买债券。上校愿意给他们打9折，但银行依然觉得太高。那时候，西部铁路公司的债券一般以8折的价格出售给银行。
菲利普斯上校想看看我有没有办法帮他摆脱困境。他需要25万美元，但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托马斯先生不愿借给他这笔钱。当时，阿尔勒格尼铁路公司债券的年息是7%，不用黄金支付，只能在美国本土用货币支付。因此，这不适合在国外的市场交易。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持有大量费城和伊利铁路公司的债券，年息是6%，用黄金支付。我认为，如果用这些债券来换阿尔勒格尼公司7%年息的债券，对宾夕法尼亚公司来说，应该是件称心如意的交易，何况他们本来就要为阿尔勒格尼公司作担保。
我给托马斯先生发了电报，问他是否愿意以多得25万美元的收益，把这笔钱借给阿尔勒格尼铁路公司。很快我收到了托马斯先生的回复：十分乐意。
菲利普斯上校为此兴奋不已，并且承诺愿意给我60天的优先权，以9折的价格购买他500万美元的债券。我把情况告诉了汤姆逊先生，并建议他进行交易，汤姆逊先生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因为能多赚1%的利息。我马上带着这500万美元的费城和伊利铁路公司抵押债券赶往伦敦。这些债券由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担保，因此我可以卖一个很高的价钱。然而此行却给我带来了我金融生涯中的一次最沉重打击。
我给银行写了封信，说我有债券要卖，这个买卖一定会让他们兴奋不已。一到伦敦，我便在旅馆收到了他们的来信，请求会面。第二天上午，我们在银行达成一个协议：银行买入这些债券，如果以票面金额出售，则还要扣除2.5%的佣金；银行借给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400万美元贷款，年息5%。这一次交易我至少将获得50万美元的利润。
就在我们即将签署相关文件时，拉塞尔·斯特吉斯先生说他们刚得到消息，巴林先生将于第二天上午亲自来到伦敦，出于礼貌，应该让他了解一下这次交易的具体情况。因此，他们推迟到第二天再签署合同。如果我可以在第二天的下午两点来一趟的话，那时候，一切事情将办妥当。
当我走出银行大厅，要去电报公司给托马斯先生发电报时，一种不祥的预感浮上心头，这种感觉我永生难忘。直觉告诉我还不是报喜的时候，我应该等到明天，等到把合同装进口袋中再打电话给他。当我回到旅馆时，发现有个信差正气喘吁吁地等着我，他交给我一封已经封好的巴林银行写来的信。俾斯麦①在马德堡冻结了好几亿美元的资产，金融界受到严重的冲击，市场一片混乱。巴林银行说，此情此景下，他们不可能向巴林先生建议达成此项交易。我一下子懵了，没想到煮熟的鸭子也会飞走，然而这却是一个沉重的事实。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但我只能默默承受，暗自庆幸还没有给托马斯先生发电报。
①奥托·冯·俾斯麦，德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与外交家，普鲁士宰相兼外交大臣，世称“铁血宰相”。
我决定不再回去找巴林银行，把债券以低于和巴林银行商定的价格卖给了J.S.摩根公司，尽管他们正大量卖出美国证券。开始，我不想去找摩根银行，因为菲利普斯上校曾在美国向摩根银行推销他的债券时碰过壁。而作为摩根银行在伦敦的支行，伦敦摩根银行可能不愿意接受。但是后来，所有此类的谈判，我都是首先找朱尼厄斯·S·摩根，他很少让我两手空空地离开。如果他自己的银行不买我的债券，他会给我推荐另外一家对此事感兴趣的银行。总之，我所联系买卖的证券到最后都会有所收益。当然，那时，没能回去找巴林银行是一个错误。我应该给他们时间，等恐慌过去（很快就平息了）再与巴林银行做交易。交易需要冷静与耐心。
记得一天，我曾对摩根先生说：
“摩根先生，如果你将所赚得的1/4利润分给我的话，我将给你一个赚钱的好主意，并且帮助你实现。”
他大笑着说：“看起来很公平，我可以选择干与不干，当然，如果答应的话，我很愿意给你1/4的利润。”
我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我曾把阿尔勒格尼峡谷铁路公司的债券换成宾夕法尼亚和伊利铁路公司的债券，而后者有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担保。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在不断进行扩张时，总是需要大量的资金。如果价格合适，该公司很愿意卖出它自己持有的债券。而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出于需要，他们毫无疑问将在美国发行债券，我为之写了一份报告给摩根先生。他以一贯的认真态度对情况作了研究，之后，决定接受我的建议。
那时，托马斯先生正在巴黎，我忙去找他。因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正需要钱，所以我告诉他说，我已经将公司的债券推荐给了摩根先生，问他能否开个价，看看是否可以出售。他给了一个很高的价格，但是低于宾夕法尼亚公司的债券的市价。后来，摩根先生买下了部分债券，并享有购买剩余部分的优先权。就这样，阿尔勒格尼公司的900万美元或1000万美元的所有债券都被卖出，而宾夕法尼亚公司也获得了他们所急需的现金。
这些债券出售后不久，1873年的金融恐慌就降临了。而当时有一笔收入我是从皮尔蓬·摩根先生那儿获得的。一天他对我说：“我父亲给我发来电报，他问我你是否愿意按你说的卖出你的那份债券。”
我说：“是的，我愿意，这些日子，我愿意把所有的东西换成钱。”
“很好，”他说，“你应该得到多少钱？”
我说：“根据最近呈交给我的报告，我的账户上已经有5万美元，所以，我总共可以得到6万美元。”第二天上午，他交给我7万美元的支票。
“卡耐基先生，”他说，“你错了，你少卖了1万美元，所以总共是7万美元。”支票分为两张，一张是6万美元，而另外一张是多出来的1万美元。我把那1万美元归还给他，说：
“这是你应得的，请收下这1万美元，作为我最美好的祝福。”
“不，谢谢，”他说，“我不能收。”
这不只是法律效力，而是一种强烈的荣誉感和诚信意识。而这，在早期的生意场上并不常见。于是，从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只要力所能及，我就决不让摩根父子及其银行因我而受到亏损。从此，我们彼此成了对方最可靠的朋友。
若缺乏诚信，一个企业将难以生存。若被冠之以“精明过分”的标签，那将是企业的致命伤。真正的规范，不是法律条文，而应该是法律精神。商业道德的标准如今已经被大大提高，一个人如果犯了错误，即便对本公司有利，也必须立即纠正，就像这错误会有损于公司一样。一个企业要获得长久的成功，公正诚实的信誉比守法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也许有人不会相信，我们长期坚持着一个方针：永远替别人着想，这给了我们巨大的回报。当然，这不适于投机商，在他们的世界里，完全是另外一种氛围，在那里，人都是赌徒。股票赌博和重视荣誉的商业行为是不具可比性的。近些年来，我们不得不承认，像朱尼厄斯·S·摩根这样的老式“银行家”已经很少了。
在被罢免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职务后不久，司各特先生决定参与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的建设。突然有一天，他给我发来电报，让我务必去费城与他见面。我和其他几个朋友一同去了费城，其中包括J.N.麦克鲁夫，他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副总裁。当时，得克萨斯—太平洋公司有一笔巨额贷款已经到期，摩根银行答应续借，但是我必须加入借款方。我拒绝了这一要求，难道真要看着朋友们坠入深渊？这是我一生中最为难过的时刻。但我一点也不愿意卷入这件事，因为当时我所有的资金都投进了制造业当中，每一个美元对我来说都不可或缺，公司成败全赖我的资本投入。弟弟汤姆、菲利普斯先生、克鲁曼先生，还有他们的家人，似乎正站在我的面前，等待我维护他们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