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往事，40年前，在生铁制造业中，化学的作用一直不为人知，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而这本该是制生铁最为重要的一环。那时，高炉经理一般是一个粗鲁的家伙，通常是外国人，他最拿手的本事就是将他手下那些桀骜不驯之辈打倒在地，以示教训。他还被认为可以靠本能诊断高炉情况，甚至会预知未来。就像这片新大陆上其他的一些人，他们仅凭借一根榛树枝就可知道哪里是油井和水源。对手中的病人，这些庸医只是胡乱地开些药方。
由于在生产中并未顾及种类繁多的矿石、石灰石以及焦炭的复杂成分，露西高炉总是麻烦不断。这是不可接受的，最终我们决定免去仅凭直觉来管理的经理的职务，而将一个曾经的船上文员—亨利·M·库里摆到了这一位置上。
菲利普斯先生特别关心我们的露西高炉，他每天都要去探查一番，这使得我们免去了不少麻烦。并不是说我们的高炉运行得不如其他高炉良好，不能产生较好的效益。只是因为，和其他的高炉比起来，它更加庞大，一点儿小小的异常都可能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每当周日早晨，他的父亲和妹妹去教堂做礼拜时，菲利普斯先生总是雷打不动地去看看露西高炉。不过，即使去了教堂，他最虔诚的祈祷也只会与露西高炉有关，他时刻都在想着高炉的种种可能发生的状况。
下一步我们要找一个化学家来做科里先生的助手和顾问。而博学的德国人—弗里克博士无疑能胜任这个职务。他向我们揭示了许多奥秘，那些有着高等声誉的矿山开采出来的铁矿石，其铁含量要比原先估计的低10%～15%，有时甚至是20%，而那些原先的劣质铁矿却出产着优质的矿石。好的变差了，差的反而变好了，一切都被颠倒了过来。可是在化学之光的照耀下，关于生铁冶炼的90%的疑团都被驱散了。
那时，竞争十分激烈，公司必须严格要求才能生产出最好的产品。然而我们的高炉却在此时停产了，因为我们开始用一种铁含量很高很纯的铁矿石代替次等的铁矿石，这种铁矿石的出铁量比其他的矿石要高出2/3。但是，这种高纯矿石要使用更多的石灰来熔解，如此一来，高炉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优质的原料反而使我们陷入了严重的亏损。
我们真是大傻瓜！但我们依然可以感到自慰：与我们的竞争对手相比，他们是更大的傻瓜。几年后，我们开始用化学来指导生产，而其他高炉的经营者则无法承受雇用一个化学家的昂贵花销。不知道他们那时是否了解真实情况，但他们都应该知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如果没有它与知识的全面结合，那么制造业将面临真正的深重灾难。回首往昔，我们的这一行为被指责为过于奢侈，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成为第一家雇用化学家的企业。
露西高炉成了盈利最丰的部门，因为科学的管理，我们几乎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认识到这一点，不久（1872年）我们就决定再建一座这样的高炉。这一次的成本降低了许多，那些没人要的矿石在我们这儿得到了有效利用，而那些高价的所谓的优质矿石则止步于我们的厂门。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新奇的例子：密苏里州有一家著名的铁矿—“水手旋钮”矿，它的产品并不受市场欢迎，因为会堵塞高炉。化学家告诉我们说这里的矿石含磷太少，但是富含硅，如果正确地加以提炼的话，它的铁含量也相当高，极少有其他矿石能与之相匹敌。于是，我们大量购入这种矿石，而矿山老板还对我们千恩万谢。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将自己富含磷矿的煤渣高价卖掉，而后从对手那里买入铁含量高但少磷的炉渣。有时候，还要尝试着冶炼烟道炉渣，它们的纯度已经很低，高炉很难再将之提纯。因此，有很多年，我们的竞争对手都认为它们缺乏价值而弃之于河堤上。有时候，我们还能用贫矿换到好矿，并从中获利。
然而，还有一种更不可思议的想法，那就是人们认为氧化铁无法被利用。但事实上，它是一种铁的纯氧化物。这使我想起了同是丹弗姆林老乡的奇泽姆先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玩笑打闹。有一天，我去参观他在克利夫兰的工厂，看到有人正将这种宝贝装车运走，我问奇泽姆先生，要将它们运到哪里去？他回答说：
“把它们扔到河边，这玩意儿毫无用处。”
当时我什么也没说，但回到匹兹堡后，我决定跟他开个玩笑。当时公司有个年轻人叫杜·普维，他的父亲正在匹兹堡试验自己发明的一种炼铁工序，并因此而声名显赫。我派杜·普维去克利夫兰与奇泽姆先生洽谈购买所有的氧化铁。他以每吨50美分的价格顺利购买，完成了任务，并且直接装船运走。这样的收购持续了一段时期，我一直期待我们的这个玩笑能被发现，但在我还没能告诉他之前，奇姆泽先生便去世了。他的继任者继任之后，我们仍旧照例进行。
我从未停止过对贝西默炼钢法进行密切关注，如果这被证明是可行的，那么铁的时代将会消逝，我们将迎来崭新的钢的时代。约翰·A·怀特—列维斯顿自由铁厂的总经理，为了调查这一新工艺，特意去了一趟英国。怀特先生是我们之中最懂的也是最富有经验的制造业主之一，他力促列维斯顿自由铁厂建立贝西默式的炼钢厂。他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只不过表现得略微性急了一点。因为当时所需要的资金远远超过了他的预计，不仅如此，由于贝西默炼钢法在英国尚处于试验阶段，要想把它移到美国，并一举成功，有点不太现实。这个试验阶段会历时漫长而且代价高昂，对此，怀特先生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后来，当这一方法在英国试验成功，并应用于钢铁工业中时，资本家们开始在哈里斯堡兴建现在的宾夕法尼亚钢铁公司。同样，他们也得经历试验阶段，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钢厂没有得到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支持，那它已经胎死腹中了。正是汤姆逊总裁，这位目光远大而又才能卓著的人，向董事会建议向钢厂投资60万美元，以保证日后铁路所需的钢轨供应。最后的结果证明了他这一决断的正确性。
用什么来作铁轨的替代品是困扰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和其他重要铁路公司的一个大问题。在匹兹堡铁路的某些曲线路段以及连接宾夕法尼亚和韦恩堡的路段中，我曾观察到，每隔6个星期或者2个月就要更换新的铁轨。在贝西默炼钢法还不为人知以前，我曾提醒汤姆逊先生关注一下英国道普斯先生的一项发明，他将铁轨的顶部碳化，这样可以取得很好的成效。我快马加鞭赶去英国，取得了道普斯的专利权，然后建议汤姆逊先生投资2万美元在匹兹堡进行试验。我们建立起熔炉，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处理了好几百吨铁轨，经过比较，这样做效果非常好。我们在一些最繁忙的路段装上这种铁轨，结果发现，汤姆逊先生资金的投入将会得到巨大的回报。如果贝西默炼钢法没有获得成功，我依然坚信，只要我们改良道普斯工艺，这也足以被广泛的采用。但是，这还是不能够与贝西默流程生产出的钢材相比。
约翰斯顿（离匹兹堡不远）的坎布里亚制铁公司是全美铁轨生产的关键企业，他们决定建立一个贝西默工厂。在英国，贝西默炼钢法流程已经成熟，无须很大的风险与资金，即可获得成功。威廉·克鲁曼先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对新事物总是充满了兴趣。我们都认为应该介入匹兹堡的钢轨制造业，于是，他以及在父亲过世后曾向我们伸出援手的大卫·麦克坎德里斯先生成为我的合伙人。接着，约翰·斯考特先生和大卫·A·斯图尔特先生，还有其他一些人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副总裁，埃德加·汤姆逊和托马斯·司各特也成了股东。于是，钢轨制造公司于1873年1月1日成立了。
首先最急需解决的是公司的选址，我不同意已提出的任何一个方案，最后不得不去匹兹堡与合作伙伴们一同细细商议此事。我为此总是辗转反侧，终于，在一个周日的早上，我灵光闪现，想到了一个好的地点。于是我从床上爬起来，赶紧去找弟弟汤姆。
“汤姆，你和科尔曼先生是对的，就在布拉多克，在宾夕法尼亚铁路与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之间，那里还有河，那是全美最好的地理位置了。我们以埃德加·汤姆逊的名字来命名我们的公司，怎样？我们这就去找科尔曼先生，然后出发去布拉道克斯。”
我们当天就出发了，第二天上午克鲁曼先生已经开始为获得这一地块而努力工作。那儿的农场主麦金利先生要价很高，我们原以为每英亩只需五六百美元，结果却花了2000美元。但是此后，当我们还需要再购买土地时，每英亩已经涨到了5000美元。
在那里，就在布拉多克远征①的地方，我们开始建设自己的钢轨厂。在挖地基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许多战争时代的遗物—刺刀、剑等兵器。丹弗姆林的宪兵司令，亚布拉多克远征瑟·豪克特爵士和他的儿子便丧身此地。他们是怎样来到这里的？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个问题。那时候，这些贵族享有荣誉却不履行他们的责任，当然这并不适用于商界。但即便在当今的英国，这一贵族观念依然残留了下来。铁路公司里极少有人购买保险，但在有些情况下，在制造企业中，公司的高层必须有此保障。一些著名的人物享有总裁之名，却丝毫没有履行他们应尽的职责。作为丹弗姆林的宪兵司令，亚瑟·豪克特爵士以战为业，最终战死沙场。巧合的是，两个丹弗姆林人就战死在这块土地上，而今，另外又有两个丹弗姆林人要将这里变成一个工业区。
①布拉多克远征，18世纪中期英国人对北美地区一次失败的远征。
凑巧的不止于此。1904年，约翰·莫莱在匹兹堡卡耐基学院的独立日演说中，提到了福布斯将军俘虏迪凯纳侯爵一事，并且在写到皮特首相①时也说将军曾在匹兹堡再次受洗。这个福布斯将军就是当时皮坦克里夫的领主，他出生在当地的一个峡谷中。我后来将这个峡谷买了下来，并作为公园捐给了丹弗姆林。因此，两个丹弗姆林人都是皮坦克里夫的领主，并且他们的主要工作都在匹兹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