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民始终对和平怀有无限向往，对此我深信不疑。早在1869年，当英国的君权号战舰下水时，曾坦言能够轻易摧毁美国的任何一座城市。
当时我发了一封电报给英国内阁成员约翰·布莱特：“君权号的第一个任务也许应该是把皮博迪②的灵柩运回国，这可能是它最值得骄傲的任务。”
①和平宫，位于荷兰海牙，被誉为国际法之都，国际法院、国际常设仲裁庭以及海牙国际法学院均设在此处。
②乔治·皮博迪，美国商人、慈善家，逝世于伦敦。身前曾建立了众多的博物馆与图书馆，著名的有巴尔的摩的皮博迪学院与哈佛大学的皮博迪博物馆。
当时我并没有在电报上署名，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一切居然变成了现实，君权号因此摇身一变，成为和平的散播者。多年之后，我在伯明翰的一个小型集会上碰见了布莱特先生，并将这一切都告诉了他。他非常惊讶为何我不署自己的名字，实际上当时他心里也正希望这样做。可想而知，布莱特先生是个多值得信赖的人吧。
美国内战时期，他是联邦政府真正信赖的朋友，他不仅赢得了我的尊敬，更赢得了我父亲的青睐。虽然他曾被指责为狂热疯子，但是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最终赢得了广大人民的认可。爱好和平的他一直不赞成克里米亚战争，索尔兹伯里勋爵后来承认，英国在这场战争中确实押错了赌注。对布莱特家族能以朋友的身份允许我将一座曼彻斯特布莱特的雕像的复制品放在国会以取代原来破损的旧品，我感到万分荣幸。
在早期的游历中，我对英国和平协会产生了兴趣，并多次参加了他们的集会。后来，我又与克里默先生所创立的议会联盟走得很近。克里默先生是议会中著名的工人代表，当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只是给自己留下了1000英镑，而将其余的7000英镑全部捐给了仲裁委员会。要知道克里默先生每周只能从他所从事的议员工作中获取微薄的收入，而他却将已经到手的巨款捐赠给了和平事业，这是一种高尚的奉献精神，是一种高境界的英雄气概。
1887年，我有幸将仲裁委员会引荐给了克利夫兰总统，总统热情接见了委员会成员，并保证今后与他们通力合作，一同促进人类和平事业的发展。从那时起，我开始关心如何才能避免战争。为了号召裁军（虽然现实证明这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委员会成立了指导具体工作的特别事务法庭以解决国际纠纷。这是人类迄今为止为走向和平而迈出的一大步，虽然这并非百千次国际磋商的产物，而更多地像是一个幻想的结果，但是，众多天才般的设想不正是灵感的产物吗？
如果霍尔斯先生能够活到今天的话（他的逝世令我们悲痛不已），他将作为安德鲁·怀特所率领的代表团中的一员出席第二次海牙会议。他们为了法庭成立而四处奔波。正是霍尔斯先生成功促成了德国对法庭相关决定的支持，并说服他们不以撤出自己的代表团以示威胁。霍尔斯先生的一生都致力于人类和平事业的最前线，但他却英年早逝，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国际法庭①成立之日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纪念意义的日子之一，从此，它将为那些刽子手们、那些战争贩子敲响丧钟。我相信，终有一天，和平将降临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这个日子恐怕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当那天到来时，那些因为杀戮而成名的人将会被遗忘，和平与友善将洒满大地。
①国际法院，又称国家法庭，是联合国的司法仲裁机构。
当安德鲁·怀特与霍尔斯先生从荷兰回来后，曾建议我在荷兰开设基金会，并建立一座和平宫。但我婉言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这太冒昧了，除非荷兰政府向我发出邀请。当然，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最后，荷兰公使弗兰斯男爵向我发出了邀请。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只是，我并没有按照荷兰政府的要求将钱寄去，而是让他们直接从我这里把钱取走。于是，那张150万美元的汇票便成为一件值得珍藏的纪念品。能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和平事业建造一座神圣庄严的教堂令我终生难忘。除了圣彼得大教堂，我认为它比世界上任何一座标榜上帝的伟大与神圣的建筑都更有意义。正如路德所说：“我们不需要拯救或者伺候上帝，他不需要从这里得到任何帮助。”建造教堂的目的就是为了带来和平，“对上帝最高的崇拜就是为人类服务”。
1907年，一些朋友邀请我担任即将成立的纽约和平协会会长，我谢绝了。因为那段时间我真的是太忙了。不久，我就后悔了：如果一个人都不愿为和平事业献身，那么还有什么是值得我奉献的呢？幸运的是，几天后，莱曼艾伯特牧师、林奇牧师以及其他一些著名人士均恳求我再次予以考虑，我接受了这一职务。随之而来的便是第一届和平协会全国代表大会（次年4月），与会代表来自全美的35个州，此外，还有诸多声望卓著的海外人士。
由于我在国际和平事业方面作出的诸多努力，法国政府决定授予我二级爵士荣誉勋章。当时在纽约和平协会的晚宴上，德斯图内勒斯·德康斯坦男爵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之后便在来宾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把奖章授予给我。我会更加珍惜这个巨大的荣誉，因为这是对我服务于国际和平事业的肯定。这个奖章提醒我要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服务于和平事业，这样才配得上拥有这个荣誉。
这时，我的心中又浮现出了皮坦克里夫，那块曾经让我们牵肠挂肚的美丽地方。
记得幼时，丹弗姆林曾经为了获得大教堂的部分地产以及王宫遗址的所有权与大地主们一直进行着斗争。外祖父莫里森曾经参与发起过一场运动，我的姨父劳德和莫里森舅舅也一直推动运动深入发展。莫里森舅舅曾率人去拆一堵墙，但这遭到了起诉。市民们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中最终胜出，于是皮坦克里夫的地主们随后宣布“不允许莫里森家族的人进入峡谷”，而我作为莫里森家族的一员，同表哥多德一样，也在名单当中。
皮坦克里夫峡谷绝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它与大教堂相毗邻，西北角就是城镇主干道。峡谷面积在60英亩～70英亩，郁郁葱葱，景色宜人。在丹弗姆林孩子的心目中，它就是天堂。只要能通过围墙上方或者看门人的小屋往里瞅一眼，我们就会觉得心满意足了。
每周日，劳德姨父都会带着多德和奈格在大教堂周围散步，一直走到一个能够俯视峡谷的地方—下面有很多人在大树林里辛勤地劳作。在孩子们的眼中，峡谷的主人非常高贵和富有。我知道有女王，但她住在温莎宫，皮坦克里夫都不是她的。亨特家族也不会把皮坦克里夫交给她，或者交给其他任何人。幼时，我觉得没有任何城堡和建筑能够比得上皮坦克里夫峡谷那么宏伟、壮观。劳德姨父一定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摇身一变成为皮坦克里夫的地主，他肯定会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能够把这个我童年时的天堂还给丹弗姆林，使它成为一个大众公园，这会比给我一顶王冠更让我感到荣幸。
当洛斯博士轻声和我说，亨特上校可能会被迫卖掉皮坦克里夫，我的耳朵马上竖了起来。洛斯博士认为他出价太高，但我却觉得无所谓。1902年秋，我当时正在伦敦，这个问题突然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于是我再次请洛斯博士来访。我们讨论了皮坦克里夫的问题，当时我建议，如果邵先生可以作为我们共同的代理人和亨特上校的代表见面的话，他可以明确地向亨特表示：如果现在不与我们达成协议，总有一天他们会后悔的，因为很难再找到一个像我这么热心的买家了，而且我随时可能会改变主意。博士将我的话转达给了邵先生，邵先生回复说他将在第二天与亨特上校律师的会面中如实转达。
之后不久，我就起程去了纽约。一天。我收到了邵先生的电报，上面说亨特先生接受我4.5万英镑的价格，询问这个价格是否可以成交。我回电说：可以，只要洛斯先生也同意就行。平安夜那天我又收到了邵先生的回信：“万岁，皮坦克里夫的新主人！”就这样，我很幸运地拥有了我心中儿时的快乐天堂。国王只是国王，他既没有马尔科姆王的城堡，也没有圣玛格丽特的圣殿，更没有皮坦克里夫的峡谷，而我却十分幸运地拥有了这一切。如果国王来丹弗姆林访问的话，我会很乐意放下身段带他游览这些名胜。
成为峡谷和公园的主人之后，我认为只有将钱交给一个有公德心的人，它才会发挥它自己应有的作用。我将皮坦克里夫公园全权交给洛斯博士管理，还耐心听取他的意见，聘请了一些可靠的人组成委员会一同管理。当时大家的意见出奇的一致，就是要将皮坦克里夫变成一个城镇的公园，即使50万英镑的投入会被套牢，还要再支付5%的利息，皮坦克里夫也要成为大家的皮坦克里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