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充满热情、全身心投入地工作。每隔一天就要值夜班，直到公司关门才下班。我当班的晚上，极少能在11点之前回家。如果无需值夜班，我们可以在6点离开公司。但如此一来，我们就没有多少时间来充实自己，当然，家里也不愿在书本上有所花费。然而，仿佛是从天而降。一个文学的宝库就展现在我面前。
詹姆斯·安德森上校—上帝保佑他—宣布他可以把他图书馆中的400多本藏书向孩子们开放，这样的话，每个人在周六下午都可以从这里借书带走，第二个周六再换。托马斯·N·米勒提醒我，安德森上校的书主要是开放给“劳动男孩”的，但是像信差、店员还有其他一些并非靠双手做苦工挣钱的孩子，有没有权利去借书呢？我给《匹兹堡快报》写了一封短信，强烈要求我们也不应被排除在外：虽然我们现在做的并非苦工，但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曾经干过，因此我们也是真正的“劳动男孩”。这是我与媒体的第一次接触。安德森上校知道此事后，很快就扩大了借阅范围，因此可以说，我作为媒体撰稿人的第一次露面是成功的。
汤姆·米勒就住在安德森上校家附近。米勒将我引荐给他，就这样，仿佛是地牢里打开了一扇文明之窗，知识的阳光从那里透射进来，照耀着我。我把书随身带着，抓住上班时间的每一点空闲努力读书。尽管每天工作辛苦，值班时总是感觉长夜漫漫，但我的心却被书照亮了。每当想起周末又能借到新书，随后的日子瞬间就变得无限光明。就这样，我渐渐熟悉了麦考利的散文和历史著作，熟悉了班克罗夫特①的《美利坚合众国史》，对兰姆的文章也变得情有独钟。但那时，除了几篇选入学校教材的作品外，我对大文豪莎士比亚还知之甚少，我与他相见的情节将在不久之后从匹兹堡的老剧院开始。
①乔治·班克罗夫特，美国历史学家与政治家，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创始人。
约翰·菲普斯，詹姆斯·R·维尔森，托马斯·N·米勒，威廉·考利—我的同事们—我们一起分享着安德森上校的图书馆。那些在其他地方根本不可能借到的书，由于他的慷慨大度，使我有幸全部阅读。他教会了我对于文学的品味和鉴赏力，而对此，即便是有人敛资百万，我也不愿与之交换。没有了文学，生活将会变得多么可怕？让我和我的伙伴们远离低俗、恶习，上校功不可没。后来，当命运再次冲我微笑时，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钻石广场上的大厅和图书馆前，为我的恩人立了一座纪念碑。我将它送给阿尔勒格尼，并题字如下：
詹姆斯·安德森上校，西宾夕法尼亚免费图书馆的建立者。他将自己的图书馆向辛勤劳动的孩子们开放，并在每个周六下午亲自担任图书管理员。他不仅仅是把书籍，也将他自己献给了这一高尚的事业。怀着无比感激之情，我立碑于此，以表达对安德森上校无限的敬仰与崇敬之情。他将知识的宝库向我们开放，年轻人也因此插上了想象的翅膀。
对于他所做的这一切，我们深怀感激，只能立碑以略表敬意。根据我早年的亲身经历，我深深体会到，金钱应该用来资助那些天资聪颖、品格优秀并且有能力有决心发展自己的孩子，使他们获益、健康成长。没有什么比在一个社区内建立一座公共图书馆，并把它作为一个市政机构加以支持更能体现金钱的价值了。我相信我所捐助的那些图书馆，会在将来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如果每一个进入这些图书馆学习的孩子能有我从安德森上校的400本名著那所得收益的一半，我就认为这些图书馆没有白建。
“随着整棵树的倾斜，嫩枝也将因此弯曲。”
书籍中的世界宝藏在一个适宜的时间完全向我开放了。图书馆给我最重要的好处是它一无所求，但也从不主动给予。如果想获得知识和成功，青年必须自己努力，无一例外。许多年后，我欣喜地发现，在丹弗姆林，有5位织布工将他们的书集中起来，开办了镇上第一个流动图书馆，而我的父亲，便是其中之一。
丹弗姆林图书馆的历史很有趣，它搬来搬去，不下7次。第一次搬迁的时候，5个创办者用各自的围裙和两个煤斗，把书从手摇纺织机店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由于父亲是当地第一个图书馆的创始人之一，而我又有幸接过了这一棒，这自然成为我生命中最有意义且不可磨灭的一件大事。演讲时，我常说，我是一个曾创办过图书馆的织布工的后代，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出身值得我与之交换呢？冥冥中自有天意—我无意中追随了父亲的脚步开办了图书馆，这也是我最引以为豪的地方。父亲始终是我所追寻的榜样—他的身上拥有我所知道的最美、最纯和最和蔼的天性。
我曾说过，是剧院最先使我爱上了莎士比亚。当我还是信差时，老匹兹堡剧院就在福斯特先生的大力支持下享有盛誉。福斯特先生收发的电报都是免费的，作为回报，电报报务员可以免费看戏，而信差在某种程度上也享有这种特权。有时候，下午收到了给福斯特先生的电报，我们会留到晚上再送去。在剧院门口，我们羞涩地提出，可否让我们悄悄地溜到楼上的第二排看戏—这种请求一般不会遭到拒绝。孩子们轮流去送信，这样每人都可以得到那令人垂涎的机会。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渐渐熟悉了那绿色幕布后面的世界。上演的剧目有一半都是场面很壮观的剧目，没有多少文学价值，但正好可以吸引一个15岁年轻人的眼球。此前，我不仅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事物，甚至就连类似的场面我都没有见过。我从来没有进过剧院或是音乐厅，也没有见过任何形式的大众娱乐。大卫、哈利·奥利弗和鲍勃也是如此。我们被舞台深深吸引住了，每次去剧院的机会，我们都不会放弃。
当“狂风”亚当斯—当时最著名的悲剧演员之一，开始在匹兹堡上演一系列莎士比亚的剧目时，我对戏剧的品味开始发生了变化。从那以后，莎士比亚几乎成了我的全部，仿佛其他任何东西都再也无法吸引我的兴趣。我好像很容易就能记住他的台词，以前我从不知道我具有这种能力。语言具有如此的魔力，它的节奏和旋律就像在我的体内找到了一个栖息之所，与我融为一体，一旦有所召唤，便会马上闪现。这很大一部分归因于舞台上的生动演出，我才能体会出这一新的语言的无穷魅力。要知道，直到看了《麦克白》的演出之后，我对莎士比亚的兴趣才腾腾而起，而此前我并没有读过剧本。
很久以后，我通过《罗英格林》了解了威廉·理查德·瓦格纳①。那是在纽约音乐学院，当《罗英格林》序曲的乐音缓缓落下后，我深深地陶醉了。当时我对瓦格纳还不太了解，这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他确实有别于前人—像莎士比亚一样，他也是一个新的朋友，一架新的促使自己向上攀登的阶梯。
在这里，我还要谈论一下属于那个年代的一件事。那便是在阿尔勒格尼有一些人—总数还不到100人—加入了“斯维登堡教会”，而我在美国的亲戚们就是其中的积极分子。父亲在离开了长老会之后参加了这个教派，当然，我被带了进去。然而，母亲却对此丝毫不感兴趣。尽管她对各种形式的宗教都怀有敬意，并且也不主张宗教信仰争端，但她保有自己的想法。借用圣贤孔子的话，就是：谨守本分，勿扰他人，为上智。
①威廉·理查德·瓦格纳，德国作曲家，德国歌剧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前承莫扎特、贝多芬的歌剧传统，后启后浪漫主义歌剧作曲潮流，理查德·施特劳斯紧随其后。同时，因为他在政治、宗教方面思想的复杂性，成为欧洲音乐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
她鼓励自己的孩子参加教会和主日学校，但她对斯维登堡的教义以及许多新约和旧约的内容并不认同，她认为这些并不具备神的本原价值，不能作为生活的权威性指导而被接受。我对斯维登堡的神秘教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虔诚的艾特肯姨妈对我解释“精神感觉”的能力大加赞赏。这位可爱的老妇人热切地盼望着我有一天能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盏明灯，而我知道，有时候正如她所想象的，我成了她所谓的“言语上的传道者”。
当我对这种种的宗教理论越来越疏远之后，她的这些期许也就慢慢变淡了。我是她的第一个外甥，在苏格兰时她还曾将我抱在膝上，哄我、逗我玩，我深知，姨妈对我的爱是永远也不会减弱的。她曾希望我的表兄利安德·莫里森能够通过信仰斯维登堡教的神明而得救，但可惜的是，他后来加入了浸安会并且受洗，这件事情一度让姨妈非常失望。尽管她记得她的父亲也是这样，还经常在爱丁堡为浸安会传教，但这对福音传道者来说也无能为力。
利安德在受洗后接受了浸安会的教义，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兴奋和热忱。斯维登堡教展示了通往新耶路撒冷的通途，但他发现，由于他在这一通途上的畏缩不前，使得他的舅舅—斯维登堡教最早的信徒之一，认为他使家族蒙了羞。于是，利安德开始恳求道：“你为何要对我这么刻薄呢？舅舅。没错，浸安会并不比任何教派更好，但看看安迪吧，他没加入任何教派，可你也没有责备过他。”
很快，他就得到了答复：
“安迪，噢，安迪，他一丝不挂，但是你，却穿着破衣烂衫。”
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他不再和艾特肯姨妈意见一致。而我可能也有了些小改变，变得和信仰再无瓜葛，不再信仰任何一个教派，但是利安德选择了一个非新耶路撒冷的教会派别。
我对音乐品味的培养与斯维登堡教会有着紧密的联系。教会赞美诗的附录是宗教清唱剧的选段，我对它们有着本能的喜爱，尽管我的嗓音并不是那么尽善尽美，而我的声调也有待提高，但我却依旧是唱诗班练习时的忠实参与者。指挥科森先生经常会原谅我在合唱时发出的不和谐音符，我有理由相信，他是被我的热情所感染了。后来，我对宗教清唱剧已经有了深入全面的了解，这个时候，我很欣喜地发现，当我还是个一无所知的少年时，我最喜爱的好些段落，已在音乐圈里被认为是汉德尔音乐作品的精华了。所以，我所受的音乐教育之起点，得追溯到匹兹堡斯维登堡教会的小型唱诗班。
父亲总是把苏格兰本土游记诗歌中的杰出之作，当作歌曲来演唱。而我爱好音乐的基础便奠定于此。不管是那些苏格兰老歌的歌词还是曲调，我都耳熟能详。要达到贝多芬和瓦格纳的高度，民歌也许是最好的基础。父亲是我所见过的声音最为甜美、最富感染力的歌手，我很有可能继承了他对音乐和歌曲的热爱，尽管我没有他那样的好嗓子。孔子有云：乐者，神之语也，闻其召之，则来。
这时，还发生了另外一件显示了父母的宽宏大量的事情。作为信差，除了在暑期有两个礼拜的闲暇之外，我是没有节假日的。而在这两个礼拜，我会和表兄弟们去东利物浦和俄亥俄的河上划船。我喜欢滑冰，而就在这个冬天，我家对面的那条河冻得结结实实，很适合滑冰。周六晚上回家后，我问父母，能不能次日早起，趁着去教堂做礼拜之前的工夫滑一会儿冰。对一般的苏格兰父母来说，没有什么问题比这更为严肃的了。但我的母亲却相当开明，认为既然如此，应该让我爱滑多久就滑多久。父亲也认为我可以去滑冰，这无可厚非，但他希望我能及时回来，好跟他去教堂。
我估计在今天的美国，1000个家庭中有999个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也许在英格兰的家庭中也是如此，但在苏格兰却不可能。今天，人们会认为安息日的所有意义便在于休息娱乐，去博物馆或者画廊享受时光，而不是去教堂做祈祷，为很大程度上虚构出来的罪过忏悔。他们的想法并不比我父母在40年前进步多少，而我的父母超越了那个年代的传统观念，在安息日去散散步，或者读些非宗教的书，这在当时是不被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