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管理者从商鞅的个人悲剧和秦国因变法而兴盛的对照中学到哪些教训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338年）贵族出身，因是卫国君的后裔，曾以“卫”为姓，称作卫鞅。按当时习惯，国君的公子后裔，以“公孙”为氏，所以他又称为公孙鞅。商鞅这个名字，是他在秦国被封为商君而得的。
商鞅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完全是由于他在秦国主持的一场变法运动。秦国在战国初期，贵族们垄断政权，经济、政治和军事都比较落后，国君权力较小，国力很弱，国土常常受到别国的侵占。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他决心改变秦国的落后面貌，于是下了一道变法图强的求贤诏令，商鞅就是在这个时候自魏国来到秦国的。
商鞅到秦国后，宣传“强国之术”，决心协助秦孝公进行社会改革，因此得到秦孝公的信任，任命他为左庶长。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在商鞅主持下秦国两次公布了新法，其主要内容有：
（1）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取消宗室的特权，按军功的大小重新规定官爵的等级和待遇。下级士兵在战争中勇敢杀敌的，也可以得到官爵，临阵脱逃和投降敌人的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凡是进行私斗的，按照情节轻重判处刑罚。
（2）废除奴隶制的井田制度，在法律上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鼓励男耕女织，凡是劳动好，生产粮食和织布多的免除徭役和赋税。
（3）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对弃农经商或因懒惰而贫穷的人，连同其家属罚做官奴婢。
（4）加强中央集权，普遍推行郡县制。全国设31个县，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免；同时进行户口编制，实行连坐法，规定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什伍中互相纠察告发“奸人”，有坏人不告发的，什伍连坐。
（5）由中央制定和颁发统一的度量衡。比如以“商鞅方升”作为当时的标准量器，有利于税收和经济交往。
商鞅新法直接打击了旧势力，遭到守旧势力的仇视和顽抗，变法从开始到最后，一直是在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
开始，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旧势力公开反对变法。提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主张依照原来的旧习俗来教导人民，可以不劳而成；根据旧有的制度来治理，官吏既熟悉，人民也安定。商鞅反驳说：“制度和法令应该按照当时的客观环境来制定，治世从来没有一个划一的办法，只要求其便利于国家，不一定要效法古代。商汤和周武，是没有效法古代而称王的；夏桀和殷纣是没有更改旧制而灭亡的。从此可知，反古未必错，循礼未必对。”最后，秦孝公表示完全同意商鞅的意见。
商鞅拟好新法，就要公布了。为了取信于民，经过一番考虑，他让手下的人把一根三丈长的木杆竖立在国都的南门，悬赏有能把它搬到北门的，赏给十金。人们觉得奇怪，不敢搬动。他却接着又悬赏说：“有能搬去的，赏给五十金。”有一个人把木杆搬到北门，商鞅立刻赏给五十金，以示信用。接着，公布了新法。
这时候，在朝廷内部新旧两种势力斗争更激烈了。当时有人议论新法不便执行的多至千数。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在幕后唆使太子触犯新法。他们企图用这个办法破坏变法。商鞅说：“太子犯法，是老师没有教育好，应该给老师处罚。”于是下令把他俩一个割掉鼻子，一个脸上刺了字。从此再没有人敢议论新法了。为了保证新法顺利实行，商鞅还杀了贵族祝欢，受株连者达700多人。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面貌焕然一新，从一个落后的国家，一跃而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出现了“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局面。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惠文王继位，公子虔等强加商鞅以“谋反”的罪名，将他逮捕并用“车裂”的酷刑处死了他。
商鞅的死，固然与政治斗争有关，在某种意义上讲，商鞅只是不幸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然而，商鞅本人也不是没有可能规避这种政治悲剧。只是商鞅执著于“刑名之术”，看似公正无私、执法严格，然而却难脱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的嫌疑，在执法过程中，商鞅迷信“重刑”，轻视文教，制定社会规范，缺乏弹性，常言道：“法不外情”，商鞅制定和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人情感受，在失去执法缓冲区的庇护后，人民因为小事得罪，继而又受到重罚。包括太子的两位老师，也仅仅是表达了对于新法的异议而已，商鞅却将他们处以重刑。“一朝天子一朝臣”，商鞅不可能永远得到秦孝公的庇护，所以新王一立，商鞅也开始担忧起来了，他东躲西藏，但是因为曾经行事苛严，得罪的人太多，以至于无人愿意收容他，最后，商鞅无力回天，只好回到秦国，被处以“车裂”。
四十五、中国历史上“全球化”时代的权力角逐对现代管理者的启发
作家余世存说战国时代，也是当时中国天下的全球化时代，天人争胜以及先民直面乱局而生发的圣贤君子气度——他们的谋略和智慧属于今天所说的“公开化”，或者有利于今天中国人的“自我完善”。在风云际会的战国时代，处士横议，纵横捭阖，记载当时政治风云和人物风采的《战国策》反映了当时权力角逐的历史画卷。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33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战国策》继《春秋》之后，讫楚汉之争，记载了共245年的历史，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较为驳杂，儒、墨、道、法、兵各家的思想都有所反映，但就总体而言，此书主要反映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纵横之势，长短之术，诡谲之计充溢全书。在《战国策》中，“计者，事之本也”（《秦策二·楚绝齐齐举兵伐楚》），谋略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
在人生观上，纵横家的思维也与当时的主流史书完全不同。纵横家们更注重个人的自我实现，谋取个人的“势位富贵”《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中，苏秦发自内心的感慨道：“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这样的思想在《国语》《左传》诸书中都不曾有过，这在当时是观念的重大转变。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战国策》中，处于统治集团与庶民之间的特殊而较为自由的社会群体——策士们为了实现自我的个人价值，奔走列国，游说诸侯，以三寸之舌抗衡九鼎之宝。一切正如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所写的：“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
战国时期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代，每个国家都前途未卜，顺应时势、破旧革新是当时所有国家急需要做的事。《战国策》中也表现了这种思想。《赵策二》中所记载的赵国国君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事，就是一次重大的破旧求新的改革，赵国统治集团对此引起一场激烈争辩。不少人反对武灵王的改革，公子成是反对“变服骑射”的代表，他把“中国”说得尽善尽美，认为“胡服骑射”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叛学者，离中国。”而赵武灵王则认为，应该“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然后又质问道：“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他坚决主张“便国不必法古”，“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故而“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赵武灵王终于冲破赵国贵族集团的重重阻挠，弃旧图新，施行了“变服骑射”，促使赵国强盛，在军事上做出贡献。
对于用人问题，《战国策》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它批驳了认为“当今之世无士”的观点，指出当今之世并非“无士”，而是统治者不爱士，不用士；用人不能责全求备，应该扬其长而避其短。《秦策五》中，姚贾反驳秦王说，在用人问题上“明主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即使是“监门子”，只要他有才干，肯为国家出力，有益于社稷，国君就应当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各尽其才。
鲁仲连也对孟尝君提出要“人尽其才”。他说：“猿猕猴错木据水，则不若鱼鳖；历险乘危，则骐骥不如狐狸；曹沫之奋三尺之剑，一军不能当；使曹沫释其三尺之剑，而操铫（yǎo姚）耨（nòu）与农夫居垅亩之中，则不若农夫。故物舍其所长，之其所短，尧亦有所不及矣。”
当然，《战国策》中所过分宣扬个人的利益追求，不求信义道德；过于着眼当下实际，急功近利，缺乏长远的战略目标等，也是现代企业领导者需引以为戒的。
四十六、刘邦、项羽胜负转换的历史对管理者的启发是什么
楚汉相争，最终刘邦胜利，后来刘邦和臣下讨论自己为什么能胜利。其中大臣高起和王陵说刘邦每次攻城略地，都能把地方交给功臣去管理，有什么好处，人人都有封赏，大家都很拥护他，因此刘邦得了天下。而刘邦却说这些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认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自己不如张良；在治理国家，保证后勤供应上自己不如萧何；带兵打仗，攻城略地方面，自己又不如韩信，这三人都可为人中豪杰，可是这三个人都能为自己所用，所以自己能够夺取天下。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他还不能用，所以他丢掉了天下。刘邦认为，这是他夺取胜利，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在刘邦看来，用人是最重要的成功之道，而用人之道，首要的又是知人善任，刘邦深知手下一干大臣的优劣长短，并且能够恰当地安排他们的工作岗位，或带兵打仗，或出谋划策，或管理后勤，不管哪一项，刘邦都能够用人得当，而且人尽其才。
刘邦选拔人才和项羽不同，项羽用人多局限于自己的家族小圈子，而刘邦则能做到不拘一格。在刘邦的队伍里，张良是贵族，陈平是游士，萧何是县吏，樊哙是狗屠，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彭越是强盗，周勃是吹鼓手，韩信是乞丐。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刘邦甚至还从敌对阵营里招降纳叛。韩信原来是项羽手下的人，因为在项羽手下不能发挥作用，来投奔刘邦，陈平原来是魏王手下的人，不能发挥作用投奔项王，不能发挥作用再投奔汉王。而且不管它来自那个阵营，只要是才学之士，刘邦马上委以重任。刘邦手底下很多老资格的将领对此颇有微词，但刘邦都不予理睬。他把这些投奔他的人组合起来，各就其位，并不在乎自己队伍成员的背景身份混杂，他要求的是，所有的人才都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刘邦出身布衣，难免带有乡里无赖的脾性，所以一度对人傲慢无理，但等到刘邦志在天下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对臣下坦诚相待、尊重他们，以此笼络人才。张良、韩信、陈平这些人，如果有什么问题要跟刘邦谈，提出问题，刘邦全部都如实回答，不说假话，哪怕这样回答很没面子，他也不说假话。张良在鸿门宴之前得到消息，说项羽第二天要派兵来剿灭刘邦，张良曾问过刘邦有没有把握胜过项羽，刘邦的回答说自己不如他，不是他的对手。后来韩信到刘邦军中来，也提了类似的问题。对于一个刚从敌对阵营投奔自己的人，如果回答稍有不慎，就会给对方造成在自己这里发展没前途的印象，也许会附而复叛，所以刘邦小心翼翼地斟酌了好久，不过他最后还是以诚相待，据实回答，说自己不如项羽。这样一来，刘邦不但没有遭到这些英才豪杰的嫌弃，反而被认为是忠厚坦诚、可以委心的明主。由于刘邦每件事情都是如实相告，绝不隐瞒。这样信任对方，尊重对方，得到了对方同样的回报，同样的信任和尊重，尽心尽力地帮他出谋划策。
刘邦还有个特点，就是用人不疑，一旦决定用某人，他绝不怀疑，放手使用。刘邦的谋士陈平在秦末离乱中辗转投奔过很多人，先是效力于魏王，接着又归附项羽，最后才投奔刘邦麾下，这样的人，最容易见疑，但陈平一到刘邦阵营，没经过什么考察，很快得到刘邦的信任，被委以重任。有的人看不下去了，说陈平是反复之人。开始的时候刘邦也真没怎么在意，但经别人这么一说，也忍不住去责问陈平。陈平解释说自己在魏王、项羽手底下的时候无用武之地，以至于反反复复。这样一说，刘邦的顾忌就涣然冰释。反而对陈平礼遇有加，更加信任。陈平这样的人都得到了信任，其他的更不用说了，投奔刘邦的人自然接踵而至。而项羽就缺乏这样的魅力，自己刚愎自用，不能从谏如流，反而嫉贤妒能，老是怀疑别人，弄到最后，连亚父范增都被怀疑，其他的人自然诚惶诚恐，纷纷弃他而去，项羽终于陷入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