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吾创立的厚黑学理论，从学术渊源上讲，儒家的消极面是“厚学”的理论基础，法家的消极面是“黑学”的指导思想。关于厚黑的内涵、功能，作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天命之谓厚黑，率厚黑之谓道，修厚黑之谓教；厚黑也者，不得须爽离也，可离而非厚黑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厚，恐惧乎其所不黑，莫险乎薄，莫危乎白，是以君子必厚黑也。喜怒哀乐皆不发谓之厚，发而无顾忌，谓之黑！厚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黑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至厚黑，天下畏焉，鬼神惧焉。昏君奸臣无一不厚不黑，即使名君贤臣也未必又薄又白。”
在《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办事二妙法》等篇中，作者通过对封建官场求官、做官、办事技巧的剖析，戳穿了封建官吏官运亨通，青云直上的隐秘，有些话堪称至理名言，一语道破，读来令人茅塞顿开。所谓求官六字真言即空、贡、冲、捧、恐、送。空即别无他求，一心求官，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贡即善于投机钻营，逢场作戏；冲即出语惊人、哗众取宠；捧即溜须拍马，曲意逢迎；恐即对上司表面上阿谀奉承，实际上暗击对方要害；送即损公肥私、请客送礼。所谓做官六字真言是空、恭、绷、凶、聋、弄。空即凡事不必认真，难得糊涂；恭即对上司卑躬屈膝，胁肩谄笑；绷即对下属和百姓假装满腹经论、威风凛凛；凶即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要不择手段，而表面上又要温良恭俭让，以仁义之名行厚黑之实；聋即对批评装聋作哑，充耳不闻；弄即千方百计中饱私囊。只有会求官，才能高官得做、骏马任骑；只有会做官，才能官运长久，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官吏虽有正意、诚心、修身的信条与理想，但普遍缺乏政治道德，贪官污吏的泛滥成灾是厚黑学广有市场的必然产物。所谓办事二妙法是指锯箭法和补锅法。战国管仲和东晋王导是将二妙法运用得天衣无缝的典范。办事二妙法是政客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常胜不败的政治秘密。
李宗吾将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应用到心理学中，认为，一部二十四史是人类心理留下来的影像，取历史上的事迹，依力学规律绘出图来，即知人事纷纷扰扰，皆有一定轨道，感情之深浅与距离之远近成比例。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构成一个小圈，其亲、兄、邻人、本省人、本国人、外国人依次构成逐渐放大、逐渐疏远的大圈。孟子主张性善论，他站在最里圈向外看去，见得凡人的天性，都是孩提爱亲，稍长爱兄，再进则爱黑学与诸子百家学说是相通的，周秦诸子从老子到韩非子都在研究厚黑学，只是未发明厚黑学名词罢了。道法两家学说，根本上原是相通的，敛之则为老子之清静无为，发之则为韩非之酷刑惨烈。卑弱者，敛之之时，所谓厚也；可畏者，发之之时也，所谓黑也。
《厚黑大全》等书是李宗吾用奇特的思维方式写成的奇书，但书中有的观点是错误的，有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作者看来，政治学就是厚黑学，政治家就是厚黑徒，不免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作者以纯粹学者的眼光去考察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难免有书生气。他不太了解政治，以至将政治谋略也视为厚黑行为。作者关于历史与学术的一些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尽管这些书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毋庸置疑，它们对读者是开卷有益的，而对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专业人员，则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李宗吾拈出“厚黑”二字，是有其特殊历史背景的。李氏著书年代，正是中国备受世界列强欺负凌辱之时，李氏提倡以厚黑应对。因为在他看来，列强的外交方式不外有两种，一是劫贼式，二是娼妓式。劫贼的蛮不讲理武力掠夺，李宗吾称之为“黑”；而娼妓的甜言蜜语两面三刀，李宗吾称之为“厚”。中国在应对列强中吃了大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正如魏源所说“师夷长技以制夷”，李宗吾认为应当以恶抗恶，中国在对付列强时，列强用“厚黑”，我们也必须以“厚黑”迎之才是。他在书中说道：“我们可把世界帝国主义看作一个强秦，把世界弱小民族，看作六国，组织一个‘弱小民族联盟’，以与帝国主义周旋”（《厚黑丛话》）。这些观点在当时看来其实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另外他在讲到中国历史上如明代徐阶参倒严世蕃、清代曾国藩法办李次青的典故，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是正确的，李宗吾言以厚黑治国，越厚越高尚，其著书本意当在此处。
再看李宗吾在其《宗吾谈政治》、《宗吾谈经济》等文章中，丝毫看不出他的刁钻古怪味道。他提倡民主共和、反对专制。对选举国家领袖、国民的参政议政、国家各级机构的义务和责任，都是天下为重的观点，而无丝毫奇谈怪论。他在《宗吾谈经济》一文说道：“使全国人贫富相等，更应主张立足点平等，使全国人致富的机会相等。”他所提倡的血液分配法、雨露分配法的经济分配方式，无论正确与否，都满含民主共和制色彩。他竭力所拥护的正是孙中山先生号召的“天下为公”原则，言语诚恳敦厚。
从这一系列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李宗吾学说的思想根基，那就是厚黑面具下的孔孟之心。和李宗吾本人曾有密切交往的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在《李宗吾与〈厚黑学〉》一文曾言：“我同李宗吾还有一段因缘，在我的印象里，李宗吾一点也不厚黑，可以说还很厚道。”“我对他很敬佩，这个人学问很好，道德也好，生活也很严肃”。
（见《历史人生纵横谈》，南怀瑾著，华文出版社，1993年）
也正如李宗吾在《亲访宗吾答客问》一文所叙述那样：“古今真理，只有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孔孟的仁义，老子的道德，佛耶的慈悲博爱，和宗吾的厚黑，均是一个真理，不过说法不同罢了。”由此看来，在李氏眼里，他所谓的“厚黑”，也只是于“仁义”“道德”“慈悲博爱”之外换个说法而已。
因此，林语堂说，“世间学说每每误人，唯有李宗吾的厚黑学不会误人；读过中外古今书籍，而没有读过李宗吾的厚黑学，实人生憾事也！”李宗吾看穿事态，明察现实，先后发表《厚黑学》、《厚黑经》、《厚黑传习录》，著书立说，其言最诙谐，其意最沉痛；千古大奸大恶之徒，在李宗吾笔下戳破其隐。李宗吾发明厚黑学，是积极的，并非消极的，不只是嬉笑怒骂而已，对社会人心，实有建设性，旨在“破除奸诈”，引人入正……
现实的社会充满陷阱，处处可以见到欺骗、讹诈、巧取豪夺；复杂的人性捉摸不定，有时散发着善良的光辉，有时流露着丑恶的欲望。作为管理者，当我们熟读厚黑学后，在应付人情世故的时候，就不会被厚黑之辈愚弄了……从而能洞察人性，游刃有余地做好管理工作。
六十一、管理者从黄仁宇的“大历史”中能得到哪些启发
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仁宇先生以其脍炙人口的《万历十五年》等著作在中国大陆的读者中享有盛誉，近年又由北京三联书店整理出版了其主要著作，销量惊人，影响甚广。
黄仁宇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天津南开大学肄业（1936年～1938年），抗战期间及战后有丰富的军旅生活，1950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分退伍。曾赴美于密歇根大学攻读历史，1946年获博士学位，之后致力于东亚历史的研究。2000年1月8日病逝，享年82岁。其主要作品有《万历十五年》《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近代中国的历程》《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等。
黄仁宇先生是当前史学界的一场旋风，他的作品在不失史家严谨之基本原则下，又能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书斋中之物。从历史观点和著作风格来看，他是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黄仁宇先生是史学界的异数。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
黄仁宇的历史研究以综合为主、归纳重于分析，他摸索出一个“技术上的角度”，以之来审察历史，跳出具体人事的道德价值评判，“采取以长时间、远距离，而尤以超过人身经验的着眼研读历史”，以看出历史长期的合理性，结论是今日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要在“数目字管理”——资本主义（商业主义）这个体制上汇合。这样搁置具体人事的道德评判，从技术的角度上看出世界历史的大趋势，就是他的“大历史”观。
以《中国大历史》为例，黄仁宇叙述中国历史发展的种种关键问题、关键人物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重申他的观点，即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并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他认为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决定内涵。这就是黄仁宇先生大历史观的独特之处，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数目化管理，因而“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也就是看一个国家能否进行数目化管理，而数目化管理正是按照商业原则进行组织的国家管理状态。
黄仁宇看到，“凡是一个国家必定要有一个高层机构和一个低层机构。当中的联系，有关宗教信仰、社会习惯和经济利害，统以法律贯穿之。”这三者如有不合节之处，则政局必定不稳，改造的方法也要从这三者入手。所谓高层机构，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安排。低层机构是整个社会的基础，改造起来最困难，也最具决定意义。黄仁宇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技术性格”，如资金流通、银行信用、经理雇用、保险业务、交通通信、律师事务等主要就是指低层机构的状况而言的。广大的低层机构如能按商业原则梳理开来，高层机构必然要作相应的变化，二者之间的联系也将以法律关系来进行，实现数目化的管理。
由此可见，黄仁宇所谓的“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是说社会经济运作体制的基本特征体现为商业主义，整个社会按照商业原则组织，进行数目化的管理。他以这一全新的角度来衡量中国社会，归纳中国历史，对当今管理者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以中国历史片断为例，“洪武型”财政经济政策的特点是彻底放弃商业化的努力，以广大的小农经济为施政基础，牺牲了经济质量以保证数量。它尽量保持全国一致的简朴均一，同时简化机构，以抽象的道德价值作行政工具，使社会组织与运行尽量简单，体现出鲜明的内向性与非竞争性。这与同时期西方世界正积极实现数目化管理的趋势背道而驰。这种情况构成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历史背景。以辛亥革命来分析，虽然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颁布了宪法，建立起了包括总统、议会等的现代化的政治机构，但广大的低层组织仍是传统农业社会的老样子，上下层之间无法对接，不能进行有效的联系，这就使看起来颇为现代化的一套上层机构有名无实，无法展开工作。这样的国家决不能说是进入资本主义了。由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过渡，需要整个国家基层组织的功能结构发生全面变化。
中国古代社会体制在秦汉时期就已定型，但在以后漫长的时间内，传统的社会经济逐渐结成一个死结：法律及制度在聚集财富的用途上早就使用至极限，传统农业经济也早已发挥到极限，但仍无法实现商业化的突破，进行数目化的管理，一切都胶着在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之中。这使中国社会在漫长的中古时期逐渐陷于停滞。
传统的中国社会由于种种原因，技术要素（商业、金融、民商法律等）无法展开，不能进行数目化管理，因而在现代眼光看来，用技术手段解决的问题只能上升到抽象的、最高的道德命题上去，以道德代替了法律——实质是以道德代替了技术。这是黄仁宇从他的历史观看到的传统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个问题。
黄仁宇独特的大历史观摒弃了人们常用的道德角度，而是以现代化的标准，即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运作模式去考察历史，并没有任何批判色彩，只是客观分析，这样看待历史就可以更冷静、清晰。
六十二、吴思的潜规则为管理者提供了哪些有益的启发
吴思，1957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农民日报》，先后任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1993年，出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1996年底至今，在《炎黄春秋》杂志任执行主编、副社长。吴思主要著述有：《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潜规则”这种现象虽然已经在历史中隐藏了几千年，但这个词却是一个新创造的词汇。这短短的三个字，一经亮相，就像流行歌曲一样流传开来。有了“潜规则”这三个字，历史中的许多迷雾豁然开朗，这个词的创造者就是吴思。
吴思在检阅中国史时敏感地观察到，在传统中国，支配着社会运转的并不是那些公开宣称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而是另一套不明说的、隐匿在正式法规下面的规则系统，吴思称之为“潜规则”。他从而写出《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之后，他经过更深入的研究，又写出《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一书。吴思重建了一套有别于“正史”的新话语模式，这套新的解释中国历史的思路，在文化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潜规则”所指的那些东西，一直不为正统历史学家所重视，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中就很少看到这样的内容。他将我们长期视而不见的事实，用“潜规则”一语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