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司马光是奉诏编书的，皇家的崇文院，据宋仁宗时所编《崇文总目》的记载，共列书籍30 669卷，是当时全国藏书最多的地方，司马光和他的助手都可以查阅。宋神宗又以颍邸旧书数千卷，赏赐给司马光。司马光洛阳的住宅里，“聚书出五千卷”，其他协修人也各有自己的藏书。司马光等人所取材料，除十七史外，凡前代留存下来的史书也无不搜集。对于私家的藏书，他们也多方借阅，如刘恕曾亲自去藏书家宋敏求的家中，口诵手抄。可见，《通鉴》所搜集的材料是很丰富的。有人估计，《通鉴》所引之书多达300多种。
《通鉴》是我国一部极为重要的编年史，它不仅给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统治经验，同时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比如书中所引各书材料有些已亡佚，得赖此书保存。它全书体例严谨，前后脉络分明，语言文字也极为简练，这些对后世史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自《通鉴》出现后，一度中衰的编年史书体裁，才得重振旗鼓，并加以发展起来。自南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直到清代徐乾学撰《资治通鉴后编》、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鉴》，无不遵循司马光所创的义例。不仅如此，由《通鉴》派生出来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出现新的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成为南宋以后流行的史书体裁。因此，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一向受到史学界的好评。宋代的王应麟、清代的王鸣盛、钱大昕都有赞语。
（佚名）
司马光巨著《资治通鉴》影响千秋帝王
司马光的名字，连中国儿童也不陌生，笔者孩提时也是看到“打破缸”的故事而知此人。若按如今时尚评选古代十大杰出少年，想来这位幼年即有见识的官宦之子必名列其中。
研究历史的人谈起司马光，却视其为毁誉不一的人物。他之所以与司马迁并称为古代史家双绝“两司马”，是因为留下一部300万字的我国首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且至今它还是全国各大书店的畅销书。历史上诸多的冲突与整合、光荣与腐败、圣洁与阴谋，都在卷中徐徐展开，其作者乃至许多重要读者的身世沉浮更是令人扼腕长叹……生前以聪明、廉洁扬名，死后却遭夺官、砸碑的厄运。
1086年10月11日，官至宋朝宰相的司马光受中风折磨多时而去世，享年68岁。弥留之际他念念不忘的，是已故神宗皇帝下令在杭州刊刻的《资治通鉴》尚未完成付印。
写完《资治通鉴》时，司马光因耗费了19载心血，已齿落发白，自感来日无多，预留下丧事不可奢华的遗嘱。他死后殓入早备好的薄棺，遗体仅盖一旧布被，随葬的只是一篇专门颂扬节俭的文章──《布衾铭》。前来吊唁的太皇太后、皇帝和大臣看到府中萧然，满屋图书，床上铺一领旧竹席，都慨叹不已。朝廷送来2 000两丧葬银，其子遵父遗命全部退回。此种情景，在盛行厚葬陋习的封建社会可谓罕见。
司马光生前廉洁，又以反对纳妾、夫人亡后不续娶而有口皆碑，其扬名天下却是在他六七岁时。司马光的父亲长期任掌管皇家藏书阁的三司副使，有比他人更优越的读书条件，且比一般纨袴子弟更愿动脑。童年司马光在花园玩时，小朋友落入水缸，他临机想出以石头打破缸救人，其机智的表现随后被画工绘成《小儿击瓮图》在汴梁张贴。成年后的司马光沿着读书做官仕进之路节节高升，多数时间是任学士、翰林等闲职。宋代官员在历朝中薪俸属最多，司马光又受皇帝器重并有丰厚写作经费，虽号称两袖清风，也能在洛阳买下一处花草繁盛的“独乐园”多年专心著述。后世那些穷酸的文人学子观此，还是会羡慕不已。
与童年救人时开创新举措相反，司马光成年后为官却一向强调“守常”。他临终前为相，仅数月便把文坛老友、政坛对手王安石实行的新政全部废除，这同当初王安石的变法一样也引起天下骚然。司马光死后8年，哲宗皇帝便将他打成“奸党”，追夺官誉谥号并砸了刻有御书的墓碑。又过了30余年，金兵南下摧枯拉朽般轻易攻下汴京，宋朝两个皇帝成了俘虏，汉族后来长期以此为奇耻大辱。北宋元气是为王安石变法所伤，还是被司马光复旧所坏，几百年间史家争论不休。不过司马光在学术上成就斐然，在政治上却肯定是个悲剧人物。
宋神宗给司马光主持编写的通史所定之名，“资治”意味着供统治所用，“通鉴”则是借鉴之意。按近代人更简明的评价，《资治通鉴》是一部标准的帝王教科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宋代最注重借鉴历史谋略，现实治国之术却极糟。不过，历届宰相和他们的皇上差不多都属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只勉强降住宋江、方腊之类造反派，对外族总是被挨打献币求和直至被其灭亡。大概是男性将相兵丁太窝囊，以致后人要编出“杨门女将”的戏剧勉强找回点感觉。
对这种历史惨相，不能只责怪司马光那一代人有才无能。从中国古代史宏观角度看，宋代是走向衰落的转折期，封建统治阶级已经失去了“汉唐盛世”的进取精神而日益沉溺于保守享乐。司马光本人虽不腐败，却一味守旧，研究历史也总是后顾而没有启发人们“向前看”的思维方式。当然，他留下的巨著还是给后世以极大启迪，显示出历史的沉重与艰辛。
当我们读罢《资治通鉴》掩卷长思时，可以感到中国历史的悠久既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持续力和凝聚力，同时也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超越的惯性障碍。现代人从中可以感悟出我们的先民何以能创造出领先世界的古代文化，又为何在迈向近代化的征途中步履蹒跚，并激励自己掌握跨越时空的文明精华，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去迎接新世纪的腾飞。（徐焰）
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
司马光出身于书香门第，世代在朝为官，父亲司马池是仁宗朝的名臣，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勤奋好学，少年时就“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20岁时考中进士，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并不因此而骄傲自满，而是豪迈地宣称：“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步入仕途之后，他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等方面的知识都极为渊博，经学与史学更是造诣深厚。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经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在他本人的政治生涯中，也始终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多次犯颜直谏，当庭与人辩论，从不顾及个人安危。神宗皇帝也感慨地说：“像司马光这样的臣子，如果常在身边，就不会有过失了。”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则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一定要稳妥。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等情况，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编纂史书，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司马光著史书，可以说是他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己选择助手下属，并将这部书命名为《资治通鉴》，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几千卷旧书赏赐给司马光作为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等费用，全都由国家供给，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选择了刘恕、范祖禹等人做他的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所以在编书过程中能够通力合作，各显其才。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司马光的精心著述。刘恕的儿子刘羲仲就曾经说：“先父在书局的时候，只是搜集史料整理成长编，至于辨明是非，是弃是取，都是出自司马君实先生的手笔。”
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与王安石政见不同，没有多少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被迎回宫中，担任了宰相一职。他回朝执政后，一切作为都是反王安石之道而行之，而且否定的步子非常急促。在他执政一年半的时间里，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终于与世长辞。噩耗传出，“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灵柩送往老家夏县时，送葬的百姓“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一位高居庙堂之上的宰相，竟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通鉴纪事本末》是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历史著作，共142卷，作者是南宋袁枢。袁枢精研《资治通鉴》，因为篇幅浩大，难以寻究史事，于是根据《通鉴》旧文详加整理，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这种体裁因事命篇，不拘常格，与现代史书的体裁颇为接近，是对历史编纂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南宋大儒朱熹不满司马光的某些观点，编写了一部《资治通鉴纲目》，对《资治通鉴》作了一些意味深长的改动。譬如三国历史，司马光以曹魏为正统，朱熹却改作以蜀汉为正统。因此，这本书在后世一直被当做最具政治正确性的历史读物，被誉为“万世史笔之准绳规矩”。
《资治通鉴》的历代续书者不乏其人，清代学者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无疑是其中出类拔萃之作。这部书取材宏博，考证谨严，编排合理，总引资料达300余种，还增加了少数民族的资料。梁启超对该书评价极高，认为“有毕《鉴》，则各家续《鉴》可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