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你对中国的文明也说了很多，我要问的就是，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能不能结合起来？这是困扰了中国人一百多年也没解决的一个问题。
程曜：
谢谢你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最想做的一件事情，不是我要解决，而是我想把这个观念传承下去，所以我才会在学校里剖析科学的本质，要告诉学生正视它。
我当时在台湾学习的时候认为牛顿、爱因斯坦是神，他们讲的东西都是对的。我到德国去以后，我的老师告诉我，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证明他们不对。这件事让我非常吃惊。
现在回答你刚才的问题，中国的科学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我一直都在想。所以我在新竹念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搞中医，后来研究五行，搞了一段时间的《易经》，我就是想要了解它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学的科学是西方那一套，现在回过头来想看看中国这一套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好的答案，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我的学生，所以我在课堂里才会毫不讳言地讲科学和宗教其实是同一件事情，都在追求不随时间和空间而变化的东西，其实这个不随时间和空间而变化的东西，也不过是一个期望而已，并不是事实。
就像我刚才讲的能量不灭，历史上能量从来没守恒过，这只是西方的一个期望而已。中国文明当然有它发展的空间，这不是一个铁律，作为科学家，我当然不能跟学生讲能量守恒是不对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守恒过。我们比较保守地玩文字游戏，免得将来被别人“歼灭”。可是实际上，中国自古有它自己的思维方式，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这不是我能办得到的，可是我可以提供一些素材，就像我们很早就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在这个地方生存，就不可能摆脱这个形式。
东西方科学体系无法撮合
提问：
现在的人，尤其是大学生、年轻人的心态比较浮躁，不能踏踏实实做一些事情，这跟教育可能也有关系，心理学知识和社会学知识太少，只知道坐井观天，注意自己的一点技术上或学术上的事情。听了您的讲座，我感觉您对社会学、哲学、宗教等知识有一些了解。请问，您学的其他知识对您的物理学研究有什么启示或者借鉴？
还有，您刚才说伦理的污染，具体指向是什么方面？您觉得未来的伦理会向什么方面发展？自然科学对伦理肯定有很大影响，但对伦理的发展是不是起主要作用的？
程曜：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想做这样的工作，把西方对世界的描述方式跟中方搭起桥来，我花了很长时间，但是基本上是失败的。在数学上不是一一对应的，比如中医的描述方法和西医的描述方法，当初我认为，医学有一个共同的载体，它们的描述方法是彼此相关的，在这个共同的载体上必定会呈现的，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但是后来我发现它们不是一一对应的，而且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体系，也很难强硬地把它们撮合在一起。
所以，你说东方的这种思想对我做科学有没有什么帮助？我老实讲，没有。西方科学就是得用西方那套很严谨、很扎实的方法做，完全是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处理方法。
提问：
可是瑞典心理学家荣格也研究中国的宗教，他就可以把中国人的这些心理融合在他的心理学上，还写了一些著作。因为不管是哪国人，同样都是人，都有一些共同点。
不管是科学还是别的什么，是中国人，就要用中国人的思想或观点去研究。
如果说西方追求解剖式或者实验式的科学跟上帝有关，那就回到了李约瑟的问题，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科学的问题，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上帝。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多神教的国家，和西方国家不一样，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反而欧洲的宗教战争从来都没有间断，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中国人从来不相信只有一个上帝，而是针对某一些具体事情来信不同的神。比如在珠三角地区可以看到在餐馆或家里会摆一个关公，因为关公是武财神；在西部山区，到人家里去第l~tl看到的是“天地君亲师”，是崇拜祖宗的，是五神共拜。
在一个多神教的国家中，人们对信仰的问题有更多的自由、自主的选择和自我平衡的能力，这和科学没有关系。如果谈科学本身，其实中国有一个最悠远的科学，那就是农业科学。中国的农业科学在现代的化学肥料实施之前，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可以企及的，对地域的利用、对自然的掌握、对生物的了解很深，真的是无人可及。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中医和中药。中医药是中国科学发展中另一个极端，它把天地之间的关系等同于二元关系，以后再衍生为五行，有静有动，静是阴阳两极，动是五行变化，然后才构造了关于身体的基本假设。中医不是没有理论的，西方人批判中医没有理论，其实不是的，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中医的理论非常清楚，线索也很明确，程曜：
海顿也非常喜欢《道德经》，但是他对《道德经》的理解和我们完全不同，荣格对佛教的研究，很可能他讲的是一套，我们理解的是另外一套。这个世界是多样的、是丰富的。我个人的经验是，科学是马虎不得的，就是那一套，必须是扎扎实实、非常严谨的，不能天马行空。
第二个问题，你问伦理污染到底是什么。比如，将来有钱的人可能就会比较长寿，有钱就可以换掉一半基因，可以换比较好的，至于说能不能换到好的，我不敢说。这都是伦理的污染。
先了解规则然后才能参加游戏
提问：
今天的课题是科学，涉及的知识领域很广，从古到今，各方面的领域综合起来，把人类的所有智慧都集中起来，把精华汲取到一起，用到目前的各个领域里，创造新的科学财富，然后为人类创造更美、更好的东西，这是目前非常正道的一个大方向。
第一个问题，李约瑟提出，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近代兴起，尤其是现代科学，这涉及东方文明还有西方文明。我想说，因为清朝是满人统治的，而中华民族的文明一直是汉人主宰的，所以能创造中华五千年来的文明。我想这个观点是不是可以解决李约瑟的难题。
第二，我一直在研究科学的各个领域，也发现一些好的东西，能不能发表？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为科学知识创新。请问，有没有正规的渠道把自己发现的好东西发表出来？
程曜：
你刚才的思想很突出，也很危险。这个世界不是把最好的东西集结起来就是最好的。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就是在造船，这是上世纪中叶的理论典范，我们在抛弃一条船，再造另一条船。其实，我们登上的这条船不一定就是好的。一直以来，有一些很好的非主流思想被压制了，或者不见了，也许消失了，也许在地下被压制一段时间再冒出来。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宽容的环境对待不同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
我不太同意你的想法，你说汉族是创造文明的，那满族就不是创造文明的？这点我很不同意。
追问：
这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说的。
程曜：
我猜测，汉族可能也是受到资源的压迫，迁徙以后，也必定会在文明上有一定的突破；满族也是因为资源在迁徙，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清朝只犯了一个错，当西方处在那么急速发展之中的时候，它没有认清这个事实，这是清朝的一个问题，它太着重于自己国内的思路了。
邱则奇：
你说的没错，每个人都有创造性思维的权利，这毫无问题；但是，不谈传统和古代，现代科学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规则，就是科学中间的每一步发展，都要以前人的基础为基石。换句话说，科学总是在一个科学共同体之内寻求发展，超出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去寻求，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东西。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科普，为什么要写科普？道理就在于科学家如果用他最原始的语言写出来，用科学共同体的语言写出来，圈外的人就看不懂。但是，如果所有的科学家都用科普的方式做研究呢？大家就没有办法达成共识。这就是科普和学术论文之间的区别。
所以，当你有发现的时候，我非常鼓励也非常赞同你发表，如果你认为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发现，那没有问题，但是怎么告诉人家呢？你所能遵循的渠道就是要争取这个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但是科学共同体也有霸权的时候，也有法西斯的时候，就像程教授讲的，如果有20个教授说现在对光量的度量是用纳米而不是用飞秒，那你就死掉了、被歼灭了。
追问：
所以要创造一个正义的平台来发表这些东西。
邱则奇：
这跟正义没有关系，正义是一个价值判断，你刚才讲的是一个机会判断。就是因为这个社会有一个基本的设置，如果你要在科学的轨道上跑，那好，骑自行车的就不能跑到机动车轨道上，你就必须在自行车车道上跑，如果跑到机动车道上，你就违法；如果你开的是轨道交通车，你跑到公路上也是非法的，而且你也开不动。
追问：
比如现在的超女现象，有些人就是比专业的演员唱得好，这是从民间来的。
邱则奇：
这是两回事情。超女的评判标准是一个自由制订的标准，但是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几百年了，已经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的规范体系和标准体系，你必须先习得标准，才能进入规范，才能看到哪个地方可以超越，这时候靠的是智慧，靠的是创造力。但是如果你不在这条跑道上，是没有办法寻求智慧的爆发和超越的创新的，这是现代学校教育最基本的功能。
追问：
我看这个标准还可以更优化一些。
邱则奇：
没有问题。即便你想优化，我也很鼓励，但是你必须先到跑道内来，不能在跑道外说我一定要优化你，那样你是没有办法优化的。
追问：
这个方向是要规范的。
邱则奇：
规范是基础。
追问：
刚才主持人讲，诺贝尔奖得主说得诺贝尔奖的人都是疯子。我想讲的是要鼓励这些为人类创造财富、创造科学价值的人。从人的角度来讲，这是真正完成了人的使命的，是值得赞扬的。
李楯：
那个诺贝尔奖得主是说他有突发奇想，而恰恰像邱则奇教授说的，他首先是一个学利·的专家，在这个学科中受到规范的训练。比如你说的“超女”，大家看不看呢？有些人好像不屑一顾。我也看“超女”，我的兴趣非常广泛。在不同的情景下，恰恰我们使用的是不同的标准，那是一种娱乐，或者说音乐是一种艺术，它和我们说的科学是两回事。
听众：
我想对这位提问者的问题作一点补充。在当今的社会下，我们不能说主流的东西都是好的，但是我认为，如果你想获得和主流PK的资格，或者想颠覆它，你一定要先了解它、认识它，先要成为一个Player，才有玩这个游戏的资格，如果连这个规则都没有懂，那就不能说这个游戏是有问题的。
学科学的人并没有那么崇高
提问：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我是一介弱民，在智慧上和创造上，和程教授是没法比的。程教授研究的那些东西可能也是我所不懂的，在我看来很诡异、很抽象的东西。在这种信息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您可能是主动者，因为您是技术知识的前沿研究者，而我更多的是代表一名享用者，您有主动权，而我是非常被动地接受。我想问，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面对科学和技术这两个概念？作为一个普通人，远离实验室、远离理工科的人，怎样在这个社会中更好地享有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优越感？
第二，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您在物质上占有优势，您就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便捷的方式去占有这种技术。我也问了很多周围的朋友，不管是硕士、博士还是本科，在精神上也极大丰富，也有可能是追求物质的丰富。也有人可能说，现在是文章都为稻粱谋，就不是铁肩担道。但是我想说，在这个社会中，也许我们有一些折中的理想主义，但这不代表我们不“愤青”，社会中有太多的“愤青”也并不见得是件好事。我非常想了解的是，在20年前您在学校的时候思考的是什么问题？您那时候有没有想20年后的今天会是什么样？您那时候思考的是多少年以后的问题？
程曜：
谢谢你让我剖白一下。我生于1956年，杨振宁也是1956年拿的诺贝尔奖，我自然也受到那个风潮的影响，从小想做物理学家、做科学家，都被人认为了不起，正是在这个暗示下成长大的。就算是这个暗示误导了我，到现在我也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乐在其中。
我觉得人生是这样的，像我哥哥，念大学的时候是学数学的，为什么学数学？因为人家认为数理化中，数学是最难的，所谓“数学搞得好，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他就要学数学。但是他一点兴趣都没有，后来转到计算机，到西门子工作，赚的钱比我多得多，可以每个月有几十万人民币的收入，也挺成功的。可是他一直都不快乐，一直跟我说：“我的弟弟，我很羡慕你，我就是想画画，我总想再赚两年就去画画。”我说：“我一听你讲再赚两年，就知道你十年都不会放下来。”就是这个道理，到现在他都没去画画，还在赚钱。
至于你刚才讲，你是使用者，而我们有优越感。其实不是，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这就只是一个负责任和不负责任的思考。在我的科研项目中，很多东西是蹦出来的，可是大部分的是中国人需要的。比如当时我认为，水净化是不得了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