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生就是一种权威，他尽情地放纵自己参与大论战。但他后来只有闲暇与那些在著作中附有索引的人论战了，不过他一直在勇往直前。自从他从西域探险归来之后，那些阴险的攻击便把他作为靶子而瞄准了；当他被提名为法兰西学院教授的候选人时，这种攻击又激化成了一场真正的诽谤诬蔑大战。但这一切仅造成了很短时间的混乱，以至于使他名噪一时，他对这一切泰然处之。这个或那个失望的收藏大家们的谩骂、卡尔·亨茨（C arl H entze）或冯·佐奇（V on Zach）那武断的批评都未能阻碍他。这后一些批评甚至在德国本地还引起了伯希和心腹们的许多反驳。他说：“仅仅是其后果使我感兴趣，任何理论体系和任何门户系统都不在我的视野之内。”
在最后的20年间，伯希和以一位国际专家的面貌出现。首先是在亚洲艺术专业方面，他经常应邀在该领域中发表自己的看法；其次是在政治专业领域中，他在该领域中根据历史而对现实提出的看法，这就使他的生存变得如鱼得水了。他那既滔滔不绝而又胸有成竹的讲演，有时是细声细语，有时又是因爆发一种出乎预料的声音而铿锵有力，从而迫使听众注意他。其施教的特点，由此导致的要求，使得他只有很少的门徒或学生，更不用说他的继承人了。他的学生们都知道，其朋友和同事们也都知道，他确实关心帮助那些勤奋工作的人，以确保东方学能具有持久性或常设性。在我们今天，这些研究的地位仍需要捍卫，其中的文化（伯希和的研究是文化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受到了威胁，我在很大程度上感到了我们这里该多么缺少他的存在啊！伯希和在一种略显粗犷的外表掩饰下：隐蔽着一种高度的敏感性，一种真正的宽宏大量。任何人都不会忘记，当宣布了他的老同学马伯乐（H。M aspero）悲惨死亡的噩耗时，伯希和脱口而出的那些话。
总而言之，在那些曾接近过伯希和的人的心目中，所留下的始终都是一位强人的印象。他性格很坚强，不可战胜和不肯调和。他身体很强壮，从而可以使他从事过度艰巨的工作，也就是从事比其他工作更有损于健康的事业。他该有多少次于书堆中突然迎来黎明。他说：“我有旅行的时间，因为可以在旅行中睡觉。”他具有在语言学领域中勤劳耕耘的实干家之气质：既自由自在又能自制、既狂热又受约束。如果说在其他地方用于人类的“天才”一词，在我们于此代表的学问中尚保持了某种意义的话，那么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希望把它运用到伯希和身上。
（译自巴黎1950年出版的《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会议纪要》，第4辑）
后 记
伯希和生前未能实现他刊布这套笔记的愿望。他死后，这项任务就落到韩百诗身上了。韩百诗（LouisH am bis，1906—1978年）是伯希和的弟子和未竟事业的继承人，他是法国当代最著名的蒙古和中亚史学家，先于1942—1947年间在法国东方现代语言学院教授蒙古语言与历史文明课程，后于1947—1950年间在中国任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所长，1952年任高等实验学院第4系的研究导师，从1965年起主持原来为伯希和专设的法兰西学院的中亚历史和文明讲座，1959—1973年任巴黎大学高等中国研究所（该所现已划归法兰西学院）所长。1973年退休后，韩百诗专门主持由他一手创建的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这部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的编辑与出版单位）的工作。他还长期任法国亚细亚学会的副会长等职务。
韩百诗有关蒙古和中国西域的著述甚丰。伯希和在敦煌与中亚（特别是库车地区）的许多考古文献档案资料都是由他负责主持刊布的。如《图木休克》（1964年，文字和图版各一册）、《库车》（1982年才出版，文字和图版各1册）。《敦煌的幡与画》（1974年，文字、图版、题识各1册）、《敦煌的织物》（1970年，1册）等书籍都是由他主持编辑出版的。他本来雄心勃勃地准备出版27卷之多，可惜，自他于1978年去世之后，这项工作进行得很缓慢。伯希和的这套笔记的出版本来已列于韩百诗的项目中了，而且也曾为此做出了积极的准备工作。
韩百诗逝世之后，出版这套《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的任务便落得了尼古拉-旺迪埃的身上了。尼古拉-旺迪埃·尼古拉（N icole V andiev-N icolas，1908—1987年）夫人继韩百诗之后任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她在早年完成其哲学学业之后，便拜在法国当时的一代汉学宗师葛兰特（M arcelG ranet，1884—1940年）门下并很快成为其特别得意的门生。她刻苦地听伯希和的课并在伯希和的影响下将其兴趣转向了东方（特别是中国）的艺术研究。所以，她早年就先后在卡尔纳瓦莱、塞尔努西和罗浮宫的远东古迹部等博物馆工作。当时伯希和的中亚和敦煌特藏（1938年）就收藏在罗浮宫和吉美博物馆。尼古拉·旺迪埃夫人从这一时代起就负责编写这些特藏的目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她曾随其丈夫旅居加拿大，在蒙特利尔大学教授汉语课程，并在那里创建了一个前途无量的“东方学中心”。1955年，她受聘在法国东方现代语言学院执教，先后任该院讲师和教授。她的有关东方历史、地理和社会制度的课程很快就变成了“中国文明”课。她1976年退休后仍主持东方现代语言学院的中国专题讲座，一直到1986年为止。尼古拉·旺迪埃夫人于1970—1985年12月间又在巴黎第四大学的艺术和考古学院讲授中国艺术和美学课，她得以成名并在国际上获得的很高威望主要得益于教授这一课程。她事实上是创建了法国汉学的一个新学科，并培养了大量人才。尼古拉·旺迪埃的中国学研究主要有三大领域：艺术史、美学和哲学。其艺术史的代表作是有关保存在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最美的一卷敦煌画的研究，这是一幅有关佛陀的弟子与六欲天战斗的画卷。该书于1954年以漂亮的彩版发表。她还主持编写过《敦煌的画和幡》，作为伯希和探险团的丛书之一于1974年出版。尼古拉·旺迪埃的主要兴趣还是有关中国人自己的艺术观、对艺术著作的评价以及有关思想的论著。她多年潜心研究米芾的绘画、书法、著作和思想，写成了组成其博士论文的两部著作——《中国的艺术和智慧》（1963年）和《北宋时代的画家米芾》（1964年）。她多年来的散作被汇辑成两部巨卷：《宋代之前的中国美学和风景画》（1982年）和《中国的绘画和传统》（1983年）。
尼古拉·旺迪埃继伯希和与韩百诗之后，积极筹备、组织和编辑出版这套敦煌石窟笔记。她生前共出5卷，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这套笔记的编辑出版任务于是又落到了其第四代传人莫尼克·玛雅尔夫人及其丈夫罗伯尔·热拉-贝扎尔先生身上了。
玛雅尔女士于1939年8月23日诞生于法国里昂，1967年毕业于罗浮学院，1967年又在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中文系学习。1970年从法国高等实验学院毕业，1981年获得文学博士的学位。她现任国立科研中心的研究员，同时也是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她于1973年在《亚洲艺术》第29卷中（在该杂志的专刊上）发表了长篇论文：《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1983年出版了专著《中亚的石窟和建筑》一书，与其他人合作刊布了《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第13～15卷：《吉美博物馆所藏敦煌的幡幢与绘画》，1987年与他人合作出版了《库车地区诸遗址》一书。她有关敦煌和吐鲁番研究的论文还很多。罗伯尔·热拉—贝扎尔先生于1927年5月11日诞生于德国柏林。1967年在罗浮学院毕业，于1968—1984年负责吉美博物馆的中亚和敦煌特藏的保护与研究，现任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秘书。他也有不少有关中亚艺术史的论文。
译者于1976年访法时，便与玛雅尔女士及热拉-贝扎尔先生商议出版这套《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中译本的问题。他们都很高兴，并将已出版的5卷全部赠给了译者。1987年，在参加中国敦煌市召开的敦煌石窟艺术国际讨论会期间，我又与来华参加这次大会的热拉-贝扎尔夫妇及敦煌研究院的领导商谈了此事。热拉-贝扎尔代表法国版权一方于1987年11月间来信，表示愿意无偿地向中国方面出让版权，希望能加强与中国学者们的友谊与合作。玛雅尔女士本来还答应为本书的中译本写序言，但后来始终未收到。
玛雅尔女士和热拉-贝扎尔先生是译者多年的好友了。他们夫妇对于中国，特别是对于中国敦煌艺术的酷爱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译者于1986年在他们府上拜访时看到了他们的中文藏书和大量文献资料。他们治学严谨，学养深厚。今天，译者能翻译出版这套《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也算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在此一并向法国朋友们致谢。
这套《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在法国马拉松式地共出了近10年才出齐。译者也只好耐着性子一卷接一卷地译。其中笫六卷系根据在法国即将出版的清样译出。尽管它缺首少尾，不太完整，现在总算集中在一起了。译出之后，又苦于无处出版。经过多年周折之后，甘肃人民出版社高兴地承接了该书的出版工作。可以说，没有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慷慨帮助和热情操劳，这本书的汉译本是很难与中国学术界见面的。所以，这部译著是一种“千人糕”式的集体成果。
敦煌研究院的段文杰院长及其余各位领导都十分关心这本译著的出版。他们费了大量心血，联系出版社，校读译稿。敦煌研究院的樊锦诗、李永宁、梁尉英先生为这本译著的出版花费了许多心血，甘肃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精心审阅译稿，仔细地作了编辑加工，同时在人力和物力上付出了很大的投入。在此特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本译著的第一卷系由业师唐健宾先生翻译，其余几卷为拙译。由于译者水平所限，错误和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谢。
耿 昇
1987年11月底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后记
1993年4月，甘肃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了由耿升、唐健宾先生翻译的法国探险家保罗·伯希和1908年2月考察敦煌莫高窟时撰写的工作笔记——《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这是一部首次运用现代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对敦煌莫高窟形制、雕塑、绘画艺术进行全面记录、测量和描述的科学考察报告，对后世百年敦煌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其积累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研究参考价值。
时隔14年之后，甘肃人民出版社出于学界市场需要决定再版这部珍贵的科考报告，并为了使该书能以一个全新的面貌与广大读者见面，我们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我们在该书的原译者——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耿昇先生的热情帮助下，从北京国家图书馆购得《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图版部分共计322张照片资料的使用权，并经过精心整理，编排收入该书，为该书再版增色不少。其次，我们收纳了耿昇先生增补的许多新的内容，包括详尽介绍伯希和西域探险和法国敦煌学研究发展概况的《伯希和西域敦煌探险与法国的敦煌学研究》一文，以及伯希和当年关于敦煌考察的两篇文章：《敦煌藏经洞访书记》、《高地亚洲三年探险记》，另外还有法国科学院院士路易·勒努撰写的关于纪念伯希和的文章：《伯希和的伟奇学术生涯》，上述这些资料为广大读者全面深刻了解伯希和及其学术成就，以及伯希和对敦煌学的历史贡献有所帮助。在此，我们对耿昇先生的热情帮助表示深深的谢意！第三，编辑人员对首版文字部分重新进行了编辑加工，可以说从内文到版式到封面都进行了认真编辑和全新设计，使该书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一个全新的面貌。
当然，对伯希和劫取大批敦煌文书运往法国，使得这些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长期流失海外，严重伤害了中国的民族感情的错误行径，广大读者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关于这一点，中国史学界已有定论，这里不再赘述。
这次再版虽然比首版在各方面都有了改善，但由于编辑人员水平有限，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真心希望广大读者和同行批评指正。
编者
2007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