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在位时，狄仁杰和娄师德同朝为相，二人都是武则天的左膀右臂，深得武则天的重用。可是二人素有矛盾，在武皇面前倒还和气，私下仿佛仇家。
这个问题要是解决不好，整个朝廷就乱了套，武则天心里急，后来武则天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狄仁杰太恃才傲物，认为师德是个只会阿谀奉承的人，总是想方设法地排斥他。
一天，武则天把狄仁杰找来，问他：“朕很重用你，任你为相，你知道是为什么吗？”狄仁杰不以为然地说：“我是以自己的能力和学识来晋取官爵的。”武则天一笑，说：“你之所以官至宰相，是因为娄师德多次向朕鼎力推荐，说你学识渊博，才思敏捷，刚正不阿，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朕这才下定决心委以重任的，娄师德不愧是朕的伯乐啊！”狄仁杰听了这番话，不禁汗颜。他很后悔自己恃才傲物，对娄师德怀有成见感到非常内疚，说：“没想到娄师德不念旧隙，推荐我为官，从未对我表示过一点不满，以前都是我太目中无人了！没有他，我也不会这么快就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说起来他应该是我的恩人。”这些话传到娄师德那里，从前的委屈也都全没了，气也就自然通顺了。从此两人齐心协力，共同为朝廷出力。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利害冲突。要想完全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恐怕也是不可能的。有冲突就要解决。管理者应该抽出一定的精力放在解决人与人的冲突上，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防止结党，是防患于未然。一旦冲突已起，善于调和矛盾也是管理者的“温柔一刀”。
四、禁奸之法在于禁其心
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韩非子说：防止人们作恶的方法，最高明的是禁止他们的心，其次是禁止他们的言论，最次的是禁止他们作恶的行为。
齐国大夫庆封在齐国作乱，因失败被齐国人追捕，于是庆封准备逃往越国。他的族人问他：“晋国比较近，为什么不逃到晋国去呢？”庆封说：“就是因为越国比较远，才有利于避难啊！”族人叹息摇头说：“大夫要是能改变您那作乱的心，在晋国躲一躲也就行了，要是贼心不改，即使远在越国，难道就能得到安’宁吗？”韩非子认为，禁止人们作恶的办法，最好是让人们心中不起作恶的念头，产生作恶的想法是因为不懂法，而执法犯法者毕竟是少数，所以，管理者要成为制度和执行的桥梁。
管理者在实施管理的时候经常说这样一句话：惩罚不是目的。
无论企业的制度多么严明，规则多么完善，其目的并不是跟员工过不去。如同社会生活中的法律一样，制定法律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把人民都镇压起来，恰恰相反，法律的目的正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由于法律的威慑作用而使少数危害社会的不良分子不敢轻易以身试法。所以，法律的作用就是维护社会的稳定。
企业的管理制度也是这样。最好的制度在于防患于未然，就让员工在发生错误行为之前，从思想上给予足够的警示作用。如果是一个企业的制度已经制定好了，而员工仍然不断地违反制度，原声因只有两个，一个是执行力度发生问题，一个是制度本身没有起到“禁其心”的预防作用。那么我们就可以初步判断这个制度本身是有缺陷的，这样的制度不能管束人心，就绝不是一个“上法”。所以，在制定制度的时候，应该引起管理者足够的重视。即如何把制度建立得更为完善，易于被员工执行。
事实上，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对制度的感受度是不同的。
体力劳动者因为其作业方式要求标准化的程度高，对制度管理的强制性敏感度较低。也就是说，体力劳动者遵守制度是顺理成章的事，制度管理对他们更适合；而脑力劳动者因为创造性强，要求自由度较高，对较低层次的条条框框则比较反感。这是每个管理者应该注意的问题，并且在制定制度的时候就应针对不同的人群加以解决。
怎样才能使制度实现“禁其心”的效果呢？海尔定律做出了说明：海尔认为，企业如同爬坡的一个球，受到来自市场竞争和内部职工惰性而形成的压力，如果没有一个制动力它就会下滑，这个制动力就是基础管理。依据这一理念，海尔集团创造了“oEc管理”，即海尔模式，这个模式是“制度管理”。
海尔集团在实施过程中，把制度管理主要是作为外在的、硬性的调节，同时通过自律与软性的文化引导，使员工认同管理制度，增强人的自主意识和主动性，启发人的自觉意识达到自控和自律。
无论制度怎样制定，管理者要把管理过程，变成人们的自觉行动，制度则是最好的载体，在大生产条件下，要求人的价值取向和对组织的目标有高度的认同，这样才能使执行制度变成自觉地行动，才能起到“禁其心”的效果，才可能达成行动的协调一致。
任何制度的建立和最终实施，都离不开人们对其认同所产生的自觉行为和自我约束力，认同离不开沟通。反之，制度就没有什么权威可言了。从这一点上说，制度就是一种意志的集合。多数人的意志对少数人的行为必然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对于制度落实大有裨益。因此，自觉行为的培养不能停留在空洞名词的说教上，而应当更多地体现人们对一种事物的认同。有一句话很有哲理：制度对自觉的人是毫无意义的。制度如果达到“禁其心”的作用，人的行为就会远离制度的约束，制度就会形同虚设。
企业员工的言论和行为，无不受到其思想境界的影响。任何制度，如果管住了人心，那么，不负责任的言论和错误的行为自然就会减少，所以，管住员工的错误的思想，是防止错误行为的最根本的途径。
事实上，制度的实施也是一种沟通的行为。可是最近这些年来，许多管理者，习惯于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员工，只知道加重惩罚，而忽视对员工思想的教育，从而增加了管理的成本，使制度仅仅成为“亡羊补牢”的工具或者是一种实施惩罚的根据而已。
五、倒言反事暗察忠奸
《韩非手·内储说上七术》倒言反事以尝所疑，则奸情得君无见其所欲所欲臣自将；君无见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日：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日：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资而环以行观下级之所因级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去韩非子说：管理者如果说反话做反事用来试探自己所怀疑的事，就能发现其中的奸情。
一次，齐国有人密谋造反，忽然有传言说国君已经知道他们的密谋，他们十分恐慌，但是又不能确定国君是否真的知道；于是，他们就假装与自己身边一个亲密的人发生冲突，并把他赶走，让他逃到国君那里去，以试探国君的反应，看国君是否真的知道他们谋反的事。
所谓“倒言反事”，就是故意说相反的话，做相反的事，来试探对方的态度。
子之在燕国担任国相。有一天，他坐在厅堂里，忽然假装看到了门外有什么东西经过，对在场的人说：“刚才从大门外面跑过去的是什么啊？好像是一匹白马？”左右的人到门口看了看，都说没看见什么白马。偏偏其中有个人，跑出去追了很远，最后气喘嘘嘘地回来说：“国相眼神儿真灵，的确有匹白马跑过去了。”子之由此知道这个人是个说谎话的家伙。
卫嗣公为了了解负责关禁的收税人员是否秉公办事，廉洁守法，就派人故意去走私物品。派出的人和货经过关隘时，被关隘的收税官员发现并扣押，不让通行。这个人于是就拿出一些黄金贿赂收税官员。收税官员收下了金子，就将那批走私物品放行了。卫嗣公得到了证据，把收税官员找来，对他说：“某月某日某时，有个人经过关隘，对你进行了贿赂。你接受了贿赂，就放走了他的一批走私物品。对不对？”收税官员听了大惊失色，从此再也不敢胡来了。韩非子认为，人处于世不能太直率，要善于利用诡诈来探察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当一个管理者对某一个问题发生疑惑的时候，直截了当地去问下级，往往得不到真实的想法和答案。因为作为一个下级总是有求于领导，畏惧领导，所以他们总是顺着领导的意思说话。领导喜欢的事物，下级就说好；领导不喜欢的事物，下级就说不好。这样一来，管理者受蒙蔽的想象就很严重了，管理者所查失实，也无法进行合适的管理。
所以，当管理者为了证实下级是否忠诚还是一个以工作为重，敢于实事求是的下级的时候，不妨学韩非子，说一些反话来测试下级的忠诚敬业的态度。
比如，一件事情发生了，明摆着是不好的，但是，你仍然对这个事情赞不绝口，这时，你的下级的态度就明显反映了他们忠程度，违背事实真相，随顺领导意思说话的人，就是喜欢阿谀奉的人，违背领导意思而直言不讳的下级，就是忠于职守的下级，这样，谁值得信任就一目了然了。
虽然管理者要千方百计地看清下级，但是，却不能让下级看清自己，管理者应在暗处控制下级，在明处工作。
申不害先生向管理者传授秘诀：“管理者说话一定要谨慎，因为你每说的一句话，下面的人都会用来揣摩你的心思，行动一定要慎重，因为你的一举一动，下面的人都会效仿。你暴露了自己的聪明，底下的人就会小心防备你；你暴露了自己的糊涂，底下的人就会故意欺骗你。最好的办法是少说少动，让人看不清猜不透。”韩非子说：领导不要表现出自己的喜好，领导表现了自己的喜好，下级就会粉饰言行；领导不要表现出自己的想法，领导表现了自己的想法，下级就会伪装起来。
所以，领导应该去除好恶，这样下级就会表露出他们的本色；领导应该去除成见，这样下级就会谨守职责，这样就可以让万物处在适当的处所；领导虽有贤德却不用行动，这样就可以明察下级的道德依据；领导虽然勇武，却不用来逞威风，就可以使群臣充分发挥他们的勇武。因此，领导不用自己的智慧反而更聪明，不用自己的贤德反而更能成就事功，不用自己的勇武反而更加强大。
韩非子主张，领导治理企业，役使下级时，应该充分利用权势，不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样可使下级诚惶诚恐，谨守职责，达到治好企业的目的。
堂路公对韩昭侯说：“假如有只价值千金的玉酒杯，但是杯底是漏的，您认为它可以用来盛水吗？”韩昭侯说：“杯底是漏的，那然不能盛水了。”“假如有个不值钱的瓦罐，但是不漏，可以盛酒吗？”“可以。”“瓦罐不值钱，但只要不漏，就可以盛酒；千金玉杯再值钱，但因为漏，谁也不会用它来盛水。”作为管理者，口无遮拦，随随便便泄漏机密以及自己的看法和好恶，就像那漏底的千金玉杯，谁敢往里面注水？韩昭侯听了堂路公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从此之后，凡遇到要谋划重力事务的时候，总是一个人独自睡觉，连妻妾都赶得远远的，生怕说梦话泄漏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