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茅盾，同为我国著名的作家。自20世纪20年代末期，他们二人就开始并肩战斗，共同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比如1931年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1932年2月，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和《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同年5月，发起为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遗族募捐，等等。后来人们提起他们，会说道：“这二位是同声相应的作家。”
同声相应，典出《易经·乾·文言》：“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王弼注疏：“同气相求者，若天欲雨，而柱础润是也。”《易经·乾》卦认为：声音相同的就相互响应，气味相投的就互相追求。这是一种天地、天人感应的说法，圣人有生养之德，众人有生养之情，前事之“兆”，为后事之“应”。这个成语用来形容相同的声音可以互相呼应，相似的气味可以互相融合，比喻志趣相同的人便会结合在一起或应和别人的话。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六九回：“自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同他做伙计，亦是理之当然。”西汉·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中说：“同明相照，同类相求。”这是从偶然与必然、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联系出发，叙述同类之间的关系。这个成语现泛指事物之间的聚结，也用于贬义。
如果从科学的角度客观来说，这个成语其实描述了物理声学中的共振现象。共振是指一个物理系统在其自然的振动频率（所谓的共振频率）下趋于从周围环境吸收更多能量的趋势。自然中有许多地方有共振的现象，比如乐器的音响共振、太阳系一些类木行星的卫星之间的轨道共振、动物耳中基底膜的共振、电路的共振等等。其中声学上的共振现象也称为“共鸣”。这是当两个物体发生振动时，它们的固有频率相同或具有简单的整数比时所产生的现象。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在弹奏弦乐器时会出现共振现象。世界上最早记录共振现象的文章载于《庄子》：“为之调瑟，废于一堂，废于一室，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夫或改调一弦，于五音无当也。”意思是：于是为之调好了瑟，一张放在堂屋里，一张置于内室中，在一张瑟上奏宫音，另一瑟的宫弦应声，在一张瑟上奏角音，另一瑟的角弦应声，因为它们音律相同或者改调一弦，与五声音阶上的五个级（即宫、商、角、徵、羽，相当于现行简谱上的1、2、3、4、5）都不符合，弹奏它，则25根弦一齐振动。
这个实验发现了两种现象，一种是基音与基音之间的共振，另一种是基音与泛音之间的共振，后一种现象在一般情况下较难察觉。
后来《吕氏春秋》一书也对上述现象进行解释：“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鼓宫而宫动，鼓角而角动。”汉末学者高诱作注说：“鼓，击也。击大宫而小宫应，鼓大角而小角应，言类相感也。”高诱的解释既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内容。说定性，是他注意到声与声之间的作用；说定量，是“大宫”与“小宫”、“大角”与“小角”的作用应成比例，它们相隔八度，即频率比为1：2，这就是一种泛音现象。
唐段成式（？～860）在《酉阳杂俎》中记载了一个关于共振的故事：“蜀将军皇甫直，别音律，击陶器能知时月。好弹琵琶，元和中，尝造一调，乘凉临水池弹之，本黄钟而声人蕤宾，因更弦再三奏之，声犹蕤宾也，直甚惑，不悦，自意为不祥。隔日，又奏于池上，声如故。试弹于他处，则黄钟也。直因调蕤宾，夜复鸣弹于池上，觉近岸波动，有物激水如鱼跃。及下弦则没矣。直遂集客，车水竭池，穷池索之数日，泥下丈余得铁一片，乃方响蕤宾铁也。”意思是：蜀将军皇甫直善于辨别音律，只需敲击几下陶器，就可以确定该陶器的制作年月。他喜欢弹琵琶，元和年间，他曾自己谱成一种曲调，在凉爽的水池边弹奏。这首曲子本来属于黄钟（今律名“f”）调，却走调成为蕤宾（今律名“b”）调，经多次调弦演奏还是蕤宾调。他极为迷惑，心中郁郁不悦，认为这是不祥之兆。隔了一天，他又在池边弹奏，其调仍为蕤宾。于是他试着到别处弹奏，则恢复到正常的黄钟调了。他于是干脆把琵琶弦音调成蕤宾，晚上再到池边弹奏，觉近岸处池中波浪随乐音旋律而跳动，似有东西在激水，就像跃鱼激水一般。当停止弹奏时，水面也归于平静。皇甫直就召集宾客，用水车排干池水，在池中四处搜索，这样在池中搜了好几天，终于在泥下3米多深的地方找到一块铁片，原来它正是方响蕤宾调的定音铁。
此外，古人记载最多的共振现象应属“自鸣”。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中指出：“物之以类动者也，其动以声而无形，人不见其动之形，则谓之自鸣也。”董仲舒认为，同类的物体运动或振动会产生自鸣，由于它是以声音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不能直接看到它的成因。他以琴瑟的弦音为例，认为“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可见董仲舒注意到自鸣的数理关系，并借此说明“天人感应”的道理。
《太平广记》中也有关于自鸣现象的记载：“永建时，殿上钟自鸣，帝甚忧之。公卿莫能解，乃问英。英曰：‘蜀岷山崩，母崩故子鸣，非圣朝灾也。’”“魏时，殿前钟忽大鸣，震骇。省署。华曰：‘此蜀铜山崩，故钟鸣应之也。’蜀寻上事，果云铜山崩，时日皆如华言。”钟不扣自鸣，古籍上的记载不胜枚举，仅《三冈识略》就有三次。
而最先提出“自鸣”这一术语的是宋代科学家沈括。一天，沈括在朋友家中看到一个共振现象，他记述并解释说：“予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虚室，以管色奏双调，琵琶弦辄有声应之，奏他调则不应，宝之以为异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调但有声同者即应。”其中的“管色”就是“筚篥”，古代的一种吹奏乐器；“双调”是古代燕乐的一个调名。沈括在友人家中看到的是一个琵琶的弦与管乐器发生共振的现象。为了进一步弄清原因，沈括设计了一个实验，即琴瑟的弦发生共振实验。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琴瑟弦皆有应声。宫弦则应少宫，商声则应少商，其余皆隔四相应。”其中宫、商相当于现代简谱中的“1”、“2”；少宫、少商则相当于高音“1”、高音“2”。琴瑟都是以五声音阶定弦的，第一弦隔二、三、四、五弦，同第六弦“隔四相应”，以此类推。
沈括还特地用纸人来演示其“相应”的情形：“今曲中有声者，须依此用之，欲知其应者，先调诸弦令声和，乃剪纸人加弦上，鼓其应弦，则纸人跃，他弦即不动。声律高下苟同，虽在他弦鼓之，应弦亦震，此之谓正声。”也就是说，为了要知道某一根弦的应弦，可以先将各条弦的音调准，然后剪纸人放在待测弦上，一弹与它相应的弦，纸人就会跳动，弹其他弦，纸人就不动。如果琴弦的声调高低都相同，即使在别的琴上弹，这张琴上的应弦同样也会振动，沈括把这叫做“正声”实验。沈括的实验是世界上第一个弦线共振实验。
宋末学者周密重复了五度的共振实验，他在《癸辛杂识》中写道：“琴间指以一与四，二与五，六、四与七为应。今凡动一弦，则第四弦自然而动。试以羽毛轻纤之物，果然，此气之自然相感动之妙。”周密所论述的都是弦长比为2：3的共振情况。
由此可见，沈括与周密的实验研究，分别发现了共振发生在振数比为1：2（宫与少宫，商与少商）、2：3（隔四相生）等处。同样的实验研究方法，意大利达·芬奇在15世纪进行，牛津诺布尔和皮戈特在17世纪进行。他们的研究比沈括（1031～1095）、周密（1232～1298）要晚几百年。
明末学者方以智对沈括的实验也做了补充。他在《物理小识》中写道：“今和琴瑟者，分门内外，外弹仙翁，则内弦也动。如定三弦子为梅花调，以小纸每弦贴之，旁吹笛中梅花调一字，此弦之纸亦动。”文中所说的“内外”是指琴瑟的内侧和外侧，“仙翁”是一种定弦的方法，“一字”是吹笛时六孔全闭的音。当笛子吹出“一字”的乐音时，“三弦子”上发“一字”音的弦也振动起来。方以智用小纸片演示了这时产生的共振现象。
同声相应，琴弦间跳动的不仅是音符，还有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