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友的父亲突然因心梗去世，朋友被意外打击得痛苦不堪。我们也很意外，因为老爷子虽然年事渐高，但是去世之前每天都二两白酒，经常呼朋唤友，健康得似乎可以无限期地活下去，毫无衰老更无死亡征象。当朋友的情绪渐渐平息下来，我问他：“你与父亲生前做过关于死亡的沟通吗？”朋友不无遗憾地摇摇头，说：“其实父母到了这个年龄，即使身体很好，也已经很担心，但是家人一直都在回避这个问题，而老爷子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无常。所以子女连家里的存折放在哪里、密码是多少都统统不知道，后事一片手忙脚乱。”
生命无常。至亲的死亡，是人生中的一道必然关卡，没人能绕得过去，但是中国人对这个话题一直都讳莫如深。尤其是在一个家庭里，当着依然健在的长辈谈论死亡，被看成是件不吉利的事。所以很少有人能与父母坦然谈论迟早要到来的死亡，似乎回避了这个话题，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实际上，生老病死，不管你的意愿如何，都是成年人迟早不得不面对的事，更何况现在中老年人心脑血管之类的突发病很常见。
与所有成年人一样，随着父母年事渐高，我对永别的忧虑与日俱增。因为谁都不知道分别的日子何时到来，我不知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将会如何去承受那样的痛苦。
但不同的是，我的家庭从不回避这个话题。每到年节，家人团聚时分，大家都会对父母说上些“长命百岁”的祝福。而我家，每年除夕团聚举起酒杯的时候，我们都要互相恭喜——又多活了一年！而之后，爸爸总要说句：“可能是最后一次在一起过年了。”每次听到这样“不吉利”的话，我都在伤感之余，感受到一份对死亡的从容态度，并加倍地珍惜眼前与父母相处的日子。
父亲的话不是没有来由的。我的父亲一直都体弱多病，常年靠药物维持身体，而妈妈则在她四十九岁那年，因为乳腺癌晚期而做了乳腺切除手术。那时我才十九岁，但已经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了。从那时起，对于失去父母的恐惧就一直占据着我的心，以至于每次小别，我都会死死地望着父母的脸，试图深深地将之刻在脑子里，似乎那就是最后一面。
幸运的是，我有一双睿智豁达的好父母。记得大手术之后的妈妈躺在病床上，虚弱而安详地说：“活到现在我就很满足了，丈夫很爱我，女儿也很孝顺，你也应该知足，父母早晚都会死的，活着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很高兴就很幸福了。”自那之后，我们一家人几乎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去过，尽可能地找时间聚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而每相聚一次，我们都为还有这个相聚的机会而心存感激。
父母的态度总是让我想起以临终关怀为主要议题的《西藏生死之书》。其中介绍了西藏僧人的这样一个习惯：他们每天临睡之前都要把水杯洗干净，倒着放在桌面上。因为，他们不知道第二天是否能醒来，于是，他们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于是要在每天临睡，都做好一切身后事，做好再也无法醒来的准备。
父母知道这个年纪意味着什么，所以对死亡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每次我回家的时候，父母都从不回避这个话题，还经常提前安慰我：“我们随时都会走，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最近两年，每次见面时，父亲不仅把他的收藏都展示给我，更是把家里的存折密码都反复告诉我，而妈妈则经常跟我说悄悄话：“我要是先走了，你一定给你爸爸找个老伴。不要干涉他的自由。”
起初，每当面临父母引起的这个话题时，我都很不自在，觉得是个不祥之兆，因而总是匆匆打断谈话。但是渐渐地，我也意识到，无论如何回避，这都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与其回避，不如坦然面对。而谈论死亡话题，不仅是父母在对我进行事先的安慰，同时这对他们也是个善良的帮助——让他们从容地做好准备，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没有遗憾地活在当下。这样的心理状态，远远要比回避带来的表面平静更加健康。谈论死亡，不是一种悲观的态度，相反，从容面对死亡，才会乐观地生活。
渐渐地，谈论死亡的话题在我的家庭里变得司空见惯。我们都不再回避这个问题，而是把它当成一件即将发生的平常事来予以讨论。这种习惯，使得我们彼此的心理压力都得以缓解，心理氛围也渐渐变得轻松坦然。死亡沟通，成为我们家自发的一种互助式心理救援。
死亡沟通的好处显而易见，第一，可以让父母从容面对即将到来的时刻，而不至于内心充满恐惧且悲观地活在现在；第二，可以让子女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当分别之刻来临时，可以相对安然地度过悲痛期，并在父母有生之年尽力地尽孝，而不至于当死亡突然来临时追悔莫及；第三，从现实的角度上讲，死亡沟通，有助于父母从容地安排好身后事，而家庭成员也可以一起为后事做好物质准备，不至于到时手忙脚乱。
朝鲜族的花甲大寿（六十大寿），是与婚礼一样隆重的事情，甚至要比婚礼更重要，因为以前的人寿命普遍不长，所以能过上花甲大寿，就算是一生圆满了。爸爸花甲大寿的当晚，就心满意足地对我和妈妈说：“赢了！”爸爸的意思是说，这一生，活到这个岁数就算圆满了，知足了。
不觉中，十多年已经过去，父母已经过了金甲大寿（七十大寿）。
而这几年中，父母的气色和精神则越来越好，全然没有七十岁老人的龙钟老态。我想，这也许跟他们对生活的知足、感恩、珍惜，和随时随地做好死亡准备的豁达有关系吧。
朋友们在一起讨论诚实的话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可不可以有善意的谎言？——比如你的亲人得了绝症，你要不要对他隐瞒病情？”许多人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抱着一种“不让他知道，他或许可以多活一段时间”的善良心愿来处理的。但这样做，果真是善良吗？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是自己得了绝症，我是不期望懵懂地活到最后一刻的，那样可能死不瞑目。虽然设想过一千种血肉横飞的死法，但最期望的还是患上一种事先得知并能苟延残喘三个月的绝症。如果那样，就可以有时间从容地准备后事了。
其实，所谓后事，无非是生前事，未了的心愿，逐一了了，不给自己留遗憾——存折和保险都交代给家人；日记，该烧的烧了，里面的情感，该送还谁就送还谁；该还的钱还了；该道歉的道歉了；该善待的赶紧抓紧时间善待；该看的朋友挨个儿看看；还可以趁着绝症，觍着脸把不敢和不能表白的感情全表白了。如此看来，这种死法简直是一件喜庆事儿。不用翻电话录，随便脑子里一过，该见见该当面告别的朋友也有三五百，挨个儿告别显然是太没效率了，不如一堆儿来吧！
于是，最好的是我能在死前一个月亲自组织并参加我自己的葬礼。
设想中的葬礼是这样的，找一酒吧，能装下三百人的那种；冷餐会，甜点水果管够，酒水充沛；时间定在周末，大家可以敞开了耍；要求每个人都盛装出席，衣着不鲜艳的堵在门口让丫打车回去换上最抻头的那身衣服；大家酒足饭饱，掏心掏肺地互诉衷肠到一定程度，开始轮番上台致悼词，悼词要欢天喜地的，悲悲戚戚的直接找保安给架出去；还要找几个我喜欢并能给我面子出席的歌手，唱我最喜欢的歌，比如找赵老大唱那首每次他都唱不下去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狂欢尽兴后，和朋友们一一拥抱道别，之后，永不再见。剩下的时间，一个人在家看书看碟并回望一生，悄然安详地等死（当然，安详的前提是身后已无双亲，了无牵挂）。
能看见自己的葬礼，能看见朋友眼中的自己，该是件多好玩的事情啊！别人会咋说我不晓得，反正我跟肥罗吃饭的时候讲起这件事，他立马脱口而出：“拉拉的一生，是充满喜感但却死不甘心自己被挤对的一生。她的一生，是较劲的一生，是不服气的一生！在她这个死不瞑目的大喜日子里，我们欢聚一堂……”他高兴地畅想了一会儿之后，马上又补了一句，“好人不长命，像你这么烦人的人肯定会活得地老天荒的”。
的确，老天经常会跟人开玩笑的，活得不耐烦了梦想天上下冰雹砸死自己的人，偏偏会活得没完没了；你想准备好了再死，人家偏偏让你出门就被飞车党给撞出百八十米。谁都无法知道自己的终点在哪里，就像巴哈欧拉在《隐言经》里说的：“在你尚未被召审之前，要每日反省自身，因为死亡从来不预先报信，当他来临的时候，你要为你的一生做总结。”
既然想到终极离别，想到还有遗憾未竟，不如趁现在就把该了的都了了吧，省得临死时追悔莫及。把每天都当成最后一天过，余下的生命似乎就可以少给自己留些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