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去给小学生教书，一直想给民工孩子教书，这个念头潜藏多年，终于变得急不可待。于是2007年腹腔镜手术刚刚结束一个月，我就忍着隐隐的疼痛站到民工小学的讲台上去了。要是等伤彻底养好了再去，没准又要再等半年或者一年。
许多年没有早睡早起了，偶尔看到日出，只是在熬夜到天亮的时候，也是匆匆一眼，就睡死在床上了。当了老师，而且是班主任，每天要早七点前到校，这就意味着我最迟也要在五点半之前就起床。这对于常年懒散的我来说，不是轻易能克服的困难。但，人的潜能真是不可测的，对教学的热情居然就真的让自己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了，而且一起就是一年。当老师一年，体会最深的就是小学时候学过的成语“披星戴月”。秋冬时分，每天出门时天还没亮，站在站台上等车，经常眼见着巨大的太阳从地平线上一点点挣扎着跳出来；等到了学校，就已然艳阳高照了。
来民工小学当老师，没有精神上的困扰，却有来自身体的困扰，这是我事先不曾料到的。当然，不曾料到的还有超出我嗓子承受力的课时。因为民工小学师资差，雇不起很多老师（而且六百元的月薪也很难雇到像样的老师），所以每个老师都要一人兼很多班级的很多门课，几乎每个老师都是早上七点到校之后就一直不间断地大声说话至下午四点。
我嗓门天生洪亮，所以父母曾经深表担忧地说：“一屋子的男生都盖不过你一人的声音。”也曾经被称为“暴怒女”，就是因为在拍案而起的时候声色俱厉。但几周下来，每天七八个小时的说话量，使得我每到下午就变得异常温柔，每到周末就变得异常安静；使得我在朋友面前习惯了半辈子的朗声大笑终于如愿以偿地变成了得体的微笑——除了在学校，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了。终于有一天，嗓子彻底崩溃，咽口水都疼，再难发出半点声音来。我吓坏了，于是周六周日连着两天一声不吭地黄氏响声丸、胖大海什么的一顿乱吃，刚刚有点起色，周一上了两节课就又废了。之后连续半年，嗓子都在反复的撕裂愈合再撕裂中挣扎。奇怪的是，这些持续不断的糟糕情形从没能影响我高涨的情绪，从没让我沮丧上半天以上，只要一站在校园，一面对那些淘气的孩子们，我的心里立马就充满了单纯的快乐。
我所在的民工小学在高碑店传媒大学对面不远。每到中午，我就骑车去传媒大学正门旁边的一个叫格林小镇的茶餐厅，要上一份盖饭一杯红茶，然后把自己堆在柔软的大沙发里发呆或者打盹；下午下班的时候也经常会去坐一会儿，舒缓一下疲惫的身体，再攒起精神挤公交回家。
格林小镇的落地窗挂着深紫色的纱帘，坐在里面看得见外面的光景，但外面的人却看不清里面。黄昏时捧着茶杯呆呆地望向窗外，过街桥边人来人往，经常会有我的学生或者他们的家长夹杂其中。有的时候，孩子们会朝里看，隔着纱帘与我对视，但我知道他们什么也看不见。纱窗帘背后对他们来说一定是个充满神秘的地方。而大多家长则一眼都不会望过来，大概是认定，纱帘里面的生活与他们没有丝毫关联。
我学生的家长们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做什么的都有，好一点的是做家具生意和早点铺，中等一点的在电脑城装货卸货送配件，跟着装修队做家装工人。更多的是开着三轮挨家送煤气罐，到处收废品，给单位做清洁，或者到工厂做缝纫女工。他们跟我们一样走在这个城市中，但却真的是另外一个阶层。从前，我与他们擦肩而过，但绝不会多看一眼，不会想到自己会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交集，而他们也不会想到与另外一种充满享乐和诗意的生活发生关系。
我一直是个穷人。在与这些人打交道之前，一直自诩为底层人民。但有了对比之后，我才发现，我的生活方式原来是很小资的。之前，我从没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分裂的。但是这之后，我觉得我同时身处在两个完全没有交集的世界。白天我和满地打滚的孩子们守在一起，黄昏时会去他们十平方米的小破屋走走看看，看他们怎样用蜂窝煤在门外生火做饭，看他们如何回家给弟弟喂饭，看他们的家长如何神情疲惫地回来正准备找孩子发火撒气。而很多个晚上，我则会换一身装扮，出现在我原有的生活圈子中，去保利剧院看看演出，去酒吧听听音乐，去舒服洁净的馆子里搞搞吃喝。穿梭来往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我需要不停地转换我的社会身份。所幸的是，两个世界都很让人快乐，“上层”世界中，我得到的是精神享受，而在“下层”，我则如扎根在土地般感觉踏实，获取的是生命释放的快乐。
然而，在北京做民工小学老师，基本上就相当于放弃了在北京生存的权利。六百元的月薪基本上都花在学生身上了，自己的生活则靠存款。一年下来，基本上弹尽粮绝，只好再去打工。走时看着那些依恋的小眼神儿，心痛难忍。要是有两个自己就好了，就可以一个赚钱一个当老师了；要是有好多个自己就好了，就可以留一个赚钱，其他的都做小学老师了。
其实，刚刚正式上了两天课。因为课时多，所以有时下午再进教室的时候，已经是第六次跟学生面对面了。虽然连面孔都还认识不全，但是觉得已经是老朋友了，每次一见到他们，我就忍不住从心里往外笑。
总笑的结果是，我的课堂老是乱糟糟的一片。我随便说什么，下面都一片的七嘴八舌争先恐后地接着说，乌泱乌泱的。别的老师不喜欢，可我喜欢——因为都在参与。
我教的是小学六年级的孩子，十二三岁的年纪，什么都半懂不懂的，十分调皮。由于学校校舍和老师都不够，所以我的班级是个超级大班，共有六十四人。学生的课桌快排到黑板了，以至于没有讲台可以安放在那间小教室。所以，我上课就是边走边说四处游击的。
下午是自然课，我信口开河地从我的民族讲到了长白山和天池，以及火山和温泉，学生们都跟听故事似的，眼睛瞪得贼圆。他们对我的民族身份非常感兴趣，提问不断，我就顺口讲到了南北韩分裂，以及不同地域中百姓生活的不同。我说，看到录像，朝鲜的孩子们都跟你们一样活泼，但是成年人都面黄肌瘦的。
这时，传来一个男孩子怯怯的声音：“老师，那你怎么那么漂亮呢？”
由于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所以假装没听见，但心里，那简直是乐开了花！在饭桌上，在酒吧里，甚至在网络上，无数次被叫“美女”，但从来就不会为此兴奋半秒钟。一是自己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漂亮。二是这年头，“美女”泛滥，以至于谁被叫“美女”谁就该反思一下了。
但今天，孩子说我漂亮我可真当真了。呵呵。回家连忙照镜子，发现果然漂亮了——额头放光，眼睛放亮，犹如曾经的恋爱时分。
我的课堂秩序不好，引得教务主任频频来我教室外散步。后来，我不上课的时候也去散步，我发现原来他们在别的课堂上都挺乖的，甚至包括自习课！
后来，我明白，我原来就是骚乱的根源。本来静悄悄的教室，大家都在低头做自己的事，我一进去，学生就嗡嗡嗡起来，不一会儿，嗡嗡嗡就变成沸沸扬扬。沸沸扬扬的原因大抵如下——一个学生举手，我老远赶过去，学生问：“老师，我今天没带黑笔，用蓝笔写行吗？”再一个学生举手，我又老远赶过去，学生问：“老师，我这个字写错了，我用胶条把它粘掉，重新写行吗？”……所有的问题都是无关紧要的，都是让我忍不住要笑出声来的屁大小事，但我乐此不疲，我知道，他们只是想找个借口跟我说话，或者借以引起我的注意。
前一天留了一个口头作业，让他们预习下一课的古诗。出乎我意外的是，他们居然全给背下来了，而且不是一首，是三首！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背诵是件很头疼的事情，没想到，这些孩子却有这样的积极性。
一起背诵的时候，声音大得震天动地，但是单独叫起来，有的孩子就会紧张得短路。我小的时候也有一样的毛病，所以想尽可能给这些内向的孩子一些面对人群的锻炼机会。没有被提问的孩子都急于表现自己会背，纷纷举手：“老师老师，我会我会！”我笑着说：“我知道举手的同学一定都背得很好，我找几个没有举手的。”结果，耳边顿时传来争先恐后声嘶力竭的呼喊声：“老师——我不会！！！”放眼一望，手臂林立，如旌旗招展，场面蔚为壮观。肚子里都笑岔气儿了，但还得生忍着，努力使自己不失态得哈哈大笑。
另一节课，我终于失态了。《开国大典》这篇课文太长，而我对内容又没有什么兴趣，只好把精读变成泛读。于是，让他们分四组接连朗诵。其实，每次齐声朗诵的时候，他们都能把我吓一哆嗦，那声音实在太大了，感觉房梁随时要被声音冲飞。没想到分成四个小组，声音依然响天震地的，而且一个小组比一个小组都要高八度，等到第四个小组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自觉地把起音高到天上去了！简直就跟三高飙音似的。我终于忍不住了，不能大笑，却涕泪交加，而学生们则不解风情地问：“老师，你为什么笑啊？”
我得承认，是我没见过世面，所以孩子们的一切天真的行为我都觉得可爱。所以，每节课下课的时候，我都春风满面地走进办公室，而那些表情疲惫的老师看着我都觉得很奇怪。其实，我也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表情那么烦躁和疲惫？难道学生没有带给他们足够的乐趣吗？
班级太大了，不得不分班。于是，学校把三年级的两个班并成一个班，而腾出一间教室来给六年级。于是，我这个本来兼职的老师就勉为其难地成为了一个梦寐以求的班主任。我知道他们的班主任不喜欢那些淘气的孩子，就跟她说：“你把那些学习不好的调皮捣蛋的都划到我那儿去吧！”于是，皆大欢喜。不过，我更欢喜的是那些永远在闹腾的男孩子。宣布我是班主任的时候，他们都跳了起来，还有一个男孩亢奋地喊道：“终于解放啦！”
是的，我也知道，这些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孩子即将解放，接下来的一年，他们会有一段完全释放个性和创造力的快乐生活。他们期待，我也期待。
下午去班级，蓦地看见黑板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两行字——“我的遗愿：我一定会回来！”落款冯政。
冯政是分班前的那个六十四人大班里最调皮也是最聪明的几个孩子之一。而分班后，死活要来我班级的他们，被强行留在了原班。
小孩子一定还不太清楚“遗愿”两字的正确含义，但是一个“回”字，却让我有点触痛地感受到他们对我的依赖——我只是个上班才一周的新老师，而我的班级是个从前不曾存在的新班。
其实，早上给他们班级上课的时候，就已经接收到好多调皮孩子的委屈情绪了。他们找到挨近我的机会就争先恐后语无伦次地说“本来已经报名了，但老师不让去”之类的话。我有点伤感，这是上班以来的第一次。不是因为谁在不在我的班级，而是因为觉得这些孩子被压抑得太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