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严密论证的知识可以成为公共知识，感悟却只能各说各话了；对论证你可以验证，也可以反驳；对感悟你却只能接受或者拒绝。于丹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她的书叫做《于丹论语心得》，心得是属于感悟一类的，所以怎么说都不算错。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连篇累牍地指摘于丹的硬伤，这实在没有道理。能够被考据推翻的心得显然不是心得，正如能够被理性说服的爱情显然不是爱情。爱情是盲目的，心得感悟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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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易中天和叶维廉的这两段文字，前者是以己度人，是心得感悟，后者虽然也带了太多个人感情的因素，但总算列举了不少论据。但这些论据究竟是推理型的还是类比型的，很多人其实都分不清楚。
我以前读书一直有一个误区，就是总会被作者的旁征博引迷惑住，以为论据摆得越多，对论点的支持度也就越高，后来才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就拿叶维廉的这段文字来说吧，的确称得上旁征博引，但论据是论据，论点是论点，两者之间实在没有牢靠的逻辑关系。
让我们回顾一下那段文字中的第一句话：“避免用人的主观来主宰物象形义的另一含义，是要我们做到‘以物观物’。”所谓以物观物，是宋朝学者邵康节的观点。邵康节在《皇极经世·观物外篇》里提出了一个认识论：认识事物应当“以物观物”，这才可以客观、公正，不能“以我观物”，否则就会受到主观偏见的蒙蔽和误导。镜子和水可以毫无偏见地反映外部世界，但只能反映出表面的东西，圣人则高出一筹，不但可以毫无偏见地认识外部世界，更可以透过表面现象看到隐藏的本质，这就叫做“反观”。
这个“反”大约有镜子和水毫无偏见地“反映”外部世界的意思，绝不同于我们日常用语中的“反观”。用邵康节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以物观物”，不“以我观物”，也就是抛开主观成见，观察事物的本来面目。在邵的上下文里，这一对概念就很清楚了，简单来说：“以我观物”就是以主观之眼观物，“以物观物”就是以客观之眼观物，并不只用眼，还要用“心”、用“理”。
但我们很难想象该怎样把这个道理应用到山水画上，是该用卫星的视角还是应该把山水风光的四面八方在同一个画幅上分别表现出来？我们不得不承认，绘画本来就是一种主观性的创作，如果脱离了主观性，视角也应该像照相机一样，只要快门一闪，就拍出了一套完整的西方透视法，而中国画所谓的散点透视、回游透视恰恰是照相机这个“以物观物的客观眼睛”表现不出来的。多么明显啊，叶维廉“以物观物”的这个论据非但无法说明自己的论点，反而应该是持相反观点的一方才会拿出来的论据。
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即便“以物观物”真的就像叶先生所想说的那个意思，但西方难道没有同样的说法吗？——不但有，还有更胜一筹的理论，那就是黑格尔的哲学。在黑格尔看来，人和世界的关系并不是传统上认为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当我们欣赏一处山水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自己作为纯粹的观看者在观看着山水这个对象，而是宇宙在通过我们的眼睛观看自己，通过我们的心灵思考自己。这个玄妙的道理其实一点就透，无非是说我们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宇宙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整体当中的一分子，而山水分明也是宇宙整体中的一分子。所以说，在我们游山玩水的时候，既不是以我观物，也不是以物观物，而是以宇宙观宇宙，是宇宙在静观它自身。这套学说如果也拿来解释美术理论的话，西方透视法也完全可以被解释得更神秘、更宏大、更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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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讲起自家文化的时候也常常流露出和中国人一样的情绪，这大概是因为彼此有着极其相似的背景吧——不仅传统文化的背景相似，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时的那种危机感和捍卫心也是非常相似的。
日本文艺理论家冈仓天心（1862—1913）的名作《茶之书》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本。这本书是他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担任东洋部长的时候用英语写成的，谈日本的茶道和花道，在1916年出版之后迅速风行于西方世界。冈仓天心在书里一有机会就盛赞日本文化，贬低西方文化，实在是一本“很带情绪”的书。
冈仓天心的文字如此之优美，感情如此之浓烈，以至于我在整个阅读过程当中总是先被他深深感染，毫无抵抗力和防范心地接受了他的观点，等到冷静下来之后，才隐约生出几分怀疑，刚刚被赶走了的理智才回来了一些。
冈仓天心在介绍日本花道的时候，开头那段文字就是一大典型：
在春天拂晓颤动的晨曦中，当林间小鸟以神秘的声调低声私语时，你难道不曾想到，它们是在和伴侣谈论花朵吗？人类对花的欣赏，也一定是与爱情诗歌同时出现的。娇艳的花朵，在不知不觉中绽放着甜美，因沉默不语而吐露着芬芳。除了花之外，还有什么能让人想到纯洁少女情窦初开的样子呢？原始人将最初的花环献给他的恋人，从而脱离了兽类。就这样，他超越了粗野的本能需要，变成了一个人。当他认识到无用之物的妙用时，他便进入了艺术的领域。（［日］冈仓天心《茶之书》，尤海燕译，北京出版社，2010，p.71.）
如果进化论不是由达尔文，而是由冈仓天心提出来的，善男信女们的拒斥之心恐怕就没有那么强烈了。“原始人将最初的花环献给他的恋人，从而脱离了兽类。就这样，他超越了粗野的本能需要，变成了一个人”，就算是上帝造人的故事也不比这样的进化过程更美。
爱得愈深，捍卫之情也就愈切，所以冈仓天心满心景仰地谈到两位堪称楷模的护花使者：
为了保护纤弱的花朵，人们曾经采取了严密的防备措施。唐朝的玄宗皇帝，为了不让野鸟靠近花朵，在花园的树枝上架起了许多小金铃。也正是他，在春天带领宫廷乐师来到花园，用轻柔的音乐取悦满园的鲜花。据传，日本亚瑟王传说的主人公——源义经曾写过一块离奇古怪的木牌，至今还保存在日本的一座寺院里。那是为了保护一棵珍贵的梅树而竖起的告示，以其尚武时代的残酷的幽默打动了我们的心。在赞美梅花的文字之后，木牌上写道：“折一枝者断一指”。但愿在今天，我们也能对那些胡乱攀折花木、破坏艺术品的家伙实施这样的法律！
唐玄宗是风雅帝王的典范，他那护花铃和催花鼓的两则典故，在中国诗人里最爱用到的正是那位同样风雅的贵公子纳兰性德。日本文人也偏爱这种类型的汉典，对于汉典，他们不仅熟悉到了可以信手拈来的程度（这一点实在很令一些中国作家汗颜），还很喜欢把汉典做一点个性化的发挥。
比如催花鼓的故事，出自南卓的《羯鼓录》，是说玄宗曾于二月初一的清晨，见宫中景色明丽，柳杏将吐，遂命高力士取来羯鼓，临轩纵击一曲《春光好》，曲终之后，柳杏已经开花。玄宗笑对左右说：“凭这件事，难道不该唤我作天公吗？”日本作家薄田泣堇在《待花之心》里重新演绎如下：
春天某一日，玄宗走过御苑对面长长的回廊，下了两三天春雨，如今刚刚清明。四周的树梢被细雨打湿了，油一般的雨点吧嗒吧嗒滴落。所有的花朵都像少女的红唇稍稍开启，但尚未达到满开的程度。玄宗有些不满足，对身边的侍臣说：
“看，所有的花都含着微笑等待时机呢。快拿羯鼓来。”
玄宗从侍臣手里接过羯鼓，在回廊上胡乱敲起来，居然奏了一曲《春光好》。这位皇帝心情特好，站在身边倾听鼓声的侍臣们也都十分感慨。一曲奏毕，玄宗指了指院中的花树，如今不约而同地一起盛开了。大家十分激动，人们都忘记了刚才皇帝奏乐所花费的时间。（［日］薄田泣堇《旧都的味道》，陈德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p.20.）
薄田泣堇站在一个理性主义者的角度上来处理古代的传说，但风雅的味道丝毫不失，这正是一种很典型的日本风格。既然花儿值得我们以这种风雅的态度对待，那么胡乱攀折花木不但是不可以的，简直就是罪大恶极。
照着这个思路走下去，“折一枝者断一指”就完全顺理成章了。
如果你读完《茶之书》全书，恐怕不会认为冈仓天心那句“但愿在今天，我们也能对那些胡乱攀折花木、破坏艺术品的家伙实施这样的法律”仅仅是一种修辞。我相信如果给他权力，他真的会这么做。我自己也希望用同样的雷霆手段惩治那些在公众场所高声喧哗的人，还有随地吐痰的人，偏偏正是这些人构成了我所生活的这座城市的人口主体，所以我真是越来越不愿意出门了。只可惜我这种痛苦缺乏艺术上的美感，所以说出来也不会得到人们的同情。
而冈仓天心的这种情调恐怕也不会得到广大劳工阶层和市民阶层的同情，人家会质问他，凭什么“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凭什么花的生命可以和人的生命相提并论，在高雅的艺术趣味之后一定隐藏着阶级压迫的丑恶嘴脸！
冈仓天心其实一点都不掩饰自己对平民社会的切齿痛恨——他用的词不是“平民社会”，而是“民主社会”。民主社会的确最能体现平民趣味，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今天实在已经生活得很民主了，每天都沉溺在畅销书、时尚杂志、商业大片和偶像剧的重重包围里，尤其不可救药的是，我们竟然真心推崇这些东西，竟然真的相信这些东西就是所谓的艺术。
艺术是存在于贵族社会里的，不仅要用缓慢的时间去雕琢，还要用更加缓慢的时间去消磨，而朝九晚五的市民社会完全没有这个闲暇，为房价、车价、菜价、职称、奖金斤斤计较的市民社会也只能浸染出斤斤计较的心，哪里去寻审美所必需的毫无功利感的投入与奉献呢？冈仓天心说茶道是生的艺术，武士道是死的艺术。这话不错，只不过这一生一死真的只能属于往昔的贵族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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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天生就是艺术的死敌，早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英国艺术家威廉·莫里斯就像冈仓天心一样痛斥英国当时的市民趣味，缅怀即将逝去的贵族精神。莫里斯更多一点科学精神，他很好奇为什么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出来的“艺术品”无一例外地不堪入目，难道稍有品位的艺术家和手艺人全都退隐了不成？
莫里斯后来得出的结论是，人其实还是那些人，只不过当他们在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律下工作的时候，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工作的时候，面对着单调乏味的流水线，完全产生不了艺术创作的愉快心理。古人可不是这样创作的，他们会慢慢地雕琢一件完整的作品，甚至从青春到白发，与作品合二为一。
流水线生产不出有生命的东西，而艺术是需要生命的。任何流水线上的人都只是一架大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罢了，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用马克思的话说，这就是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人变成了非人，变成了螺丝钉，这怎么行呢？平克·弗洛伊德的《墙》有一组触目惊心的镜头：一队学生排成整齐的队列，被传送带推进了绞肉机，从绞肉机那端出来的是一个个面目完全相同的人形生物。冈仓天心有一段很精辟的批评：
在此不禁想起小堀远州的故事。远州以前被弟子们恭维，说他在收藏方面显示出了非常高雅的品位。“不论哪一件藏品都会让所有的人赞叹不已，可见老师的品位超过了利休。因为利休收藏的东西，真正能够欣赏的，千人中仅有一人。”远州喟然答道：“这只能证明我是多么平庸。伟大的利休，敢于收藏哪怕只有他自己认为有趣的东西，而我却在不知不觉中迎合了多数人的爱好。利休才是千里挑一的茶师啊。”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当今人们对艺术作品的表面上的狂热，其实并没有真实的感情基础。在我们这个民主的时代，人们无暇顾及自己的感觉，而是纷纷扰扰地追捧世间普遍认为最好的东西。他们追求的是高价，而不是高雅；他们追求的是流行，而不是美。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比起他们假意推崇的早期意大利或足利时代的巨匠，他们所身处的工业时代的高级产品——花花绿绿的杂志，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加容易消化的艺术享受的食粮。对他们来说，比起作品的质量本身，艺术家的名气更为重要。正如几个世纪前的一位中国评论家曾经慨叹的那样：“世人用耳朵来评论绘画。”正是真正鉴赏力的缺失，造成了今天仿古作品泛滥的局面。（Ibid.，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