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厄洛斯告诉我们，神使在把生活模式让大家选择之前布告大家：“即使是最后一个选择也没关系，只要他的选择是明智的，他的生活是努力的，仍然有机会选到能使他满意的生活。愿第一个选择者审慎对待，最后一个选择者不要灰心。”神使说完，拈得第一号的灵魂走上来选择。他挑了一个最大僭主的生活。他出于愚蠢和贪婪作了这个选择，没有进行全面的考察，因此没有看到其中还包含着吃自己孩子等可怕的命运在内。等定下心来一想，他后悔了。于是捶打自己的胸膛，号啕痛哭。他忘了神使的警告：不幸是自己的过错。他怪命运和神等等，就是不怨自己。这是一个在天上走了一趟的灵魂，他的前世生活循规蹈矩。但是他的善是由于风俗习惯而不是学习哲学的结果。确实，广而言之，凡是受了这种诱惑的人大多数来自天上，没有吃过苦头，受过教训；而那些来自地下的灵魂不但自己受过苦也看见别人受过苦，就不会那么匆忙草率地作出选择了。大多数灵魂的善恶出现互换，除了拈阄中的偶然性之外，这也是一个原因。我们同样可以确信，凡是在人间能忠实地追求智慧，拈阄时又不是拈得最后一号的话——如果这里所讲的故事可信的话——这样的人不仅今生今世可以期望得到快乐，死后以及再回到人间来时走的也会是一条平坦的天国之路，而不是一条崎岖的地下之路。（［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pp.423-24.）
厄洛斯仔细观察各个灵魂如何选择自己的来世，他看到俄尔菲因为死于一群女人，所以不愿意再让自己生于女人，所以来生要做一只天鹅；歌唱家赛缪洛斯因为被缪斯女神剥夺了歌唱的天赋而恨恨不已，这回既然有机会选择来生，就选择去做一只歌声最美的夜莺。当然，也有天鹅和夜莺的灵魂选择来世要托生为人类的。厄洛斯最后看到了《荷马史诗》的主角奥德修斯：
拈阄的结果拿到最后一号，最后一个来选择的竟是奥德修斯的灵魂。由于没有忘记前生的辛苦劳累，他已经抛弃了雄心壮志。他花了很多时间走过各处，想找一种只需关心自己事务的普通公民的生活。他好不容易发现了这个模式。它落在一个角落里没有受到别人的注意。他找到它时说，即使抽到第一号，他同样很乐意地选择这一生活模式。同样，还有动物变成人的，一种动物变成另一种动物的。（Ibid.，p.425.）
在讲完了厄洛斯的故事之后，也是《理想国》全书的最后，苏格拉底做了一番不亚于袁了凡的道德规范：
格劳孔啊，这个故事就这样被保存了下来，没有亡佚。如果我们相信它，它就能救助我们，我们就能安全地渡过勒塞之河，而不在这个世上玷污了我们的灵魂。不管怎么说，愿大家相信我如下的忠言：灵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恶和善。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我们自己的和神的爱，无论是今世活在这里还是在我们死后（像竞赛胜利者领取奖品那样）得到报酬的时候。我们也才可以诸事顺遂，无论今世在这里还是将来在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一千年的旅程中。（Ibid.，p.426.）
这会有些令人疑惑：《理想国》和宗教劝善书有什么不同吗？柏拉图和袁了凡有什么不同吗？看上去越来越像，而本质当然是不同的，前者是哲学，后者是宗教。
是的，柏拉图虽然看上去得出了一个宗教的结论，但一路之上他都在做着环环相扣的理性思辨，最后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了厄洛斯的故事——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之所以最后推导出了这么一个结论，只是因为之前的一些关键上的推理不够严密罢了。而袁了凡的结论，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要比柏拉图的结论牢靠得多，因为这全是亲身经验得来的，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西方哲学的传统可不认为“躬行”是一种多么可靠的方法。休谟有一则著名小故事，是说主人总会在喂鸡之前摇一下铃铛，从不曾有一次例外，久而久之，鸡就把“铃铛”和“开饭”联系在了一起，只要听到铃铛一响，就会冲到主人面前准备抢食。但有一天主人要杀鸡款待朋友，又摇响了那个铃铛……
事实上我们总是根据概率来作生活中的各种决定，所以，袁了凡的一生遭际虽然也有可能和铃铛的故事一样，但仍然值得我们采信并效法。就连休谟也会认为这是不错的选择，只不过始终在理性上把行为与报应的因果关系悬置起来而已。
然而这样一来，你就肯定不是一个虔信的人了，过不了“心诚则灵”这一关。一个活生生的悖论就这样出现了，所以说一个人如果太喜欢刨根问底，日子一定会过得艰难得多。
07
换个角度看问题，让我们回顾一下前文那个孔子厄于陈蔡的故事。当时孔子找来子路、子贡和颜回这三个弟子，问他们说：“我为什么落到这般田地，难道是我推行的‘道’错了吗？”子贡的回答是：“老师的‘道’是最伟大的‘道’，正是因为太伟大了，所以全天下都容不下。您要是能把自己的主张打个折，咱们的日子应该就好过了。”但孔子说：“一个好农民就算精耕细作也不一定有好收成，一个好工匠就算巧夺天工也未必能让别人满意，一个君子就应该做好自己的学问，求索自己的真理，不求一定能被别人接受。子贡啊，你不专心于求索真理，却只想着怎么能被这个世道接受，你的志向实在不够远大啊。”
如果袁了凡当时也在场的话，孔子一定会对他说：“如果你觉得修桥补路是对的，那你就尽管去做，不要在意什么‘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只要一心去做善事就好，不要一门心思算计自己做善事会有什么善报；就算没有善报，只有困厄，你也不应该因此就不做善事。”
《聊斋志异》有一则故事，叫做《考城隍》，是说秀才宋焘卧病在床，一夜神游地府，被十几位官员出题考试。试题是“一人二人，有心无心”，宋焘的答卷里有一句话很受主考官们的欣赏，于是要安排他去做城隍，那句话非常著名，叫做“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出于某种目的去做善事，就算做了善事也不应该给他赏赐；一个人如果犯了无心之失，因为不是故意的，也就不必处罚他。
如果袁了凡死后，魂魄到了宋焘城隍的治下，在功过格里积累了半生的善行可能都会被一笔勾销。袁了凡也许欲哭无泪，但王夫之一定会鼓掌称快的。这种道德标准告诉我们，善行只能是目的，不能是手段，如果你把行善当成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那么你所做的善行也就不成其为善行了，既然不成其为善行，那么你的目的当然也就达不到了。是的，在城隍的眼里，袁了凡根本就没做过一件善事。
按照这样的善恶标准，袁了凡根本就算不上一个好人，只是一个小心谨慎、兢兢业业的生意人罢了。但是，如果我们采信《了凡四训》的话，袁了凡的生意经当真信实可靠，他以亲身经历结结实实地驳倒了城隍宋焘的裁断原则。
看来我们只能在宋焘和袁了凡之间选择一边，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后者的。倒不是说宋焘的意见不对，只是这个道德标杆实在太高，除了像王夫之那样的一代宗师，还有几个人能摸得到呢？按照世道人心的一般规律，摸不到的标杆一定就是放错的标杆——人的心理调节能力一直是很强的。
今天赞同宋焘的人越来越少了，人们开始呼唤信仰，爱说“敬畏”这个词。周国平在《守望的距离》里有这样一段话：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信神，有的人不信，由此而区分为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宗教徒和俗人。不过，这个区分并非很重要。还有一个比这重要得多的区分，便是有的人相信神圣，有的人不相信，人由此而分出了高尚和卑鄙。
一个人可以不信神，但不可以不相信神圣。是否相信上帝、佛、真主或别的什么主宰宇宙的神秘力量，往往取决于个人所隶属的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和个人的特殊经历，甚至取决于个人的某种神秘体验，这是勉强不得的。一个没有这些宗教信仰的人，仍然可以是一个善良的人。然而，倘若不相信人世间有任何神圣价值，百无禁忌，为所欲为，这样的人就与禽兽无异了。
相信神圣的人有所敬畏。在他心目中，总有一些东西属于做人的根本，是亵渎不得的。他并不是害怕受到惩罚，而是不肯丧失基本的人格。不论他对人生怎样充满着欲求，他始终明白，一旦人格扫地，他在自己面前也失去了做人的自信和尊严，那么，一切欲求的满足都不能挽救他的人生的彻底失败。（周国平《各自的朝圣路》，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p.30.）
世人并不能一分为二地分成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还有怀疑论者和不可知论者；恐怕同样也不能一分为二地分成相信神圣的人和不相信神圣的人，我的朋友夏天天就是一个例子。他说他既不知道神佛到底存不存在，也不确信究竟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或者干脆就没有神圣的东西，但他从来不会百无禁忌、为所欲为，恰恰相反，他是我的所有朋友中最善良、最会为别人着想的一个。他从不会伤害别人一点点，他说只要一想到自己的某个举动会伤害到谁，他就会比自己受到伤害还要难过。所以他这一辈子总是亏自己吃，便宜被别人占。不知多少人劝过他要世故一点，要狠一点，但他做不到，而且始终不愿去做。
我问过他，是否觉得“不伤害别人”是一条神圣的价值标准呢？他说他并不这么觉得，他反而觉得这世界就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不管你喜不喜欢，这就是自然的事实，而像他这样的人迟早会被淘汰。
至少最后一句他说得没错，他这种永远吃亏的好人当然是找不到女朋友的，所以也不大可能结婚生子，他的基因不可能被复制下去，很快就会消逝在我们的星球上了。而那些善于钻营又心狠手辣、厚颜无耻的人攫取了太多的社会资源，有条件妻妾成群，所以他们的基因会被大量地复制下去。
那天和夏天天聊起这个话题，他说这也正是假使他有条件的话也不愿意要孩子的原因，因为可以想见，继承了他的基因的孩子在未来社会里的生存难度将会比现在他这个做父亲的生存难度更高。
夏天天很清楚，自己的善心很可能不会招来任何善报，也很可能并没有一个天堂在彩云之端等候他的大驾光临，他也不认为自己所坚守的道德信条有任何神圣性可言（他觉得那只是他的性格和早年的教养所致），但他就是不可救药地坚持以这种姿态生活下去。在我认识的所有人里，夏天天是唯一一个始终奉行着“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句老生常谈的人。不知道周国平会不会觉得夏天天的道德情操比那些相信神圣的人更甚，不知道袁了凡会不会在夏天天的面前觉得有点惭愧，而当宋焘审判夏天天的灵魂时又不知道会给出什么样的裁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