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即试图用自己的文字冲开覆盖在历史上的层层污秽或金粉—后人强涂在“好人”身上的金粉,其实和覆盖在“坏人”身上的污秽一样,都是对其本人和历史原貌的一种污损。总之,我是想尽量看清我感兴趣的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与体态,再通过他们,了解一下他们那个时代的真相。
我对真相感兴趣,并自信许多朋友像我一样对历史真相感兴趣。于是,我开始有计划地写这本书。
我选了民国初期,亦即北洋政府时代,开始了我的“清污工程”(前面说了,洗去金粉也算是清污)。我从一本本史料里,找到九位我最感兴趣的人—那会儿,我忘了“好人”和“坏人”的正统定位,然后,一个个地细读他们。逐渐地,九位各有非凡魅力的故人从历史屏幕的最黑处一个一个地显示在我眼前,接受我的访谈。我至今都感到庆幸—我找对人了!
我用指尖在键盘上记下了与他们的长时间的交谈。我从中国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先生开始,1999年底,我写完李大钊。2000年,我写了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和杨度(其中几篇,曾应邀在人民出版社的《人物》杂志上发表)。2001年,我写了吴佩孚。2002年,我写了张作霖。至2003年“非典”肆行全国时,我安静地写了陈独秀与章士钊。
九篇文章,不伦不类,既非人物传记,亦非旅游笔记。但每一篇,我都是认真写的。我很想让读者朋友从这九篇文章中窥知一点那个时代的真模样。
2004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公司推出拙著;两年后,又推出增订版。2005年春,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将拙著分上、下册在海外出版发行。如果说数年前拙著在小的读书圈里稍有影响的话,那应该感谢优秀出版家刘瑞琳女士和她年轻的团队。
八年前,闹“非典”,我写完这本书,便又回了懈怠状态,除一本轻松的人文风景介绍《风流故居》外,再无写作欲望。其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的朋友曾催促重出此书,均被我谢绝。不料,今夏,原先的报界朋友王小山转身成为“铁葫芦图书”当家人,逼我将此旧书通过他们团队再交给读者。时过八年,重温旧作,实不忍卒读!当初,对人物的研判、对史料的掌握、对读者心理的拿捏、对出版标准的考量,都过于随意。为不敷衍读者,我只能恭敬从命,用三个月的时间,重编了此书,故名“重编版”。
图片自然也比上两版丰富了不少。这些图片,凡历史照片,多是本人经年累积的;凡现实场景,则无一不是本人在各地亲手拍摄的。如有读者喜欢并留用这些图片,谨请注明之。
全部文字与图片编完后,自己掂掂,分量尚足,遂上缴作业,恭请读者朋友们批阅吧!
我既非历史学家,更非专业作家,我只是一个旅人,一个有兴趣跟着故人在故址上看故史的旅人。
谢谢朋友们!
李洁
2011年9月4日星期日
我也没想到,《文武北洋》会一直有人读。
我是一个喜欢寻找真实历史境况的旅人。只因怕那些荒冢一样颜色的“真相”被时代的残砖碎瓦所埋没,所以,我大着胆子走进一条条被废弃的巷子里,推开那里面的每一扇虚掩着的旧日宅门,定睛搜看阴影里的一切。
“真相”往往还斜悬在结满蛛网的褐色的壁上。
我怀着敬畏之心描摹我所发现的东西,尽管我努力画下的也许还不是真相,但至少比人云亦云的某些所谓的定论更接近本质。
我的行囊里没有来路不明的海外孤本,我的导游图全部是大陆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我把国家利益当成评判历史巨子和历史事件的唯一标准。我的直觉每每在史料与遗址的场景切换中得以印证。
我行,我记; 我思,我写。开始是兴致,后来是责任。每过一段时间,便有了讲述的欲望。2004年1月版的《文武北洋》,就是一次话题比较集中的讲述。
尽管我的“北洋观”得到了一些有独立思想的朋友的认可,但散落在各章节里的不少谬误每每让我暗自汗颜。书出两年,两次加印,仍不能抹去很多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