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就和我生母回到了苏州。她又把自己的首饰拿去变卖，把钱一起汇给了父亲。我问她：“这么多钱拿去干什么？给什么人？”她回答说：“这些人都是革命家的家属。这些革命家为了挽救国家，被军阀杀死了，留下的家属们生活很艰难。你爹爹要收集一笔钱去救济他们。”
杨度当年到底拿出了多少家产来帮助落难的同志？恐怕连当时的党的负责人也记不清了。所幸周恩来一直记着他的这些功劳，这才有了“文化大革命”中杨氏遗孀大难不死的幸事。此为后话。
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杨度自浦东高桥杜月笙故里参加完杜氏家祠落成式后，即卧床不起，9月17日上午11时，就在我找到过的那所洋楼里，溘然归西，享年五十六岁。
生前，他为自己撰写了挽联：
帝道真如，于今都成过去事；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真如”并非现在人们熟悉的上海的一处地名，而是佛学术语，指不变的最高真理或本体。自知一病不起的杨度，认定他的帝道是“真如”，诚所谓“至死不渝”。
丧事自然是杜月笙出面操持的，9月18日大殓，众多上海滩的名流又纷纷现身。送葬其实是一个社交平台（近年，有潘汉年、周恩来到场吊唁的说法，显然这是为了拔高杨度或周恩来的无稽“戏说”）。20日，灵柩暂厝上海的湖南会馆，后又择期下葬于万国公墓，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捣毁—1966年夏，万国公墓遭到毁灭性破坏。你想，连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父母亲的陵墓都未能幸免，一个臭名昭著的帝制健将的铭碑与土丘何能独存？
周恩来悼念杨子，是在此后若干年，而且，用的是特殊的方式。故事还是杨云慧女士讲述的——
一件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重庆的左翼艺术团体排演话剧《袁世凯》，而此剧肯定要捎带着骂一骂杨度。杨云慧听说后，自然不高兴，就在左翼作家兼演员凤子跟前发了牢骚。过了几天，凤子通知她，说周恩来同志要见她。周时任中共南方局负责人，是共产党在“陪都”重庆的最高领导人，“国统区”里的左翼文艺人士都信赖并听命于他。见到周恩来以后，周主动向她提到，听说她对《袁世凯》有意见，并关切地问及其母及弟妹们的现状，之后，周还向杨云慧讨要了一张杨度的书法。这次接见后不久，《袁世凯》就停演了。个中原委，只有杨云慧心里清楚。
还有一事。“文化大革命”时，杨度的遗孀徐粲楞女士被上海红卫兵揪斗，不得不拖着七十多岁高龄的病躯，每天清晨天不亮就去打扫弄堂（即我去过的建国中路上的那条弄堂）。杨云慧在北京闻讯，立即向章士钊伯伯求援。章因毛泽东的庇护而极为罕见地未受伤害，且能“通天”。杨云慧第一次听章世伯说，父亲确是中共党员，这是毛主席亲口告诉他的，但为什么一直不公开，老人却不得而知。章士钊将杨度遗孀的悲惨处境转告了周恩来。不久，他回信说，周总理已经打电话给上海有关方面，叫杨云慧和母亲放心。事后，杨云慧长舒一口气，在《我的父亲杨度交往纪略》一文中，她写道：“果然，我家从此平静了下来，再也没有人来骚扰了。”
九
当杨度的棺椁下葬于上海虹桥的万国公墓中的某个墓圹后，人们便慢慢地遗忘了他。若不是临终之前的周恩来终于道破此事，杨度到现在怕也是个可憎复可笑的历史小丑呐！
1995年暮春，在闹中取静的上海万国公墓里，在杨度墓旁的一块树荫里，我静静地坐了一会儿。
比邻排列的，是民国银行家钱新之、民国社会活动家杨杏佛和海派京剧大师周信芳。
后来知道，万国公墓曾毁于“文化大革命”，重建于1973年，至1981年才收回全部被占墓园。
绿茵上，一排排相仿的花岗岩石碑植成历史的树林，抚着这片坚硬而方正的树林走下去，我会觉得人生很沉重但也很让人开窍。
我老爱看名人之墓的原因就在这里。
这时，我很自然地想起杨度的那句诗—
市井有谁知国士？
杨度的这声长叹实在太长了！它幽幽穿过七十多年的历史深巷，隐隐传至我的耳中，依然叩痛耳鼓，震悸人心！怀才不遇，为世所弃，这是古往今来国士的天大不幸！
但遗憾的是，我只能模糊地记得杨度写过这样一句表达自己心境的诗，却未识这首诗的全部。直至几年后，我翻阅书架上的存书，方窥知这首完整的七律。诗曰：
茶铛药臼伴孤身，世变苍茫白发新。
市井有谁知国士？江湖容汝作诗人。
胸中兵甲连霄斗，眼底干戈接塞尘。
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襟抱本无垠。
诗写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岁杪，名为《和济南韩虔谷》。那时的他，即将卸任张宗昌的总参赞，心境黯然。临别泉城前，他写下了这首七律。他借表扬一位济南名士的同时，也发泄了自己的郁闷：虽胸有千军万马，志在运筹帷幄，但庸俗的市井只容他不咸不淡地做个诗人而已！
民国初年，有许多让我深感困惑的人物，而杨度则是一道最解不开的谜。这个从少年时代即坚信君主立宪的顽固政客，怎么在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曾自作聪明地以为，是人格高尚的李大钊的圣像在绞架上的定格，让杨度对旧势力彻底绝望并觉悟，自此幡然变成革命党的同路人，并最终成为其中一员。我把这个“发现”写了出来，被人民出版社《人物》杂志的朋友张伟涛拿去刊登出来，很快就被几家报刊转载，不过署名成了最初的剽窃者，弄得我啼笑皆非。
其实，对杨度晚年转变原因的推断是十分牵强的，只是按现时的政治标准对故人的善意“拔高”而已。你想，像杨度这样一个举国闻名的政坛独行侠，只相信自己的“旷代逸才”，怎么会因一位比自己年轻的朋友的被难而彻底改变信念呢？
他从来没有变，是的，他从来没有改变志向，也从来没有改变性格。
志在救国，性如游侠，追求光明，向往刺激，这就是杨度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万目睽睽之下做出各种怪事之原因所在。
前清末年在日本留学时，留学生们都决心不惜以全体罢课回国为代价，来反对日本文部省的新规定，独杨度这个中国留学生总会干事长却主张和平交涉，反对全体罢课回国，他因此而触犯众怒并差一点被人刺杀。民国初年，国人都骂杨度为袁氏帮凶，但他却说：“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后来，他主动投奔孙中山门下，领受秘密工作，仆仆奔走于各军阀豪门间。再后来，他摇身一变为中共地下党员，甘冒杀身之祸，从事情报工作，直至谢世。这一切，都不过是他一贯追求的结果罢了—帮助“非常之人”，成就救国大业。一言以蔽之：帝王学也。
纵横捭阖，救难助危，独树一帜，乐善好施，20世纪30年代的杨度，只是在做古代纵横家或游侠所能做的事罢了。
随着北洋政府的垮台，杨度失去了接触权力中枢的机会，也失去了自身的“策士”的价值。两千多年前，荀子即说过：“虽有国士之力，不能自举其身。”显然，杨度已无法按自己的政治理想改造中国，在帮助了袁世凯和孙中山之后，他便把最后的智慧献给了最能代表其理想与性情的、尚处于“地下”的中国共产党。
我想，这或许是杨度之谜的答案。
如果再去上海，我还想进万国公墓一谒，除了再看看“文化大革命”后修复了的民国“国母”及其父母的归宿外，更想再到杨度先生的那方小小的绿地前待一会儿。
他的墓碑有两方，一方是立着的，一方是卧着的。
立着的是一方普通的花岗岩碑，碑文为：
湘潭杨 子先生之墓
夏寿田题
夏氏乃杨度的湖南同乡兼同学再兼“洪宪帝制”的同案犯，由他题写杨度墓碑，最合适不过。只是碑身太新，显然是依照“文化大革命”前的原碑克隆的。
竖碑下一块小小的横碑显然是“文化大革命”后重修万国公墓时新立的，碑上嵌着死者的一帧头像，碑文是书法大家赵朴初先生题写的：
杨度之墓
只有姓名，没有称谓，碑文显得很冷漠。杨度生前既是中共党人，也是佛门弟子；既为一代居士，亦为书法大家。请当代最受尊崇的居士赵朴初为其题碑，倒也应该，但为何不对故人表示起码的敬重，称其为先生或居士呢？
倒是墓前的一方为导游而制作的石头上，刻着的死者平生介绍，第一句即是：
杨度同志原名承瓒，字子，湖南湘潭人
没错儿，承认他是“同志”了。
不过，窃以为，“先生”也罢，“同志”也罢，“居士”也罢，都不尽合适。如若能在赵朴初题写的那四个字前再加上“国士”这两个方方正正的大字，岂不妙哉？
2000年12月23日完稿
2005年7月28日修订
2011年7月4日重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