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辩解说：已经这样了，不好改了啊。结果，“久而久之，从不见有人提出问题”，更让他意外的是，听说孙文本人“似亦闻而默认”。所以，当他得知日人宫崎寅藏写了本介绍孙氏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后，便据此书编译了一本《孙逸仙》，向国人强力推介：“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想不到此书刊印后，“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因章氏的大力宣传，“孙中山”这个似是而非的名字竟然成了那个时代最为响亮的革命家的大名。
章士钊与黄兴的关系更铁。他二十岁离家在武昌求学时即与同乡黄兴同窗，但因年龄差距过大等原因（黄比章大八岁），“不过同舍嬉游而已，彼此并无所体会”（章士钊语）。两年后章在上海办《苏报》，黄从日本弘文学院毕业回国，在上海入境后才又重逢。此时，二人都已是有名的革命家了。黄兴回湖南策动华兴会起义失败后，跑回上海，与章等人会合。某晚，黄兴向章士钊展示一把新购得的手枪，两人正喜滋滋地摸索着，突然枪走了火，一粒子弹擦着章士钊的头皮嵌进了窗棂一寸多！未久，因章士钊的莽撞而连累了黄兴，二人同案入狱。这种交情，不正所谓生死之交吗？出狱后章士钊即流亡日本，当年（1915年）夏日某晚，他又陪黄兴在东京与孙中山相见。
晚年的章士钊写过《与黄克强相交始末》：
克强与吾，皆初见先生（孙文—笔者注）。吾昨岁草《孙逸仙》册子，以前知尤相契合。
楼下席广窗明，主客失次，三人或蹲或卧，按地图，议天下大势。
你看，他因上一年写过介绍孙氏的书而与传主“相契合”，孙、黄二位更是惺惺相惜的两大革命组织的首领。初次见面的三位革命家已经顾不上讲什么礼仪了，说累了也无妨，不是蹲着就是躺着。当时，一心为革命的先驱们真是没有一点领袖的作派。
只是，让孙中山和黄兴深感失望的是，最早参与筹划革命党联合的章士钊却坚决不加入新成立的同盟会！这一点，他比他的同乡杨度还拗！人说湖南人性同骡子，不谬也！到了第二年，盟兄章太炎出狱后也到了日本，甚至用限制其人身自由的狠招逼章士钊盟誓签字入会，可是熬了两天两夜，章就是不肯答应。之后革命党人见正值春光的章士钊（时二十五岁）对孙中山的英文女秘书、年方二十的名门之后吴弱男小姐颇有好感，便安排敢“与孙文上下议论”的“气焰万丈”的吴小姐前往章的住处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党人欲以美人计收降此倔人。
1972年因病住院的章士钊已经九十一岁高龄了，耄耋之年对女儿说起当年的情事，依然十分开心。他告诉章含之，吴弱男做了几天说客后，非但没把他说服，反倒把自己赔上，成了他的未婚妻！
章含之追忆道：
父亲对我说，后来孙中山先生谈及此事时，戏称：“同盟会与章行严的关系真乃‘赔了夫人又折兵’。”说到这里，父亲开怀大笑。
君子群而不党。章士钊信奉的是古之士人的独立人格。在他的《甲寅周刊》上，他是这样《答稚晖先生》的：
章士钊者，一笃于个性，不存机心（即心机、计谋—笔者注），情理交战，迭为胜负之人也。惟笃于个性也，故其行动，不肯受党派之羁绊，而一生无党，人次第以同盟会、政闻社、政学会拟议之，此见仇者之谰言，不足信也。
看看，这就是特立独行的“孤桐”，不管你说我属于哪个组织，哪怕是同盟会，都是“仇者之谰言”，休要辱我！吴稚晖乃同盟会元老，论齿序长他一辈。当众如是回答吴老夫子，让革命党的大佬们情何以堪？
袁世凯知章士钊其人后，曾托人带去亲笔信，让章早日回国效力—老袁的不俗书法还曾让章士钊眼睛为之一亮呢！
民国元年（1912年）秋，回国后的章士钊自上海初抵京城，便在老友杨度的带领下前往“公府”见到了当今大总统。老袁也真够意思，竟让章士钊住进了自己在府外的家里—锡拉胡同西口的一座大宅子！此后半年，总统时常召见晚辈章士钊（两人相差二十二岁），甚至还曾邀其共餐。最令人意外的是，老袁对小章竟到了“你想怎么着都成”的地步：想当内阁的总长也行，想出外任公使也行；住处大小随便你选；钱呢，由着你花吧—“欲总长，总长之；欲公使，公使之；舍，广狭惟择；财计，支用无限。”
能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如此隆重的恩宠，这可真是天大的荣幸哪！那一阵子，在好多人眼中，“孤桐”似乎失去了独立旷野的茁壮风骨。
紫禁城迤东不远处的锡拉胡同是紧傍东皇城根南街的一条小巷，2003年7月8日上午，我驾车从灵境胡同拐了进去，在一座大楼门口停了车。
这条胡同的西端，曾有袁世凯的庞大的家，而民国元年（1912年）秋章士钊被安排住下的地方，就是老袁家中。大总统已经带他众多的家人与下人去了中南海。
锡拉胡同实际上是一条拐了弯儿的胡同，很窄，容不得两车并行，所以，胡同西口就立着禁止机动车通行的标志牌。北京的私家车增长太快，甭管住房多么简陋，甭管住在陋巷里的居民是否有钱，汽车是要一窝蜂买的，所以，胡同里的破门旧檐下，到处挤放着一辆辆很扎眼的小汽车。
因路边车密，我只能把车停在稍宽一点的这座楼前。不料，大院儿里走出一位脖子上耷拉着口罩的保安员，趋近正色称：“非典”期间，外地人进院要登记！他显然看到了我的鲁B车牌，以为我要进去找哪个单元的哪位朋友呢！
我倒真的想把自己当成章老先生的忘年朋友，尽管我知道无论地位还是学识，我根本不配。一个很想走近他内心的后生已经越来越懂得这位国士的分量，只可惜他的思想真髓一直未被天下读懂，章含之的那些回忆文字也较少反映其先父的思想。
莫小看这条细细的巷子，从清末到民国，此胡同可谓虎踞龙盘。除袁世凯在此居住过外，至少还有三位人物值得一说。
一曰王懿荣。论官职，王懿荣只是一个从四品的“国子监祭酒”和“南书房翰林”，在满朝红顶子中并不显赫。但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却是一品大员也比不上的，因为正是这位山东福山县（今烟台福山区）人最先鉴定出河南彰德府出土的甲骨上的那些刻痕乃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自他而为世人所知。八国联军打入北京城后，他因临时受命为义和团的头领而自知无力抵抗，便写下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后吞金并投身自家院内井中自尽，其妻与大儿媳亦随之入井殉命。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娘儿俩回到京城后，闻知朝中居然有如此舍身殉国的官员，大为感动，特谥其为“文敏”。后其子将故宅辟为祠堂，请军机大臣张之洞题写了匾额，并在井上小亭处题“福山文敏公殉节处”的石碑。住在同一条胡同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和顺天府尹（北京地区一把手）均曾到场祭奠。如今，宅已无存，碑将焉附？据说，此碑尚在，旧房拆迁时被其故乡文物部门拉回老家去也。住过王懿荣一家，小巷里就存有一股子不散的节烈气。
一曰蒋百里。据说一位德国驻华武官评价过：中国最优秀的军事家就是蒋百里。这位浙江籍的青年才俊曾留学著名的日本士官学校，与蔡锷以及后来当过日本首相的小矶国昭同窗。自日本回国后，他复赴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以二十九岁的年龄出任保定军校校长，令官场为之一震。北洋时代初期，他是首届内阁的陆军部次长（总长是段祺瑞）、总统军事顾问；后期曾在“十四省讨贼联军”任过吴佩孚的总参谋长。南京立都后，他虽为北洋要员，却没被追究，反被蒋介石又安排到原先的职务上了—陆军大学代理校长（校长由蒋自兼）。不幸的是，抗战初期，这位军事天才病殁于广西。如此说来，无论北京时代还是南京时代，整个民国的将领们大都是蒋百里的“桃李”了。有上将军在，胡同便不乏英武气。
一曰何思源。何早年从山东菏泽来京，就读北大，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学生，后留学美、德、法诸国，获经济学硕士（后被美国人追授博士）。回国后，他历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山东省主席及北平特别市市长。国民政府溃败时，他因参与了与中共的联系而遭受过国民党特务的暗害，宅门一开，炸弹爆响，家人一死五伤。他一直活到1982年以八十七岁高龄谢世，生前为全国政协委员。其女何鲁丽曾在20世纪90年代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博士曾经居此，小巷自然就多了些书卷气。
然而，因为对旧时代历史人物的长期诋毁，这条巷子里本应弥漫着的节烈气、英武气和书卷气全都没了。左看右看，有些气象的旧宅院根本没有，最有分量的建筑就是眼前这栋不大不小的六层居民楼，但它遮了半条胡同的阳光，也遮得我心里黯然了不少。
再回望小巷，贴墙处只稀稀拉拉立着几棵无精打采的白杨树。
是的，根本没有苍然的桐树。
也就是说，章士钊在京的第一处故居已经不复存在了。
章士钊为何坚决不入革命党？
是他害怕了？他曾是国内最激进的《苏报》的主笔，连当朝皇帝都敢骂为“载湉小丑”（结果酿出轰动一时的“《苏报》案”，撰稿人章太炎入狱服刑，被“二章”所力荐的《革命军》作者邹容瘐死监舍），那他还有什么话不敢说？他连暗杀组织“爱国学会”的副会长都敢出任（会中有蔡元培、陈独秀等人），并组织过行刺清廷前任广西巡抚的行动，还有什么大事不敢承担？
是他厌倦了？刺杀未遂，租界巡捕将刺客缉捕归案；他身为主谋，逃跑尚来不及，但却天真地于当晚跑进巡捕房意欲与被捕者“一商对簿时如何立辞”！结果巡捕们只问了几句就看出破绽，遂当场将其扣押审问。偏偏他又不会说假话，供出自己的住所。于是，包括黄兴在内的一大批同党相继入狱。在狱中他意气消沉，竟说过出去后欲往西湖边开个小牛肉店的没出息的话！于是有人猜测他是怕再遭牢狱之灾，故厌倦了政治活动。
细细想来，他倒也真的是怕了—但怕的是自己的才力不够，不足以胜任秘密的革命活动。几年的风风火火的体验，特别是这次被捕入狱，使他对自己的短处看得更明白了：
上海之新败也，吾才短力脆，躁妄致敌，眼前失机犹小，将来误事必大！
是的，以他的资历，若加入政党，岂不要负很大的责任，这反倒会对革命大业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他怕。
而且，他也真的厌倦了—投身革命以来，他已看到了革命党人只重行动不重理论的隐患。他认为，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国民，而不仅仅是死上多少个烈士换取多少个权臣的头颅。
他甚至预言过：
党人不学，妄言革命，将来祸发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偿。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却一直未能在中国确立，社会反倒更加动荡不安，这正应验了章氏的不祥预卜。
那时的章士钊就认为，他不适宜投身政治活动，只可能走“苦学救国”的路，他要在理论上发愤学习，为唤醒大众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老袁安知士钊之志哉？所以尽管大总统对而立之年的章士钊极为青睐，无奈章不仅不识抬举，反倒“恩将仇报”。民国二年（1913年）3月20日晚他正在总统家里与袁共进晚餐时，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暗杀的电报传来。袁拿着电报叹：“初（宋教仁字 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章士钊听得极不舒服，第二天即逃离京都，潜往上海。
上海司法机构逮到刺客后，竟顺藤摸瓜揪出国务院秘书洪述祖，又从洪的信札里看到了内阁总理赵秉钧的影子！赵总理乃袁大总统的老部下，于是，袁便被有罪推定成了最大的嫌疑犯。后来，刺客死于上海狱中，而赵秉钧猝逝于直隶总督任上（赵因宋案已改任斯职）。这一下，全国人民都成了推理破案的侦探，在国民党报纸的导向下，都认定大总统即幕后主谋。尽管袁世凯曾催促赵秉钧前往上海接受法庭调查，也尽管官场都知大总统待宋教仁不薄，最要紧的是，迄今尚无直接证据表明袁与宋案有涉，但这一血案已经不容置辩地成了口碑不佳的最高统治者的又一大罪状。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上时，宋教仁是内阁中的农林部总长，后辞职专事组建国民党，鼓吹议会政治，致力于本党以优势选票入主内阁。他正是在来京参加国会的时候死于非命的。章士钊与宋教仁是湖南同乡，又是在日本留学时的革命同志，而且，宋还比章小一岁，享年仅三十一岁！好友的遇害，不能不令章士钊悲愤异常。尽管他不知道刺宋的真凶究竟是谁，也判断不出袁的那声哀叹到底是真心难过，还是假惺惺地作秀给他看，但血案毕竟发生在袁政府手底下！
在上海，章士钊先后向黄兴与孙中山通报袁氏有可能称帝的种种迹象，并亲往粤汉铁路督办岑春煊处，游说在前清时与袁氏有深仇大恨的前两广总督岑春煊与孙、黄合作讨袁。数月后，南方各省讨袁军兴，大元帅即岑氏，而讨袁檄文则出自章士钊之笔。不过，想必孙、黄二位与岑大元帅谁也没告诉过他这位讨袁军的助产士，是日本政府分别出钱武装了他们。如果书生气十足的章氏知道此事，早晚要说出来的，哪会憋在心里六十多年而不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