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殉难地寻觅记
一
一夜强冷空气，把壅塞于京城上空多日的阴霾荡涤得无影无踪，1999年11月14日，就成了一个晴得让人发晕的日子。午后，我和朋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约齐，去天安门广场西边找一段灰色的高墙。《北京党史》编辑部的陆兵先生告诉过我：几年前，他曾骑自行车来找过北洋时代的京师看守所的遗址，但只有一截灰色的高墙尚存于世了。
我们想寻李大钊先生的殉难地。
李大钊这个名字，我从小就听得很熟了：他是20世纪初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的思想先驱，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人，1927年被把持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绞死，年仅三十八岁。
在李大钊殉难后的第二十二个春天，曾经在他手下做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与天津南开学校的学生领袖周恩来等意气风发地入主北京城。途中，毛泽东曾对身边人说：三十年前我就来过北京，遇到了一个大好人李大钊，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坐定古都后，接收旧警察局所辖的功德林监狱的干部无意中得知，狱中所存放的一台体量庞大的机器，竟是原北洋政府时留下来的绞刑架！一位旧狱警报告说：据说被执行人中，就有“贵党李大钊先生”。于是，层层上报后，这部杀人机器便被搬进故宫午门下的一间平房里，供新中国各单位组织人员前往参观。我认识的一位住在景山后的恭俭胡同的赵姓离休干部，就曾随所在部队参观过。老人回忆说：那个绞刑架听说是袁世凯当大总统时从德国进口的，个头很大，机械很复杂，像一部小汽车似的，上面还有一块块暗红色的痕迹。我听得心惊肉跳，想去中国革命博物馆一睹那座杀人机器的欲望一点儿也没有了—据说那是“革命博物馆”收藏的第一件文物，馆藏文物编号为001。
大会堂西街迤西，是一排排相似的灰瓦灰砖的平房。北部是一道一直延伸到长安街的长长的大墙—平房是皇城根儿百姓们的拥挤住宅群，而大墙内则是北京诸多不便标明其单位名称的禁地。深秋的寒风一把一把地捋着街树的叶子，萧瑟中我记起了这条街的旧名—刑部街。
清时，这条街上有大理寺、都察院和刑部，是国家最高司法机构一条街。朝廷更迭后，新主人大多一边大骂前朝统治者浑蛋，一边恬然享用人家的物质遗产甚至精神遗产。所以，中华民国的京师警察厅、法院和看守所继续借用君权王朝的外壳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只是，那一堵仅存的灰色大墙在哪里呢？
我想，这堵残存的大墙，应该是专制、禁锢、残暴、昏庸和没落的具体体现。我只想找到它，踹它两脚。
冷风中，目光也冷。我们走进最南端的西交民巷，开始了冷冷的审视。
西交民巷与东交民巷遥遥相对，那边是使馆街，这边是金融街。早年的大清银行、金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都在这条巷子里，如同现在的西二环路。
寂寂小街上，有个小小的邮政所是老房子，不大的门脸儿是用铝合金与深蓝玻璃新装修的，但门楣上方的三个模糊了的凿痕，还是让我辨出了繁体的“邮电所”几个字。北洋时代的旧址，似乎仅此一处了。
回到大会堂西街，我不死心，又朝北边的高碑胡同深处走去。
高碑胡同已是一片狼藉。不断有搬家公司的民工在搬迁户的监督下，从陋巷窄院里抬出冰箱、彩电和家具塞进泊在街口的小卡车上，而众多的拾荒者则在兴奋地东奔西走，每一处搬空了的房子都成了他们的天堂。墙上的一纸布告告诉了我谜底：
北京市房屋拆迁公告
西房拆告字〔99〕第117号
根据《房屋拆迁许可证》西拆迁字〔99〕第117号规定，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在西城区（县）东起人民大会堂西侧路，西至兵部洼胡同，北起东绒线胡同，南至高碑胡同（在图内的）地区的范围内，进行国家大剧院工程建设，需对上述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进行拆迁。本地区拆迁价格为每平方米6500元。
被拆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城市建设的需要，在1999年11月6日至1999年11月30日内完成搬迁。
特此通告。
西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
屈指一数，从布告张贴的第二天起，这么多的原居民必须于二十四天内全部迁走！迁到哪去？来得及购买或租借新宅吗？“无乃太匆忙！”我不由地吟了一句老杜的诗。
原来，把世代居住于这皇城根儿的人家全部迁走，只为建一座国家大剧院。也就是说，这里要传出最为动听的人声与乐声了。或急切或舒缓的旋律，会讲述好多年前的一个让人悚然的故事吗？
民国十六年（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年。这一年春，蒋介石麾下的北伐革命军攻入大上海后，“十里洋场”很快就成了处决“共党”的刑场，自4月12日那天起，上海滩到处陈列着身首异处的共产党人的尸骸。就在“四一二”惨案发生后十六天，就在我现在待着的这个地方，甚至也是这样一个日头偏西的时候，也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集体处决事件—“过激党领袖”李大钊等二十人，被张作霖的军政府特别法庭执行了绞刑。在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天平上，北方折断的这颗头颅，抵得上南方多少牺牲者的重量？
“要奋斗”，为什么一定“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在中国为什么是“经常发生的”？毛泽东所总结的中国现代历史现象何以会出现？
沐着世纪末的夕晖，在中国的政治中心之地，我默默地想着这些好沉好重又好难找到头绪的问题。
二
我去过最早的北京大学校园—景山东街的马神庙遗址。民国初年的北大，躲在现在沙滩后街熙熙攘攘的农贸市场里，只余门口墙上的一方文物保护纪念牌在讲述当初的辉煌。
民国六年（1917年）末，李大钊就是从这个已经开始衰败的庙门外走了进来，一直走到院子的最北头，那儿有座乾隆皇帝的一个女儿遗下的公主梳妆楼，当时被北京大学用作图书馆。因良师益友章士钊的让位与力荐，于是，在章氏的《甲寅》日刊当专职编辑的李大钊便成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馆长）。
从二十八岁进入北大，到三十八岁殉身主义，李大钊人生的最后十年都是在北大度过的。这十年，正是其生命最闪亮的十年。只是，我看到的这座大杂院儿，墙挨着墙，户挤着户，当年的一排排教室尽沦为拥挤的住宅，早先的图书馆更不知何年被拆除，原址上建了几排居民平房。
八十年前一个极不寻常的人文的渊薮，现已成了京城里极为寻常的居民大院儿。
两个戴着“巡逻”黄袖标坐在门洞里聊天的老太太告诉我说：这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宿舍。
民国初年的北大旧址，躲在熙熙攘攘的农贸市场里，只余墙上一方文物保护纪念牌在讲述当初的辉煌。
三
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1889年10月29日），在距北京以东二百余公里外的渤海岸边—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乳名“憨头”的李大钊降生人间。
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
这是三十八年后这位男子在京师看守所里写下的《狱中自述》中的一句告白。诗云：“无父何怙？无母何恃？”“怙”和“恃”都是依靠的意思，后来“怙恃”成了父母的代称。苦命的李大钊是爷爷一手拉扯大的。
据多种李氏传记称，老人李如珍并非李大钊的亲爷爷，而是其伯祖父。李如珍是本村有威望的乡绅，拥有一份不菲的家业，在关外、关内都有商铺经营，在家里还有九十多亩耕地对外租种。除此之外，他还因能言善辩而拥有“李铁嘴”的绰号。老人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便将大弟的次子李任荣过继为子，指望让嗣子继承家产并成为光宗耀祖的读书人。哪知李任荣短命，仅二十二岁即过世！所幸留下遗腹子小憨头，才使李家香火得以延续。李任荣的媳妇整天哀怨不已，孩子才一岁半时就撒手人寰，年方二十四岁。
像所有乡绅家庭的孩子一样，李大钊也是早早就进了私塾。塾师单老先生为他起的学名叫“耆年”，字“寿昌”，寓意很明了，即希望他打破父母早逝的宿命，长寿。
从六岁到十六岁，李耆年在旧式学堂里整整读了十年的“四书”、“五经”。
在他只有十岁的时候，求嗣心切的爷爷为他操办了一件极有面子但却极不人性的事—安排他与本村的富家闺女赵纫兰姑娘完婚了。比比不解风情的小丈夫，十六岁的新娘子真是花样年华！尽管自古就有“早有孩子早得济”的说法，但让一个尚未发育完全的男孩儿为人丈夫，却实在太早！“得济”是一个至今在北方农村广泛使用着的古语，即：得到子女供奉。李大钊“先成婚，后成人”的事实证明，违反人的生理规律的婚姻并不能使人“早得济”—李大钊与赵纫兰的长子李葆华是他俩婚后十年才出生的，那时，丈夫已经满二十岁。
婚后第六年，小丈夫去了一百五十华里以外的永平府（今卢龙县）赶考。传统时代，科举之路是改变普通人命运的唯一正途，而第一个台阶，即考取秀才。二十三岁的妻子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孤寂并艰难的苦日子。
然而，正在此时，国家高考政策改了，科举废除了！面壁十年所积攒的能量，正待爆发，却一下子被官府给泄气了；“学而优则仕”的人生好梦刚要开始做，却蓦然被大人给叫醒了！各县赶来的考生们的沮丧可想而知！那时，学子们都不知道，奏请取消科举制度的人，正是坐镇本省天津府的最高父母官—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
好在，永平府中学堂改为了官办。按朝廷新规定，前来考秀才者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府中学。李耆年遂报考该学堂，由此成为清王朝第一批穿统一校服、住集体宿舍、受新式教育的新派学生—除传统的经学、文史等课程之外，学堂还开设了英文、算学、外国地理等新学科。对一个有远大抱负的少年来说，在求知欲最强的年龄有机会接受新式教育，实为人生一大幸事。
发榜之日，举村轰动，乡亲们放铁炮、贴报单，还让他披红挂花坐上骡子拉的棚车转了一圈—他们仍以村里有人考取秀才的程式庆贺了一番。
读李大钊之身世，突然联想到这样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即：李大钊与其堪称一代人杰的北大同事们，竟都有相同的家庭背景—他们出身于殷实人家，却又不是大富大贵的豪门子弟，当然也不是贫下中农的孩子。他们自幼受传统教育，却又因家庭的变故而不得不过早地品尝了生活的辛酸。而且，巧的是，他们都早早失去了父亲！自小失了依靠的中国第一批穿统一校服、住集体宿舍、受新式教育的新派学生正在上体操课。李大钊有幸厕身其间。男孩子，在其人生最可塑的阶段，不得不使自己的性格变得格外内向与坚忍。除了超人的天资，他们靠自强自立的处世态度和敏而好学的进取精神，使自己一踏入社会便有了极高的起点，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成为一呼百应的领袖人物。
不信？你看—北大校长蔡元培，出身于绍兴城里的钱庄之家，十一岁丧父；与蔡同在绍兴城长大的周氏兄弟，也是当地高门坎里的子弟，其父辞世那一年，长子周树人十六岁，次子周作人十二岁，三子周建人九岁；陈独秀的生父死于疫疾时，他还不满两岁；而胡适的父亲死时，他仅四岁。
比比那几位在城里长大的后来的同事们，李大钊最惨！他不光“失怙”，而且“失恃”—爹娘长什么样儿他都不知道；其家境也最为庄户—他是靠爷爷那九十亩耕地的地租喂大的农家后代。
四
两年后，十八岁的李大钊从永平中学毕业，成了既通国文也知英文、既熟国学也懂数学的新派学生。然而，不幸的是，祖父李如珍寿终正寝，家底很快被姑母（李如珍的亲生女儿）和一个本家叔叔折腾光了。家道中落，学费无着，是贤惠的妻子变卖了家里值钱的东西支持他外出求学，他才与几位同学去了繁华的天津。在那里，他从北洋军医学堂、长芦银行专修所和北洋法政学堂这三所正在招生的高校中，选定了法政学堂。
北洋法政学堂的创办者乃袁世凯。其时，在袁总督的有效治理下，直隶省天津府已经成了北方最繁华的现代化城市，洋务发达，新政通畅，地方自治试点成功，立宪运动气氛浓厚。在拉扯起一支全新的北洋军的同时，袁氏还不忘培养未来的行政、司法管理人才，因而便派人创立了“以造就法政通才为主”的国内第一所法政大学。专科学制长达六年，即前三年预科，后三年正科，面向全国招生两百人。此“法政专科”非现今与“本科”相对之“专科”，乃与“简易科”相对的“专业科”。招生广告上的各项条件均让人动心，尤以毕业生“其成绩优者，并可遣赴东西各国留学”一条，更对报考者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一心救国的李大钊有幸通过了专科考试，成为袁氏所办的最后一所学校的学生—就在北洋法政学堂招生结束后，袁世凯接到谕旨，离开天津，成了天子身边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一个十八岁的少年，为何独对法律和政治感兴趣？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刻，人们才在他那篇著名的绝笔书中窥得原委：
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