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四年（1925年）10月底，李大钊任书记的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和共青团北方区委联合发表《致中国国民党党员书》，呼吁友党同志们“帮助国民军促成反奉各派武力的大联合”：
现在的策略，必须促成打倒奉系军阀的胜利，以至最后完全消灭奉系军阀。
他越来越深地介入了军阀的内战之中。
是年11月下旬，奉军前线将领郭松龄与冯玉祥密谋于天津后，突然回师讨奉，自命为“东北国民军”。其誓师的地点，竟又是当年李大钊恩师发动反清起义的滦州火车站！郭氏叛乱的背后，就有模糊不清的李大钊和苏联武官的身影。
正在郭氏的倒戈战争进展顺利之际，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发动大学生们掀起一场以推翻段祺瑞政府为目的的“首都革命”。学生与部分工人编排成队，包围了执政府与段祺瑞住宅，准备将段执政抓出来公审。政府的一再忍让更激发了民众领袖和学生们反政府的斗志，也为日后以更加激烈的手段冲击政府埋下了可怕的伏笔。李大钊领导的这场未遂的平民政变，以国民军拒绝响应而失败。愤怒无处发泄的大学生们一气儿捣毁了三位政府高官的私宅—李大钊的恩人与好友、时任教育部总长的章士钊的家，京师警察总监朱深和财政部总长李思浩的家，也都成了学生们发泄爱国义愤的地方。
“首都革命”流产之后不久，郭松龄的倒奉战争也以他与妻子双双被俘并遭处决而告终结。时已1926年1月。民众领袖们在京发起了“反日讨张联盟”，在中央公园社稷坛为郭氏举行了追悼大会，李教授亲自登台演讲，痛斥奉张，痛悼郭氏。
李大钊的越来越激烈的亲苏反奉言行，传到张作霖那儿，无疑都被捻成了一根越来越粗的绳子，两年后，正是这根绳索勒死了他。
紧接着，“大沽口事件”传回京城。李大钊等人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国民运动”。在家中，在北大，在苏联大使馆的某个房间里，在国民军的某位将领的办公室中，他密集约谈，频繁奔波，真正成了章士钊所说的“发踪指示”的幕后指挥者。对了，那时，他已经和在段祺瑞执政府任秘书长的章士钊断了往来，但与其夫人吴弱男女士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载入史册的1926年3月18日那天，李大钊公开露面了。不过，形象颇为不佳。
当天上午10时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北京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上，李大钊并没露面。在大会上讲话的是国民党北方负责人徐谦、顾孟余等。中午，游行队伍与执政府卫队对峙时，也没人注意李先生的到来。卫队开枪后，游行示威者轰然而散，有一位五十多岁的亡命者躲到了执政府大门对面的大影壁后，此影壁东西两边，各有执政府卫队旅的一座马号。无意中，这位老先生看到了李大钊：
我窜入西马号时，见李大钊亦在彼处，状极狼狈。李先我而出马号，其时枪声稠密，李如竟向前奔，亦极危险。
还有人写道，像许多急于逃命的人一样，李大钊的“鞋、帽、眼镜都失落了”，脸上、手上都沾有血污。这位著名的民众领袖只能像其他亡命者一样，光着脚顺着大街往南逃去。
然而，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传》里的描写，与这位亲历者见到的完全不一样，其绘声绘色的文字称：
大钊同志在请愿队伍从天安门出发的时候，亲自打起一面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流血惨剧发生，国民党的徐谦等人即跳墙而走。大钊同志虽然头部和双手都负了伤，并曾一度被捕，只因回答机警才得脱险；但却仍旧从容不迫，镇静地指挥和掩护群众退却。
我读过的“三·一八”当事者的原始回忆文章，没有找到类似的记录，不知“权威”们典自何出。倒是李大钊手下的中共北京市委常委赵世炎等人做过这样的事：在赶回苏联使馆后，赵世炎向李大钊汇报说，枪响后，他越墙而出，巧遇萧子暲（即萧三，萧子昇之弟）、刘伯庄同志，“我们把党、团员组织起来，并联络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编成救护小组，分别把负伤的群众送往附近医院”。把手下人干的好事“上调”到领导头上，如同“文化大革命”时把朱德的扁担“下放”到林彪肩上，荒诞，但却真实。“历史为政治服务”体制下的“历史”往往会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
“三·一八”第二天，李大钊就和徐谦、顾孟余等人遭到执政府通缉。他们不得不关闭了在翠花胡同里的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都退缩到苏联使馆的旧兵营里藏身。徐谦本来就是冯玉祥政变后应邀到北京主持庚款委员会的人。奉张攻入北京之前，徐、顾等人藏在苏联使馆的小卧车里，平安转移至京城西北郊的国民军防地，后又退至苏联境内，辗转海参崴南下广东。而李大钊则留守在东交民巷，并陆续将若干国共两党北方区的骨干人员安排入内。
按国际惯例，使馆区是外国人的领地，未经许可，驻在国的国民不得入内，尤其是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人不得携武器擅入使馆区，失意的军人若进入其间避难，无论是栖身哪家使馆，还是入住六国饭店或医院，必须解除武装。洋人们深恐战火殃及到他们身上。所以，东交民巷就成了北京的落难巨子们的避风港，一有风云变幻，他们就会跑来避祸。清末，变法失败了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去过；民国以后，前来请袁世凯南下当大总统的蔡元培等南方代表们被乱兵吓得去过，遭直系军阀威逼的黎元洪去过，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追捕的段祺瑞去过，被冯的大兵轰出皇宫的逊帝溥仪去过，被段祺瑞统帅的各路大军讨伐的复辟祸首“辫帅”张勋也去过，甚至连周树人这样的在政界没有身份的小官吏也在那里避过祸。只要进入了东交民巷，性命就保住了。
我读过旧的东交民巷使馆图，约略明白了当时的布局：败于八国联军的清国政府，不得不同意每个驻华使馆都附带拥有一座占地面积更大的兵营，以保护该国的外交使节和侨民。俄国使馆和兵营的地盘最大，位置也好，就在胡同西口，与美国使馆及兵营斜对门儿。
对苏联人和李大钊等“党人”来说，不幸的是，由于苏俄政府已经宣布废除沙俄时代在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当然应该包括《辛丑条约》，所以新政权的俄国大使等于自动退出了外交使团（亦称公使团），而其使馆也就成了孤悬外交使团保护之外的危境之馆。这个明摆着的道理，当年的苏联人与受他们庇护的中国人居然都没去想！
李大钊在苏联使馆栖身一年，工作很有成绩，发展的国共党员人数成倍增长就是佐证。据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的《李大钊传》介绍：仅北京一地，自“三·一八”至翌年2月，整整一年之内，国民党员由两千两百多人增至四千三百多人，共产党员由三百余人增至一千人以上！
北大同事梁漱溟曾去看望过老友，只见来人满屋，大都是青年求见者，他连话也说不上就走了，一切如李大钊在北大时一样。
那时，因为又成了政府的通缉犯，李大钊已经不是北大的教员了，每月一百五十元的薪水没有了。他在看守所告诉过审讯者：现在按月收到的一百五十元，是“中央党部”发给他的。
段祺瑞通缉李大钊等“过激党领袖”，并非只为他们酿成喋血的“三·一八”。血案翌日发布的《临时执政令》上写得很清楚，是“近年以来”李大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只是，李大钊不知所终，执政府才无可奈何。
段祺瑞走了，张作霖来了。皖系、直系，都已没“戏”，南方的“党军”攻得正起劲，北洋各系只有合力拥戴尚有三十五万大兵的“奉张”，才能力保江山不失。于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末的张作霖，就被张宗昌、孙传芳等北洋将领们推举为中华民国安国军总司令。
安国军政府成立后，立马公布了治安条例，其中有一条规定，读来触目惊心：
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
举国公认的“宣传赤化、主张共产”的李大钊教授，注定已在劫难逃。
传统的说法是，奉张政府通过长时间的跟踪，发现了被上一届政府通缉而一直未落网的李大钊的藏身之处。于是，在帝国主义驻华使馆的支持下，强行闯入苏联使馆，抓到了李大钊，并在“南方某要人”即蒋介石的建议下，悍然杀害了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张作霖因杀害了李大钊，而使他后来的惨死在共和国史籍上变得活该倒霉。
不过，越来越多的史料在证明着另一种事实，即北京政府出兵苏俄使馆并不专为逮捕这位“过激党”的首领。应该从更大背景上看待这一近代史上的严重事件。
那位曾在上海滩办英文报纸的鲍威尔先生，晚年是这样回忆这一事件的：
1927年4月6日，在北京东交民巷外交使团的卫兵们的协助下，张作霖的警察突然搜查了苏联驻华使馆。
对苏联使馆的突袭，曾搜出了大量宣传共产主义的书刊和文件，还逮捕了几十名在使馆中的俄国人和中国人。消息传出后，苏联政府立即抗议这种搜查是“空前未有的、公然践踏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暴行”。张大帅对此不理不睬，相反，还将从苏联使馆中搜来的文件一一影印，分送给新闻界和其它使领馆，藉此证明苏联人准备“赤化”中国的阴谋。公布的文件还表明，苏联使馆的官员也卷入了这一阴谋。
这样一来，事情变得相当棘手，因为根据1924年的北京协议，苏联政府表示不在中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而这些文件却表明他们违反了协议。事情的结果是苏联召回了驻华使馆的代办（首任驻华大使加拉罕已经于年前被驱逐回国—笔者注），而中国方面则通过草草的军事审判，把被捕的共产党领导人枪毙了事。
读了这段文字以后，我才悟出，以前听惯了的说法，完全是站在苏联人立场上的讲述。如果挪开一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
作为中国东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张作霖对有着漫长边界的“老毛子”（对俄罗斯人的俗称）的警惕与憎恨是可想而知的，况且，贯穿东北腹地的那条由俄国人控制的“中东铁路”一直像导火线一样在中国人身边滋滋冒着战争的青烟。担任了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首脑后，张作霖对强悍邻国的真正心思也许看得比其他人更透彻。苏联人染指中国内政并一直图谋颠覆中国政府已是不争的事实：外蒙古已经被他们的红军强行侵占，南方的国共合作局面是他们一手促成并一直操纵的，北伐军的节节推进也正是他们的军事顾问团和巨额卢布在起作用。最令张作霖不能容忍的是，深受其信任的部将郭松龄起兵叛乱，其背后正有苏联人和李大钊的影子！
近年才公开的俄文史料证实，20世纪20年代，苏联人曾为国共两党和北方的冯玉祥提供过上亿元卢布的支持，其用意只有一个：推翻中国现政府，另起炉灶，建立一个符合苏维埃国家利益的中国政权。
长期生活在老毛子的阴影里的张作霖知道，沙俄就是沙俄，不管他们打什么旗号换什么国体，在远东攫取他们自己的利益，才是其真正的目标。正因此，奉军与直鲁联军结成的安国军主政北京以后，中俄关系便必然地紧张起来，而被认定为“俄奸”的国人自然在劫难逃了—
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31日，安国军政府外交部要求苏联政府撤回加拉罕。十日后，这位首任驻华大使不得不离京经沪返俄。
紧接着，8月2日，军政府下令通缉在南方任国民党政治顾问的鲍罗廷。
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北京政府与苏联的关系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3月1日，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第二方面军军团长张宗昌下令扣押了在南京浦口的一艘驶往海参崴的苏联商船“巴米亚列宁那号”，因为在那艘大船上，藏有中国政府通缉犯鲍罗廷的妻子及其随行人员。过了五天，苏联驻华使馆才为中方羁押俄船及人员一事向我外交部提出抗议，称此举系对苏联的侮辱。其后几天，又连续三次抗议。而外交部则于17日做出强硬答复：所扣苏船，实有查办之必要。
马上轮到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抗议了—3月19日，中国驻俄代办向苏外交部提出抗议，抗议苏联政府将我外蒙古地区划入了他们的版图。
3月27日，张作霖公布了与南方政权妥协的先决条件。他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表示：倘蒋介石能驱逐南军中之俄人，南北不难妥协。
4月4日，东交民巷里举行过两个紧急会议，一为各国使馆卫队长的磋商会，决议加强守卫使馆界，以防近期京城内可能发生的暴动；一为荷兰驻华公使兼外交使团首席公使欧登科召集的十二国公使会，欧登科称，中国方面已经正式行文通报，使馆界内有大批共产党人躲避于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和庚子赔款委员会等地，煽动学生等阴谋暴动，请准予搜查，云云。上述各地，均为苏联使馆属地，邻近的日本国使馆卫兵和法国医院的夜班值守，都曾感觉到苏联使馆一年来的异样骚动—总是有人频繁进出，常在半夜喧哗不止。深恐苏维埃制度带来世界性灾难的各国公使们，一致认为苏俄人既已自动放弃《辛丑条约》的保护，所以众公使便顺利通过了允许中方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的决议。
4月6日上午10时，奉系警界元老、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将军率侦缉处处长吴郁文、侦缉队队长雷恒成等警察、便衣侦探，会同安国军宪兵三百余人，抵达东交民巷。陈总监向外交使团首席公使欧登科提交了公文。欧登科签字后，使馆卫兵放中国警宪进入东交民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