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24年6月至11月李大钊以首席中共代表身份长时间滞留苏联一事，李氏传记均称，主要是李“是想到苏联各地多看看”。这种说法实在不靠谱。外国共产党人到“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无论是召你开会，还是留你“学习”，去不去，走不走，哪能由得了你？我倒觉得让并非中共主要领导人却资历最深的李大钊赴苏，只不过是斯大林对李氏的冷处理，结果往往是凶多吉少。因为安排李大钊经营的“联吴”工作已经彻底失败，“一贯正确”的斯大林不可能不找个中国的替罪羊来解脱自己的失误。幸亏！是年深秋，吴氏部将冯玉祥猝然起兵倒戈，致使吴佩孚和直系政府迅速垮台。中国政局重新洗牌了，需要有专人做苏联人与冯玉祥的联络人了，这才让苏共领导人想起“闲人”李大钊，遂将其派回国内。也许，这才是李大钊去苏与返国的“正解”。
回来了，专做国民军的工作了，岂料冯玉祥先是失利，后与蒋勾勾搭搭，也开始反共！在斯大林眼里，李大钊所有的工作业绩等于零，如此一来，他被当成牺牲品也就是早晚的事了。至李大钊被北洋政府逮捕前，中共总书记陈独秀被轰下台来也只是时间问题了。李大钊作为陈独秀在党内最忠实的朋友，一个在苏联亲睹过党内斗争残酷现实的“国际党员”，一个最卖力地履行国共合作路线的中共第一国民党员，一个有着复杂的上层关系的社会名流，能不知道即将面临着什么样的裁决吗？
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高潮始退，激情过去，思想家李大钊一定会痛苦而透彻地反思失败的原委。
他能知道列宁生前曾对他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留下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吗：
中国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它永远保持沸腾！
世界无产阶级导师让中国“永远保持沸腾”的目的是什么？置身革命风暴漩涡里的中共党人可能根本不会想这些大逆不道的问题，倒是在华的西方人士对此看得很清楚。那位鲍威尔先生就曾一针见血地说破：
在这些行动的背后，还隐藏着苏联共产党的一个欲望，即通过瓦解美、英和其他欧洲国家控制的远东殖民地，与列强竞争，争取得分。
这一切，李大钊知道吗？陈独秀知道吗？他们之后的那些年轻气盛的“洋房子先生”们知道吗？—“洋房子先生”是在上海当过中央局秘书，亦即陈独秀秘书的毛泽东，给涌入江西苏区的上海中央领导人取的绰号，他们都是住惯洋房子，满口俄语，又言必称“国际”的年轻人。
被关在真相外面的人，即使再富有智慧，也永远不知屋里藏的究竟是什么货色。
1993年，俄罗斯国家档案开始向公众开放。迟至这时，对中国现代史有兴趣的人，才惊愕地获知：早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春，苏共中央就成立过一个直属政治局的“中国委员会”！从那之后的所有对中国的工作，均是由那个委员会里的七八个洋人草拟并具体承办的。
当得知苏联人不经意地甩出了这样一个天大的秘密时，我不禁为我们忠厚的大钊先生的凄然谢幕而感到悲愤，为一代先哲的奉献而感到无奈！
中国委员会，这个比共产国际远东局还像太上皇的苏共内部机构，不光决定了“大革命”时期中共的命运，还包办了那个时期中国的许多重大事件，如成立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如在西北紧急援助冯玉祥，等等。大到为哪个政治势力提供成百上千万资金（卢布、美元或中国银圆），小到如何把秘密人员与器材通过何种方式运送到中国。这个委员会，不光有苏联高级党务工作者和苏军高级将领，也不光有维经斯基等前驻华特使，而且，还有苏军总部侦察局局长！
作为大学教授，李大钊比一般的同志富足，他还能每月捐出八十银元工资以充实本党的活动经费，但对既要搞工运又要走上层的地方党组织来说，这点钱实在是杯水车薪。
从陈独秀亲自报给共产国际的一份经费申请表上可知，那时，各地每个在编制内的党的工作者每月有三十银圆的活动经费，而这笔钱全是“远方”提供的。如此算来，李大钊的捐献只够不到三个同志的活动经费。作为整个党的北方区负责人之一，他能匡算出苏共的巨大付出。但如果他一旦知道了这种巨大付出的背后，竟是为了与列强争夺远东并控制中国，这位党性极强的先哲会做怎样的人生抉择呢？
哦，哦，我明白了，尽管两天前就从朋友那儿知道大祸将临，尽管有足够的办法和时间逃避祸患，但李大钊哪儿也没去，从容得像谭嗣同先生一样等来了缉捕者。他神色平静地走上了绞刑架，他的灵魂永远地离开了越来越躁动的尘世。
中共“五大”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27日在武汉敞敞亮亮地召开，曾和大钊一起在京主持国民党北方区工作的徐谦，和汪精卫、谭延闿等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一起到会，分别演讲祝贺。正在京师看守所待决的李大钊自然无法与会。会议举行的第二天，李大钊即去了天国。张国焘宣布了来自北方的噩耗，举座皆惊，默哀遥祭。
十三
李大钊在看守所里，有时间细溯一下自己的历史了。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他认真书写着《狱中自述》，平静地向政府陈述着自己的生命历程、政治见解与行动。
他被关在门口挂着“优待室”木牌的单间里。《晨报》报道，蒙难的李大钊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闻在厅甚受优待，唯看守特别严重”。狱中，女儿李星华曾随一同入狱的母亲见过爹爹一面，是为让法官核实彼此的身份。爹爹的极为冷漠的表情曾令小星华颇感不解甚至愤懑。当时的报纸上说，李大钊“在狱二十余日，绝口不提家事”。为何冰冷如霜？也许只能有一种解释，即他主意已定，决意要赴天国。
绝大多数写李大钊入狱后的文字都说他曾被严刑拷打，受尽酷刑，手头一份最新出版的《人物》杂志上说得更狠：“凶残的敌人施以酷刑，用竹签钉进他的指缝，拔掉他的指甲？”
我一直对李大钊曾遭肉刑一说难以置信。与他同时入狱的女儿李星华没说，反倒有刚才引过的“在厅甚受优待”的消息。扎竹签、拔指甲之类的刑讯逼供不是用来对付一位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政治人物的。一入敌狱必遭酷刑，这是1949年以来艺术作品的一种模式，于是乎，人们就跟着作家、编剧们相信了：只要好人被坏人抓起来，就必然要坐老虎凳，被灌辣椒水，遭皮鞭抽，挨冷水泼。我和我的同代人从小就背熟这个公式了。岁数渐大，读书渐多，思索渐深，便渐对因袭的说法有了怀疑。也许并不绝对吧？“阶级敌人”也不是逢人便打，逮谁揍谁，那样的话，他们也忒简单了点儿。专制体制的残暴是全方位的，肉刑是一种残暴，精神摧残也是一种残暴—让你放弃原有的信仰，背弃人生的选择，出卖自己的同志去跟他们同流合污，让你的后半生一直处于良心的自责之中，这不也是一种残暴？而且是更难抵御的残暴！李大钊乃社会贤达、知名教授，对这样一位政治犯，当局理当不会像一般刑事犯一样对待。况且，一个意志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是视死如归的，岂是吊打或扎指头所能屈服的？
几年前入北洋政府监狱的张国焘，曾被党内风传遭过严刑拷打，甚至被打折了一条胳膊。但当他出狱到上海后，却对关心此事的同志否认道：我未受刑啊！令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志们颇感意外。
后来的国民党政权对落入己手的共产党人的摧残甚于军阀政府，但他们对中共重要人物也并非个个大刑伺候。陈独秀在南京服刑期间，不光独处一室，还有人服侍，而且还可以不断地接待来客，甚至还曾写信给蔡元培为其他政治犯缓颊。
中共中央撤离苏区后，被“洋房子先生”们丢下的瞿秋白被当地民团所逮，送至国军第三十六师师部里看管后，生活上受着优待不说，而且还有足够的时间伏案写作，不然，那本弥足珍贵的《多余的话》也就不会传世。
先是中共中央出版部部长、后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托派”）中央常委的郑超麟曾两次被关进骇人听闻的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但他也从没受过刑，倒是写下“强盗确是受罪犯待遇，我们则仿佛是客人”的文字。在初入监狱时，他听到旁边屋里有受审者在惨叫，居然瞎凑热闹，“想跑过去看看，一个包打听（便衣特务）阻止我，他说：‘你们看不得。’完全是好意的阻止”。
当然，不施刑并不一定说明统治者的仁慈，李大钊、瞿秋白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不就被枪毙了吗？对政治犯的留与杀完全是按统治者自订的法律和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定的，有时并不非要有理由才动手。
没有李大钊被刑讯的记录。刑讯往往因被审者拒绝回答问题而被强施，可李大钊不是。他不屑于隐瞒自己的政治信念与工作情况，他很痛快地回答了警察的讯问，而且，每次审讯结束时，都坚持要来笔录细看一遍，把被记错的意思和写错的字一一改正。那篇传世的《狱中自述》，便是披肝沥胆、磊落坦荡的遗言。他的态度是：
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
既然已经如此，那就只有实话实说—他自己说得明明白白嘛！
不过，读其《狱中自述》，未有只字涉及共产党，说的全是国民党的工作。另外，对苏联使馆的庇护，他也尽力解脱之，如抱怨“应交使馆之电灯、自来水等费，亦多积欠未付”，如所有人员活动“钊均径自允许，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俄人向未参加”，等等。
据说，北京市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李大钊供词全份》，是当年京师警察厅报给高等检察厅的抄件。从文字看，李大钊有问必答，十分配合，甚至称得上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这份口供上，涉及了共产党。审讯者问他是否“北方共产首领”？他如是回答：
我是左派首领。惟我所主张共产主义与一般人所主张不同。例如英国矿山事业极为发达，应用合法手续转移为国家管理，以免为一二人所垄断。并不是如外间所说，他人之产业即强为我之产业，我之产业他人强作自己产业。盖“共产”意义，原为共同生产。在手工业时代是个人生产，机器业时代即是共同生产，在机器工作之人即是无产阶级。我是拥护农工利益，要完成中国国民革命。
不用扎指尖、上老虎凳，李大钊便从容不迫地向审讯者陈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按其陈述，他主张的共产主义，是将极少数人垄断的国家财产以“合法手续转移为国家管理”，而非以暴力手段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李大钊，似乎又回归到了年轻时的温良思想。
在日本留学时，他即接受了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十月革命”的炮声传到中国后，他欢呼的是“自由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在他最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中，他“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没有对暴力革命的欢呼，没有对阶级专政的渴望。
然而，苏俄“劳农政府”对华的空头支票，让这个急切地盼望祖国富强起来的知识精英极快地相信了“远方”的谎言，为把苏俄人代为描绘的蓝图在中华大地上建成现实，他急剧转向了革命，从一个反对暴力、赞成改良的社会主义者，自觉转变成了追随列宁主义的职业革命家，奔走于苏俄人与军阀巨头之间，呐喊于大学校园与政府客厅之中，直至被军政府送上绞刑架。
李大钊以三十八年的短暂生命，完成了那个时代一个反差最大的人生传奇。
《狱中自述》的最后一节文字，是为同案被捕的年轻同志求情，也为自己被抄走的藏书求情：
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又有陈者：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
谨呈。
这就是北洋时期杰出的革命家、政论家、文学家李大钊留在人间最后的文字了。
十四
无论张作霖读没读过李氏的《狱中自述》，他不可能不知道李大钊的这番自白。杀与不杀，曾让张作霖极为踌躇。
据当时《世界日报》载，4月6日当晚，张作霖便在其家中（即原顺承王府）召集会议。那一天，“张氏主张从宽处理，不究随从”，“赵欣伯、杨宇霆、陈兴亚、张学良、于国翰各要人，亦均主张宽大主义”—须记，陈兴亚正是白天带队前往东交民巷执行抓捕任务的警察总监，其他几位，也都是奉系的主要人物。
看来，事情似乎朝着有利于李大钊等人的方向发展。
北京九所大学的校长们当晚也聚在一起。李大钊虽为北大教授，却在京城的多所国立大学兼课，是北京教育界的领袖级人物。校长们知道，这次政府以军方出面办理此案，若按军法从事，李守常先生恐凶多吉少，故决议：李大钊系文人，请政府将此案“交法庭依法审讯”。4月9日，九校校长代表特意拜访了张学良，请他向其父为李大钊缓颊。
三天后的4月12日，也就是南方发生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同一天，北京二十五所学校的校长们发表书面声明，呼吁政府“取宽大主义”，将此案交法庭审理。面对一个杀气腾腾的军政府，首都高校的校长们也算有风骨。
北大的同事们更是奔走相商。且读当事者的几则回忆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