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这个不安分的“乱党分子”在芜湖以安徽公学教员为职业，在芜湖与来本校当体操教员的柏文蔚共同发起成立了岳王会。这个以新军下级军官和士兵为主要发展对象的安徽革命组织，比同盟会成立得还要早，而且发展方向十分正确。在孙文、黄兴等革命巨子醉心于发动各地会党起事的时候，在别省的同志热衷于暗杀政府高官的时候，陈仲甫已经颇有远见地把视线盯住了军队底层—动员起更多的爱国军人，靠国家武装力量自身的哗变一举推翻清王朝，这才是正确的革命方向。后来武昌首义的成功，正证实了只有二十七岁的陈先生的见识实在高出革命党领袖一筹。
惜乎陈仲甫！实乃真正之民主革命先行者！只因长期被诬为反面人物，其创办岳王会的伟大意义也就从来没能在正统的近代史上重重地记上一笔！
就在岳王会越办规模越大的时候，安庆城里的一桩政治谋杀案震惊了全国—安徽巡警学堂的会办（副校长）徐锡麟借巡抚恩铭来校检阅之际，当众将其枪杀！徐锡麟等当场被逮，并于次日被剖心祭了恩铭，牵连出的徐原籍的同党秋瑾女士亦被斩首。徐烈士乃浙江光复会的骨干，捐官来皖省后，一直没与本省岳王会联系。彼时各省革命党之间的门户之见很深，连孙中山的同盟会，光复会都认为不如自己正统，更遑论陈仲甫的岳王会。而陈先生也真特立独行，虽有众多好友成了孙中山的信徒，但他本人却一直没有加入同盟会！
徐锡麟的行动虽得手，但革命并未成功。皇上一纸诏书，新派来的巡抚又主持了安徽省。二十八岁的陈仲甫的超前思想得到了血色的验证。
面对骤然而起的全省大搜捕，岳王会总会长陈仲甫不得不又一次逃往日本避难。
这一次，他在日本待了两年，直到宣统元年（1909年）才回到国内。他是回来为英年早逝的兄长迁葬的。陈庆元上一年猝死关外，嗣父也于上一年挂冠回籍。他要把兄长的灵柩迁回祖茔。
寓居沈阳期间，陈独秀写下了“仓卒北渡，载骨南返，悲怀郁结，发为咏歌”的四首缅怀亡兄的长诗《述哀》。
其三曰：
与君为兄弟，匆匆三十年。
十年余少小，罔知忧苦煎。
十年各南北，一面无良缘。
其间十年内，孤苦各相怜。
青灯课我读，文采励先鞭。
慈母虑孤弱，一夕魂九迁。
弱冠弄文史，寸草心拳拳。
关东遭丧乱，飞鸿惊寒弦。
南奔历艰险，意图骨肉全。
辛苦归闾里，母已长弃捐。
无言执兄手，泪湿雍门弦。
相携出门去，顾影各涓涓。
弟就辽东道，兄航燕海边。①
海上各为别，一别已终天。
①窃以为此处在传抄过程中有误，即“兄”与“弟”颠倒了。史料显示，陈母安葬后，陈庆元即返回关东赴任，其叔为其捐了个小官，而陈独秀则东渡日本。谨求教于方家。 回思十载上，泣语如眼前。
见兄不见母，今兄亦亡焉！
兄亡归母侧，孑身苦迍邅。
地下告老母，儿命青丝悬。
老母喜兄至，泪落如流泉。
同根复相爱，怎不双来还？
这是一生都刚烈的陈氏写下的一首罕见的凄婉的诗。你看，他因亡兄之去，竟然发出了“怎不双来还”这样痛断心肠的感慨！
耐人寻味的是，陈独秀洒泪赋诗祭兄长，晚年又写过《挽大姊》的古体诗，却没留下哪怕一首告别几任妻子与众多儿女的韵句。不知因为这位大丈夫耻于表达儿女私情呢，还是因为他根本就不留恋家庭？后来，成为中共重要干部的陈延年，每次给当总书记的父亲写信时，抬头总是公事公办的“独秀同志”而非天伦之谓的“父亲大人”，实可见陈独秀对亲情的决绝使儿子受到巨大的伤害。
似乎正是这次北上为兄长迁葬，改变了陈独秀的婚姻。
北京，对！就是北京！只有往返途时在北京的短暂驻足，让这个心绪黯然的人有了“变心”的时间与空间！他见到了正在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女师大前身）读书的妻妹高君曼。乳名小众的小姨子与其妻大众同父异母，乃新派女子，比陈独秀小六岁，时已二十四岁，属超级“剩女”。该女子在姐夫回乡后不久，竟辍学回籍，公然与姐夫住在了一起！
姐妹俩同侍一夫的尴尬事实惹恼了安庆的陈家与高家，挂冠加籍兼著名实业家陈衍庶愤然宣布“退继”—到陈氏祠堂里正式解除了与陈仲甫的过继关系，并不准伤风败俗的“逆子”与小众姑娘踏入自家一步！
伤心欲绝但又万般无奈的大众姐姐除了怨恨，还是怨恨！此时，她与丈夫的第三个儿子陈松年也已经出世了。
特立独行的“逆子”在老家实在待不下去了，便索性携爱人远走高飞，去了杭州。
他在陆军小学堂落下脚，成了一名普通的历史地理教员。
在两千多年前范蠡和西施私奔而至的天堂里，陈独秀过起了悠然自得的生活。那段时间，欲把西湖比小众的陈老师，似乎沉溺在了新的恋情里，虽“用度不丰”，但仍在给好友苏曼殊的信中引用过唐代李商隐的诗句“新得佳人字莫愁”，可见心情不错。之后，足足有两年的时间，陈独秀居然没参加政治活动！他留给后人的，只有一堆上佳的诗篇。
在《感怀二十首》组诗里，第一首即下面这首爱之短笛：
委巷有佳人，颜色艳桃李。
珠翠不增妍，所佩兰与芷。
相遇非深恩，羞为发皓齿。
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
尽管陈氏传记均称“感怀”组诗如历来文人一样，是借写思念女人来表达对国运之忧患。但至少这一首，我没看出与爱国有什么关系，倒更像是远离了汹汹指责的情郎对爱人的缠绵赠句。
对陈独秀乃至所有的历史人物，肆意诋毁当然可恶，但着力拔高同样会让历史走形。
幸好，武昌首义一举成功！消沉于西子湖畔的小学老师陈仲甫如旱龙遇雨，如枯木逢春，如荒草点火，一下子振奋起来了！未久，他即接到了家乡旧友、出身官僚家庭的革命志士孙毓筠的邀请，携高君曼堂堂正正回到了安庆，因为他已经被中华民国安徽军政府的孙都督聘为了都督府秘书长！
身为皖省最有名的革命元勋，陈秘书长已经不屑于回家住了，他就在孝肃路后的宣家花园街与高君曼公开同居，谁也拿他没有办法了。
之后，与他共同创立了岳王会的柏文蔚同志接任皖省都督，陈独秀改任省府高级顾问。后因宋教仁被暗杀，孙中山酝酿武装反叛，被袁世凯闻知，遂将皖粤赣三省的国民党籍都督免职，柏文蔚也下岗了。孙氏领导的“二次革命”终于爆发。安徽的独立宣言即陈独秀起草的。那年头，地方政府的所谓“独立”，往往就是对中央政府的反叛。不幸的是，讨袁军很快就败于政府军的弹压之下，袁任命的新皖督上任后，陈独秀又只有亡命的份儿了。之前，叔父陈衍庶刚刚在生意场失利和陈独秀“胡闹”的双重打击下忧郁而殁，棺材还放在家中，正所谓尸骨未寒，抓捕陈独秀的大兵就冲进了陈家大洋房子。所幸他把家人都安排到了乡下躲避， 一家人才幸免于难。
咳！从清朝到民国，他总是被本省所不容的罪人。
他又一次跑到了上海。似乎心灰意冷了，整整一年，他闭门读书，靠给报章写文章维持生计，过得极苦。后来，他以“独秀山民”为笔名在章士钊办的《甲寅》上发表文章，说过沪上生活之惨状：
寒士卖文为生，已为天下至苦之境。
一年后，陈独秀又告别了高君曼与一双儿女，只身去了日本—老友章士钊招他了！他帮章士钊办起《甲寅》，并结识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更多的国之才俊。
这是他最后一次东瀛之行。民国初期，国内政坛风云变幻，这位激情万丈的思想家与革命家不再安心于躲在异国的榻榻米上，靠在别人主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来指导人民的思想，他要到争取民主的前线，办一份挽救中国人灵魂的刊物。
他的动机十分明确：
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
论写论编，陈独秀都无愧为国内一流人才；论思想之深刻，更是无人比拟。所以，壮志雄心的陈独秀回到上海，便借群益书社之壳，于当年的9月15日出版发行了划时代的《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里的二十七篇文章，他一个人就撰写了十三篇！后因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周报《上海青年》找上门来，称“贵刊”有混名之嫌，陈独秀遂自民国五年（1916年）9月1日推出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把刊名改为《新青年》。
众所周知，《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端。从此，陈独秀的一篇篇檄文成了唤醒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睡梦的晨钟，成了召集队伍向旧传统旧文化进攻的传令书。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精英的那一代人，哪个不曾被陈独秀的声音感动得热血沸腾并因此而投身于自己认定的政治目标？
但民国四年（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时的陈独秀也并非那么完美，至少他对自己两个儿子的冷漠即让人看得心寒。
或是为了不耽误儿子们的教育，或是受到元配高晓岚及家族的指责，他把延年与乔年接到了上海。然而，这位父亲对儿子用的竟是“磨难教育法”，不准小哥儿俩跟自己和高君曼住在一起！两个可怜的孩子，白天外出打零工，晚上便睡在汪孟邹开办的亚东图书馆的店堂地板上。姨妈兼后妈高君曼看得心疼，几次与陈独秀吵着要把孩子接回家，但陈却连说那是“姑息养奸，不可，不可”。高君曼又求助于同在上海的老乡潘赞化说情，陈却对潘说，老婆是“妇人之仁，徒贼子弟”！
长大成人后的延年与乔年都成了社会的叛逆，这与他们苦难的成长史不无关系。不幸的是，他们的生命都在不到三十岁时夭折—国民政府的法庭先后把他俩和许许多多风华正茂的共产党人送入了墓穴里。此后话也。
还有一人的命运也不妨在此说说，即那位对陈独秀帮助多多的汪孟邹先生。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芜湖创办科学图书社，到民国二年（1913年）在上海创办亚东图书馆，这位胡适的同乡老兄，终生未介入政治，只埋头做好书，是公认的中国优秀出版家，却因民国时期出版过《独秀文存》等陈氏遗作而在晚年横遭不幸—1952年，上海军管会以“出版托派书籍”为名取缔了亚东图书馆，收缴并销毁了全部陈氏及“托派”的书籍和版样。未久，汪老先生即忧郁而殁。
哦，上海，总也不能不提到的上海……
2000年1月7日，我在上海。
一场连绵的冬雨淋得人心情黯然。我曾沿上海南昌路自西向东找去，寻觅在中国革命史上大名鼎鼎的“老渔阳里二号”。
一峰独秀，万山景仰。陈独秀是民国初期中国知识界的精神圣哲，而《新青年》则成为所有进步青年心中的圣经。圣哲的故居，圣经的诞生地，能不拜谒吗？
史料称，这处房产属于柏文蔚。陈独秀与柏文蔚乃早年在安庆相知的同志，安徽公学里的同事，共同创建岳王会的战友。陈东渡日本后，武备学堂毕业的柏先生到南京新军成为掌握一营兵力的管带（营长）；民国成立后，柏回省做过一把手，陈是他的高等顾问；“二次革命”失败后，两人各自东西。此时，柏文蔚已在广东成为孙中山的重要助手，而陈在上海居无定所，所以，住在柏先生的空房子里，他心安理得。
这是我第一次在大上海走街串弄。上海人的某些性格，的确该归咎于一辈复一辈过于拥挤的生存空间：一条极破败的老弄堂，居然就是一个居委会；窄得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老人正哄着孙儿在陶然地看电视。然而，窘迫的上海人，尤其是陋室里长大的年轻女人，出淤泥而不染—虽住处陈旧，但衣着与精神头儿都十分光鲜，一汇入大街，即宛如大家闺秀春游探芳一般。
南昌路100弄内没有擎着花伞走出的光鲜小女子。冷雨把许多人堵在家中。无人可问，我只得自己凭感觉看门牌摸进去：1号？不对。2号？有点像。我收了伞，钻进了黑黝黝的窄小门洞内，喊了一声：有人在家吗？
旁边传出来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找哪位呀？—上海式的普通话。
我赶紧自报家门：我，外地的一个记者，来找当年的《新青年》编辑部。
眼前亮了，一个壮硕与朴实得不太像上海男人的中年人拉开了门，友好地微笑道：是的，就是这里，请进吧。
我找到了！我竟然一个人找到了陈独秀故居！
眼前这位房东大哥姓赵，五十三岁，这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是他在上海美术公司工作的妻子多年前分得的福利房。
一张旧沙发占了半壁江山，那边是一张窄窄的双人床，他的儿子正在卧床而眠，被我这不速之客扰起，只得披衣而出。床的上方，是一个用角钢搭起的吊铺。这难免使人想到了过去上海特有的亭子间。
当然，这不是亭子间，亭子间在楼上。房东大哥说：陈独秀原来住在楼上，亭子间就是他的客房，楼下的这间屋子，是陈独秀当年的会客室和中共中央办公室。说着，他把手指向了墙上。
墙上，嵌着一块白色大理石标志牌，牌上有一段涂着金粉的字：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工作部，领导当时党的日常工作。一九二一—二三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部在这里办公，毛泽东同志也曾一度在这里工作。
居然没一个字提到陈独秀！
当年的《新青年》和第一本中国共产党党刊《共产党》都是陈独秀在家编辑的。这么狭小的院落，如此局促的房间，哪里是编辑部？
我想上楼看看。
房东大哥点头：可以，楼上挤着三家人，不过，都不在家。
楼梯昏暗如旧社会，我只好借我的佳能EOS-5相机的闪光灯频频照耀着攀登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