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经斯基的多次造访，完善了陈独秀的建党思路。民国九年（1920年）8月某日，陈独秀与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戴季陶、陈公培在此宅宣告成立了一个全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陈被推举为书记。他们共同起草了党纲。稍后，邵力子、陈望道、赵世炎、李达、周佛海、李启汉、沈雁冰（后以笔名“茅盾”行世）等人陆续加入，俄共党员杨明斋也加入进来。当今世界第一大政党，就是这样在上海的陈独秀家中成立的。稍后几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在此宅内成立起来。
必须说明的是，无论CPC（“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简称）还是SY（“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简称），每次开会，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在场。
关于中共的建党日期和地点，早期中共要员张国焘和张申府都在回忆文章里写过。张国焘说，是年8月底，他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把与陈的谈话经过告诉了李大钊，“李先生略经考虑，即无保留地表示赞成”。张申府则写到那一年的9月中旬，他去上海接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3rd Earl Russell，英国学者，1920年—1921年来华任北大客座教授）的情景：
就住在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家里，这就是当时党部所在。从上海回京后，我把和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守常。
这比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共建党时间“1921年7月”早了差不多一周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陈独秀让张国焘与张崧年分别捎话给李大钊，嘱其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之后，两人又分别致函天津、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者，这才有了一年之后的中共“一大”在此宅附近的另一所石库门房子里的召开。
后来，随着陈独秀政治行情的暴跌，特别是共和国成立之后，人们耳熟能详的是：192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日，与会的湖南省代表毛泽东成了中共创始人，而之前一年陈独秀在上海成立的只是“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上海组”或“中共上海发起组”。如今，中共党史专家已经把中共“一大”的准确日期考察清楚了，即并非1921年7月1日，而是该年的7月23日至31日，但权威教科书还是没把中共到底是何年由何人创立的问题说清楚。显然，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日期说成建党日并不确切，恰如人们不能把1924年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认定为该党的成立日一样，因为国民党早在十二年前的1912年即已宣告成立。
因陈独秀而笼罩在中共党史上空的迷雾实在太浓！
民国九年（1920年）的陈独秀头上还没有迷雾，这位导师像阳光一样暖热了许多热血青年的心，他在此不断接见前来的求教者。这其中，就有在北京时见过的李守常手下的湘籍青年毛泽东。当得知毛润之氏欲回湖南兴办文化书店却阮囊羞涩后，陈独秀甚至亲自为其在亚东图书馆作保借给他三百大洋！后来，在大西北的窑洞里，毛泽东就曾感慨过：就是在上海与陈独秀的一次长谈之后，他才开始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是啊，对这些如饥似渴地期待以真理果腹的客人们来说，十五分钟的时间怎么能够？
建党之后的陈独秀，成了职业革命家，他的《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成了本党的机关刊。民国十一年（1922年）7月1日出版了第九卷第六号后，《新青年》休刊。次年在广州复刊时，主编已是瞿秋白，刊物内容也不再是为全社会所追捧的综合性杂志，而成为中共中央理论性刊物。陈独秀时代的《新青年》不复存在，但由此刊哺养大的一代“新青年”却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
《新青年》不朽！
2000年1月7日那天下午，我走出了这条藏着中共诞生地的毫不起眼的弄堂，但见大街上凄雨依然。
匆匆驶过的电车溅起肮脏的积水，竟让我想起久居上海滩的那位美国人鲍威尔描述过的20世纪20年代时的上海街景：
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都汇聚到中国，帮助推动革命，附带着享用第三国际从俄国农夫和全世界工人阶级那里收集来的可观资金。那些政治权术家，在他们的祖国行动时，只是步行和坐公共汽车，但来到中国后很快发现，崭新的美国汽车是他们在华活动不可缺少的工具，美国在上海的汽车代理商因此大赚了一票。美国共产党领袖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曾到上海一行，他对这种大肆挥霍的风气予以劝阻，在一次欢迎他的盛大宴会上，除了黑面包和白开水之外，他什么也没吃。他说，这都是俄国农民为了支持中国革命，忍饥挨饿积攒起来的钱，一分一厘来之不易。但是白劳德到达上海太迟了，一些俄国顾问专制、独裁的做法，已经招致许多国民党人的不满，双方关系日渐疏远。
我曾就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情形请教过白劳德，他愤慨地指责那些政治代理人：“他坐着轿车，到处兜风，出席宴会，而俄国和中国的农夫、工人却正在饿着肚子！”
想起这位大记者的描述，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是否出席了那个欢迎美国共产党领袖的宴会？他们是否会像那位白劳德先生一样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们感到愤懑？说到底，他们知道苏联政府为中国如此耗费，到底是为了什么吗？
被推上政党领袖位置的陈独秀，生活在怎样一个被异化了的空间里啊！
这个人不怕苦。前面说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日本，只要投入工作，这个人就“足不出户”、“头面不洗”，即使衣服上全是虱子、一天吃不上饱饭也毫不在意。
这个人不畏死。北洋政府时期，他在安徽当省府顾问，因下去鼓动军队反抗袁世凯派来的新都督而被对方抓获，拟就地枪决。他毫不在乎地告诉大兵：“要枪决，就快点罢！”南京政府时期，他最后一次被捕，在从上海押解至南京的夜行列车上，同案犯无不难以成寐，独他一人酣然大睡！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样的人何事不成？
这个人不图名。三十二岁那年都做到省府的秘书长了，也算副省级高干了，却自动请辞，甘作“讨袁”幕僚，失败后更跑到上海滩当起了以卖文为生的普通文人。
这个人不计利。叔父留给他一大笔家产，在北京时，叔父在京城开的古玩店的老板力邀“少东家”到店里看看，他却匪夷所思地回答：那不是我的店！竟一次也没过问，更没去过！在北大当中层干部，月薪三百元，也算收入颇丰一族，但为了理想，却宁愿“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陈独秀语），直至放弃公职。民国十四年（1925年）秋，一位英国左翼领袖来沪与陈独秀会晤，问他是否真的像中外所传的那样“家拥巨资”？他指着隔壁房间的党内外文件说：“吾之财产，全在乎此！”
既不索名，也不求利，这样的人能不超脱？
然而，陈独秀没有成功，也没有超脱，相反的，至死他都非常痛苦，都在不断地否定昨天，以致成了胡适所说的“终身的反对派”。
是的，他毕生都在执拗地追求真理，因而也就终身都在反对那些似是而非的伪真理。
这就是他的“怕”，这也就是他的“图”—怕用了人家的钱就无法按自己的思路去寻找真理，图中国共产党能独立自主地完成民族的解放事业。既有大怕，又有大图，他能不失败？
当局者迷。即使大智慧如陈独秀者，当时仍不能看透苏联人的心思，因为他不得不靠苏联人提供的资金来开展工作。
本来他坚决反对国共合作，更不支持什么“北伐”。事情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见：蒋介石借北伐残害了中共，并建成了国民党独裁政权。他也不同意让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更拒绝本党靠苏联人的经费生存。但是，因成了没有社会职业的地下工作者，因是靠共产国际的代表用重金把他从狱中“活动”出来的，因要服从“世界革命”大局的需要，他只得屈从，成为靠卢布润滑的一架高速旋转在中国政局上的机器。资料显示，整个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前期，在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撤至江西苏区前，绝大部分党的经费都是共产国际的特使们秘密带来的！
且听陈总书记在中共“三大”上的政治报告中说的这句话：
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
不妨再读一份中共中央1925年3月20日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
我们对共产国际有两个要求：一、尽量多派些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九二一年成立，专门训练亚洲革命干部─笔者注）学习的中国学生同志回国工作。二、为我们追加资助以下事宜的款项：
1.《向导》200元
2.小册子和传单200元
3.在地方巡视的中央视察代表（2人）240元
4.天津党组织150元
5.郑州党组织70元
6.安源党组织30元
7.长沙党组织30元
8.汉口党组织60元
9.上海党组织60元
10.山东党组织60元
11.河南宣传专员（2人）60元
12.（以下略）
共计1400元
把预算增加到这个数字是必要的，请核准。我们希望从4月起，连同以前批准的预算，你们每月按时给我们寄来共计3650元（中国元）。
再有，按以前批准的2250元预算，我们在1、2、3三个月应收到6750元，而你们给我们寄来3423美元，仅相当于5887中国元，因此还差863元。这个数字我们还要求补上。以后请给我们寄金卢布或有追加的美元。
中共中央总书记 陈独秀
真难为我们这位全国一流的政论家、北大的名教授、中共的总书记了！为了党的生存，竟然要像小会计一样与“掌柜的”锱铢必较！
马克思主义一条基本原理，叫“存在决定意识”。的确如此，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并由其提供资金的支持。
民国十六年（1927年）夏，陈独秀被迫辞去总书记一职。当时党内指责他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造成大革命失败，而原因竟是—因为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
真是天大的玩笑！事实已经证明：恰恰是因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得不执行“远方”的“英明领导”，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且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罪状”和七十年后人们才了解的事实真相——
传统的说法是：陈独秀主动放弃了中共对大革命的领导权—有指令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一批中共党员辞职的档案为凭；在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他反对陈延年（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周恩来（中共军委书记）、毛泽东（中共农委书记）对蒋介石进行反击的主张，反倒采取了“妥协政策”—有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为证；他反对军事北伐；他放弃统一战线，屡次提出让中共退出国民党；他批评疾风暴雨般的农民运动；甚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他还反对中共掌握武装—这一切，有太多的正统说法为凭。
因此，大革命失败了，党的一把手罪责难逃！
实际上，联共（布）中央压根儿没看上只有不足百名知识分子的中共，他们先去拉拢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吴佩孚，失败后又去联络占据华南一隅的孙中山，他们派给国民党的总顾问鲍罗廷比国民党人更不屑于与陈独秀等打交道。你要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他们就指令“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共产国际东方部政治书记瓦西里耶夫〔Vasilyev〕起草的“九二八”指示）；你想让更多的人进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他们就批评你要“吓跑中派和无谓地刺激右派”（鲍罗廷语）；你要愤然退出已经拿自己不当东西的国民党，他们的特使就专程从大老远的莫斯科赶至上海当面制止，后来干脆把共产国际远东局搬到了上海，以便当面管束你！你并不是没有提出反击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决定，更不可能不想拥有自己的武装，但苏共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一方面决议“关于红色部队的问题眼下仍不作决定”，一方面却决定给广州的国民党“配备带子弹的步枪九千支、机枪一百挺、手榴弹一万枚、一些掷弹炮、飞机六架和无烟火药等；给冯玉祥和岳维峻配备带子弹的步枪五万支？”，从政治到军备，你都一无所有，所以，你徒唤奈何！等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5月30日的“紧急指示”从鲍罗廷、罗易（Manabendra Nath Roy，印度人）等洋人那儿传达过来后，你还有能力去让农民“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吗？还来得及“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吗？还有权力“成立以著名国民党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叛乱的反动军官”吗？
所以，你，陈独秀，只能成为替罪羊，被罩上一顶昏天黑地的“右倾”大帽子，至今也不能摘除。
陈独秀离开了领导岗位，但苏联人仍不放心他留在中国，于是，就召他去莫斯科“从事理论研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和回国自由。但陈独秀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