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县交警队的白色宣传车停在广场边上。车门开着，后座上堆了些宣传交通法规的小册子，59 岁的游嘉良坐在车里，一身藏青色警服，系着领带，衬衣领子笔挺，肩上扛的是“两杠三”（一级警督这样的警衔在县城里算是到头了，县公安局局长也不过如此）。游嘉良把白色大檐帽摘下来放在腿上，戴了几年，可帽子的颜色他还是不大习惯。交警队里，他的警服也跟别人有小小的差别，别人臂章上绣的是“公安”，而他的是“司法”。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一直是监狱的管教干部，担任过教育科科长以及好几个大队的大队长。不过，五年前，他所在的监狱在布局调整中被撤掉了，三千多犯人被分送到省内的其他监狱，干警们也都分流走了。他没去找新单位，还有几年就退休了，就领退休金了，何必呢？作为监狱的“留岗休息”人员，他拿着监狱发的工资，还可以帮交警队搞搞宣传，“打打零工”，只是每隔一段时间，他要回到那个已经荒废的监狱去值班。监房还在，尽管已经破败不堪，但毕竟还是国有资产，他们这些“留岗休息”人员要轮流去看看。
046 · 别处生活
每当坐上重返监狱的中巴车，望着车窗外那熟悉的山坳，过去的日子，便又回来了。
一
四十一年前，游嘉良的梦想是报考清华大学的物理系。不过，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他的大学梦毁于那场跟文化有关的运动。1970年，在晃荡了四年之后，这个1966年高中毕业的“老三届”从县城下到乡里当了一名物理老师。他课教得好，学生喜欢，老师们也认可，可却始终不快乐。在那个乡中学，有人提才能上调工资的考核榜。他不是本乡人，没人提。所以，每逢调工资，他便会心寒。1984年，他终于离开了站了十四年的讲台，换了工作。新单位便是那所监狱，一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犯人主要的劳动是日复一日地在山洞里挖硫黄，山坡上的那些绿色早被硫黄熏得没了踪影，吸入鼻腔的永远是那呛人的臭鸡蛋味。当地人告诉他，这地方也叫硫黄矿。可游嘉良喜欢这地方。这里的一切是那样不同，什么样的事情也都有可能发生。和一成不变、充满排外思想的乡中学相比，这个劳改局直管的省级单位似乎更具包容性，干部和犯人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没人再将他视为外乡人。他先是在子弟学校当老师，然后很快成为了大队里的管教干部。他穿上了警服，别上了手枪，那都是他一直梦想的。那身“行头”让他精神抖擞。他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跟犯人接触时的情形。他要向入监队的犯人作报告。那都是些刚从看守所转过来的新犯人。他要对他们说什么呢？尽管他已经当了十四年的老师，可在监狱里，他也是个新人。他有些紧张，生怕自己说不好。监狱长对他说：你就把他们当成你的学生好了，犯人也是人，只不过是一些犯了错的人，跟犯了错的学生一样。
他昂首挺胸地穿过那些新犯人的队伍，给犯人们作报告。
他作了充分的准备。他对他们说：
“我不能说欢迎大家，毕竟没人愿意到监狱里来，到这里，你们首先要明白监狱是什么？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监狱的任务主要是正确执行刑罚，但帮助你们改过自新才是监狱存在的最终目的。你们要正确认识自己的改造环境，不要对监狱有恐怖感。你们往往是因为自身存在着各种无法克服的弱点，在邪恶的欲望前没有把握好自己，才触犯了法律。你们不要自卑，进来一次也好，长长教训，一辈子受用……”
报告结束时，他听到了热烈的掌声。
他心情不错，因为再也不用为课堂纪律而操心。犯人的眼神也没有他之前所想象的那样凶神恶煞，恰恰相反，在之后的接触中，他发现犯人总会在他面前表现得很老实，并不失时机地呈现自己悔改的诚意。他们都希望评上“劳改积极分子”，争取各项加分，努力减刑。没人愿意在这“四面墙”里多待一天。
二
这既是一个严肃的专政机关，也是一个效益不错的国有企业。
计划经济的年代，硫黄生产出来是不用愁卖的。监狱那时候是全县的税收大户，内部有的是钱，什么都周转得开。犯人们永远都有新囚服和新鞋穿，精神面貌好，劳动积极性也高。监区有好几个大队，每个大队分工不同：一大队负责修房；二大队负责发电；三大队负责养猪；四大队负责种蔬菜水果；五大队负责挖矿……每个月生产出来的肉、蔬菜、水果吃都吃不完。犯人们除了劳动改造，还要在育新学校里学习，参加扫盲班、技工班，学识字，学木工、泥瓦工、煅工……教室是崭新的，课桌也是崭新的，比周围的乡镇学校条件不知好多少倍。监狱有时还会请文化教员来教乐器，让他们陶冶情操。附近农民没见过小提琴和萨克斯，他们会指着那些形状各异的黑皮箱好奇地问游嘉良：“游大队，这是什么新式武器？”
监狱还会请县上的人来放电影。电影一般放两场，头天干部看，第二天犯人看，在操场上放。“首映”的时候，干部家属们会提前把自家小板凳搬去围成半圆占位置，如果是冬天，孩子们还会带个小火炉来，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着边烤火，边看电影。那时候演的是《地道战》、《南征北战》、《小兵张嘎》……不过，在游嘉良的记忆里，《少林寺》才是最轰动的，放映时，整个监狱像过节一样。
那时候，干部们总有机会喝点小酒，打点小麻将，或是到周末舞会上跳跳舞。生活虽然比不上现在的多姿多彩，却也让当地人无比羡慕，因为附近农民当时还在住土屋，点煤油灯。
在这个不毛之地，如果有人打听硫黄矿怎么走，别人会告诉他，顺着这条路走，突然看到一个灯火通明的热闹地方，那就到了。尽管空气中永远弥漫着臭鸡蛋味，尽管山坡上常年寸草不生，尽管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可还是有很多人想到这里工作。一些附近的农民问：“同志，我可不可以进来劳改？”
三
硫黄矿里自然是要采硫黄的。
游嘉良当过采矿队的大队长，那时候，每天七点半，他都会准时站在操场上给那些下井的犯人点名，安排他们当日的工作。工作量是自上而下定的，劳改局下达一个总任务，监狱再分到各大队，大队再分到中队，中队分段，段再分小组，最后制成生产报表，考核完成。
任务不是他定的。有时候，碰到任务量突然加大，他就会对他们说：“这个工作量对大家是一个新挑战，你们有没有信心接受？”
“有！”犯人们总会声音洪亮地回答。他知道对于犯人来说，有没有信心，他们都得接受，自己多问一句，只是给他们一些鼓励而已。
通常这种时候，他还会换上工作服，戴上装着矿灯的安全帽，勒上口罩，顺着那条斜斜的巷道下井视察工作。他并不害怕。尽管“瓦斯爆炸”、“偏崩（从旁边垮）”、“冒顶（从上面塌方）”等一系列事故名称经常被人们提起，但他自己还是有必要下去。下井视察能调动犯人的劳动积极性，从而更好地完成生产任务，他相信这一点。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抓那些牢头狱霸的现形。逼迫其他犯人为自己劳动的现象不允许存在，可还是存在，即使劳动力不够，他也要把这些“抗改分子”送去严管队，因为他们不但不劳动，还会影响其他犯人的劳动情绪。在严管队里，这些“老大们”将喝不到热水，吃不到热菜，只有定量的干馒头。什么时候出严管队要看表现，少则三五日，多则几个月。
井下的硫黄味最呛人，很多犯人都觉得分到这个队最倒霉。他就挨个找他们谈心，消除他们下井的恐惧思想，请人给他们传授专业知识。后来，恰恰是那些当初下井队的犯人出狱后最厉害，他们熟悉井下构造、矿石分析，精通各种井下设备的使用和修理，很快就当上了小煤矿的老板，发了财。
电视里偶尔会有关于监狱的节目播出。似乎在所有的监狱里，犯人床上的被子都叠成了豆腐块，脸盆拖鞋刷牙缸子排成了一条线……犯人们个个懂礼貌，人人爱学习，干部一进门，都会全体起立喊：干部好！
他的监狱也能看到这些，不过只有模范大队才有。记者来采访，编剧、演员来体验生活，上级领导、人大代表来视察工作，都会被带去那里。那里的犯人一言一行都被专门要求过。而其他监房则更像工人宿舍。大多数时候，犯人劳动回来都是该放衣服放衣服，该洗脸洗脸，然后倒在床上休息。每天的劳动都是满满的，豆腐块似的被子也没时间去叠，因为硫黄矿的犯人要三班倒。
四
逢年过节的时候工作最紧张，因为犯人开始思乡了。他得轮番找他们谈心，交流思想。他得组织开“节前教育会”，进行安全大检查，安排亲属接见，安排他们打“亲情电话”。
接见的时候从来都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九点一过，他就用大喇叭叫那些来了亲人的犯人的名字，让他们出来排队。接见室并没有电视里出现的那样先进，只有铁栅栏和板凳，没有隔音玻璃和电话。犯人们总是各怀心事地等待着点名，然后接见，最后表情各异地出来。家人从不来探望的“遗弃犯”总会在这天脸上写满失落和悲伤。他们会眼泪汪汪地对他说：“我妈不要我了”，“我老婆跟我离婚了”，“我儿子不认我了”……
电话的免提键是要按下的，他的任务是盯着自己的手表，告诉他们：“抓紧说，每人只有一分钟。”犯人们有抓起电话想不起家里号码的，有占线的，有没人接的，有打错的，有被家人挂断电话的；通上了话，有哭的，有笑的，有发呆的……
除夕鞭炮响的时候，犯人最激动。他们会把玻璃瓶、罐头盖、汤匙等一切能弄出响声的物件往窗外扔。他们会狂喊“过年喽”，如果值班管教朝他们吼几句，他们会用更高的叫声压过去。大墙瞭望哨的探照灯总是狂扫个不停。
又是新的一年。
五
有时候，游嘉良觉得，手下的一些干警比犯人更难管理。他们总是抱怨“犯人是有期徒刑，管教干部是无期徒刑”。他觉得这都是些牢骚话，他不喜欢听。当他听到他们抱怨“这鬼地方，不是人待的”的时候，他就会问：“不是人待的，我在这里待了二十多年，难道我不是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