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大头目受中国朝廷陛赏，若宝船到彼，全凭二人主为买卖。王差头目井哲地未讷几计书算于官府。牙人来会，领船大人议择某日打价。至日，先将带去锦绮等物，逐一议价已定，随写合同价数，彼此收执。其头目哲地即与内官大人众手相拿，其牙人则言某月某日于众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然后哲地富户才将宝石、珍珠、珊瑚等物来看议价。非一日能定：快则一月，缓则二三月。若价钱教议已定，如买一主珍珠等物，该价若干，是原经手头目未讷几计算，该还纻丝等物若干，照原打手之货交还，毫厘无改。”
正因为郑和之行的贸易性质如此明显，当时的人都以为郑和就是去贸易的，以致有政治觉悟比较高的人提醒大家不要忘了讲政治：
“然则（郑）和岂贸易珍宝之使哉？除异域之患，为天子光，和亦贤矣！”（《典录·三佛齐国》）
如果说郑和之行乃是国营贸易的话，私营的又如何呢？事实是，明廷一开始对海外贸易并不完全禁止。朱元璋还在当吴王时，就已设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土贸易”。后来倭寇来犯，为了杜绝对倭寇的接济，才下了“不许片板下海”的海禁禁令，并取消市舶司。永乐元年，倭患平息，又在福建、广东和浙江设市舶司，令士民通番如故，这一次，一直到了嘉靖年间，倭寇猖獗，才又罢置福建、浙江的市舶司，但广东市舶司仍保留。而到了隆庆改元，倭患稍平，就完全取消了海禁，准许人民航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
明初的对外贸易还可说是朝贡的附属物，但是在正德之后，就有了越来越多的纯粹的商业交易，其繁荣程度已不下于宋元，海禁法令早已成一纸空文，相应的商务政策也跟上了，所以《明史·食货志》说：“关市之征，宋元颇烦琐，明初务简约，其后增殖渐多。”朝廷从对外贸易中得不到什么好处，但地方政府却可以从中抽分收税。收税是既收商税又收牙税，蕃货由牙行报官后，官方又来一次抽分，按例是十分取一。如果有上好的货色，则官方先买了下来，美其名曰“博爱”。隆庆以后因为蕃商报货不实，干脆改用“丈抽”，测量商船的长短，根据其尺寸收取银两。当时两广、闽、浙一带的军政费用，很大一部分竟要仰仗这些税收，以致嘉靖之时广东市舶司一度被罢，当时的巡抚就急忙上疏力陈开市的好处，请求重开，否则就会“军国无所资，且失远人心”（《殊域周咨录》卷九），可见当时海外贸易对政府财政之重要了。当地平民百姓，同样从中得到了好处，发家致富了：“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奈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同上书）漳州府的月港，因为海道便利，成为走私贸易的中心，异常繁荣，成化、弘治之时被称为“小苏杭”，嘉靖之时在地方官的建议下，终于把它升级为县，也就是海澄县（见《漳州府志》、《海澄县志》），成了福建人民往吕宋诸岛做买卖的据点。
福建商人往贩吕宋，在成化之时已属常事。他们主要是跟从南美来的西班牙人做生意。中国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特别是丝货，源源不断地涌入吕宋。当时开抵马尼拉港的船舶，除了每年有两三艘墨西哥来的大帆船以外，都被中国的商船占据了。这些福建商人不需要从西班牙人手里购买任何东西，他们只要白银。前往吕宋的福建商船，满载白银而归，不输入任何货物，以致大明政府专门对输入白银征收进口税，名曰“加增饷”，一船收银一百五十两，光这一项，政府每年就有一两万两的收入。每年西班牙人从南美运到吕宋的白银大约有两三百万比索（一比索约等于银七钱二分），又几乎全部都转输入了中国。西班牙政府对这种贸易逆差忧心忡忡，硬性规定每年从南美运往吕宋的白银不能超过五十万比索，但是这项法令并没有得到执行。大量输入的白银甚至改变了中国的货币制度。明朝本来是以铜钱为货币（以及几同废纸的宝钞），在闽广一带却只用银不用钱了，其他地区则银、钱混使，中国的货币制度实际上已由钱本位变成了银本位。
当时（1630年）在吕宋传教的一位西班牙教士，在目睹了这繁华的一幕之后，如此感叹道：
“在这个异常庞大的国家（中国）中，任何生活所需的物产都非常丰富，……那里的大小不同的船只，几乎数不清那么多，每年都装运各种食物和商品，驶往邻近各国交易。其中光是驶往马尼拉的，每年经常有四十艘，或四十艘以上。……这些商船又往暹罗、柬埔寨……等国贸易。……它们把世界上所有的银子都运回去，……因此，中国可说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我们甚至可以称它为全世界的宝藏，因为银子流到那里以后便不再流出，有如永久被监禁在牢狱中那样。”（转引自全汉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二卷第一期，香港九龙，1969年7月）
而三百多年后，我们的“精英”看到的却只是“一片寂寞”！
1996年9月
长城随想
1990年4月5日，清明节，我在北京作毕业论文。这一天北京各大学放假，郊游疏散。中国科大研究生院便组织大家去游刚刚修好的慕田峪长城。我当时正好在那里写本科论文，就跟着去了。
我便在这一天，在无数中国人“欲断魂”的日子，第一次看到了我们中华民族举世闻名的象征。看着那蜿蜒起伏在山巅上延伸至无穷无尽的远方的褐色城墙，想到的是我们祖先的图腾——龙。我本来对这个拼凑出来的凶猛的怪兽毫无好感，那一刻，面对着这悲壮地挣扎着的身躯，却被感动了。脚下的砖块是崭新的，这是现代长城，不是我朝思暮想的明长城。我在城墙上向西往前走，钻过了铁丝网，是一片残砖断垣，这才是真正的未加修饰的明长城。这时候已经无法走了，而必须手足并用往上爬，爬到了最高峰，放眼望着塞外，想起了《明史》上的那段话：
“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二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
说起长城，大家马上想到的是秦始皇。但是秦长城虽说是遗址犹存，真的让你去看那些遗址，不说你很难想象那是长城。我们今天的所谓长城，都是明人修的。清时塞外归附，没有必要修长城，就让明长城历经几百年风风雨雨，破破烂烂地以原貌保留到了今天。
明人也并非一开始就想到修长城。在洪武、永乐、宣德的时候，大明国力强盛，在与北元的作战中处于绝对优势，采取的是扩张的姿势，不会想到去修长城把自己围起来。徐达、邓愈他们，只是加固一下边塞各城的城墙而已。
到了英宗正统元年（1436），明朝的国势开始衰落，才有一个叫朱纯的给事中上疏请修塞垣。土木堡之变之后，大明与北元的对抗从攻势转为守势，修长城——明人称之为边墙，才变得十分迫切。但是边墙的真正开始修筑，却一直拖到了孝宗成化九年（1473），由延绥巡抚余子俊开始，在西部共筑了一千七百七十里。
这时候，辽东的局势也变得危急了。成化十三年（1477），开始在辽东增修墙堡。弘治六年（1493），御史李善请筑辽东边墙，从山海关一直筑到了鸭绿江，虽然工程简陋，不可与山海关内相比，但是在明人的眼中，那的的确确是边墙，也就是我们今天之所谓长城。这样，“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就有了绵绵不绝的屏障！
说起长城，不能不提到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戚继光。他在清除了倭患之后，又带着三千英勇善战的浙江兵，北上当蓟辽都督同知，为国家守边了。他的主要功绩，就是在其治内大修特修边墙。我在慕田峪看到的那段长城，大概就是当年戚继光监修的。起初，戚继光管的是蓟州。俺答汗入贡之后，蓟门安然无恙了，而辽东边患又起。图们汗率辽东土蛮袭击锦州、义州、沈阳等地，屡败明军，甚至一直打到了山海关。已升为左都督的戚继光这时候就屡屡到辽东作战，与李成梁（朝鲜族）配合，击退了蒙古兵的一次次进攻。辽东那些简陋的长城，在这些战斗中自然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什么要大修特修长城？这个问题恐怕就跟问当时的城市为什么要修城墙，大户为什么要修院墙一样的简单。而长城真的有用吗？自以为高明的今人也许要嘲笑长城不过是座废物，何尝抵挡得住外族的入侵。就连鲁迅也这么说：“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但最后的抵挡不住并不等于在此前长城就毫无用处，至少使得敌人的入侵会困难得多，就像大户的院墙抵挡不了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却可以令一般的小偷望而却步。明人对长城的重要性的体会，一定要比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今人深刻得多。就说明末吧，清兵虽然三次入寇打到北京城下，每回却都要绕着长城兜一大圈寻找薄弱环节，到真的打入内地，早已人困马乏，不敢久留，抢掠一番就又退了回去。直到吴三桂打开了山海关的大门，长城才真正成为了废物。至今还有人对吴三桂咬牙切齿骂之为大汉奸，正可以说明长城在防守中的重要性。
然而在当时，当我站在明长城的顶端，却并没有心思去想长城的这些是是非非。我想到的是死于长城下的亿万冤魂：
古长城
曾经有过那样的时候
招魂的骷髅旗痉挛地升起
这一具用泪痕血迹涂抹的木乃伊啊
据说因此将要复活
那些殉葬的人们
垂死的呻吟也成罪恶的谎言
只有祭神的欢歌和暴君的虐笑
忽远忽近绵绵不绝
绵绵不绝的围墙
挡不住还是绵绵不绝的风
再也没有塞外风光
大纛无存旗杆依旧在
炮筒死死盯着的
早已是汉家的天空
只有山峰依然如利刃
曾被割破的天空啊
宁静如六月的一个夜晚
纷纷扬扬地撒落是一地的断砖碎瓦
究竟要捡起哪一块
才算是我们的天
清明时节
秦时的太阳灿烂然而贫血
桃花在坚硬的尸骸上开放
冤魂们或新或久一起歌唱
1995年10月24日
国子的监狱
我国古代的最高学府称为国学，有太学和国子学两种。太学的历史相当悠久，至少可以上溯到西周，至东汉达到了极盛，汉质帝时太学生竟多达三万人，成为与宦官集团相抗衡的主要力量。晋武帝时又另设国子学。国子是指“公卿大夫之子弟”（《周礼》郑玄注），表明其教育对象乃是贵族子弟，与更具平民色彩的太学并立。隋炀帝时始称国子监。
到了明朝，只设国子监，不设太学，因此国子监同时接收由皇帝指派的贵族子弟和由地方官保送的平民子弟，分别称为官生和民生。就像“国子监”这个名称所表明的，当初立学的用意主要是为了训练贵族子弟，在一百五十名定额中，官生占了一百名。以后国子监的规模越来越大，民生数目越来越多，官生反而越来越少，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八千一百二十四名学生中，官生只有四名，国子监已成为培养民生当官的学校了。
国子监的教育方针，是“奉监规而训课之，造以明体达用之学。以孝弟礼义忠信廉耻为之本，以六经诸史为之业。务其各以敦伦善行，敬业乐群，以修举古乐正成均之师道”。说得很动听，其实一言以蔽之：做官。在明初，国子监学生（监生）的官运确实非常好。朱元璋是白手起家的，改朝换代之后从朝廷到地方各级机构需要大量的新官僚去填充。明初又屡兴大狱，胡案、蓝案、空印案、郭桓案，把大大小小的官员杀得一干二净，靠三年一次的科举是远远不够供应的，监生们也就大走官运。光是洪武十九年（1386）这一年，竟有千余名监生走马上任，去填补因为郭桓案杀掉数万人之后遗留下来的空缺，甚至一出校门就当上了从二品的布政使（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