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没有物理学和地震学知识，也没有做模拟实验的条件，甚至连实验思想都不会有（标志着现代科学的诞生的实验思想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他制造出了管用的地动仪？非要根据现代科学知识和实验条件替他复原出一个管用的地动仪不可？也许以后通过反复摸索、实验能够制作出一个管用的地动仪模型，也不能证明张衡的地动仪就管用。就像复原者为了说明地动仪管用，牵强附会地挖掘出了一次“陇西地震”，他们对地动仪的复原，也是根据物理学、地震学知识和近代地震仪器，经过反复实验，先入为主地曲解历史记载，却又反过来要说明地动仪与近代地震仪器有继承关系，“张衡的科学思想和成功实践曾经在十九世纪末现代地震学起步阶段发挥过重要的思想启迪作用”。中国古人曾经有过许多伟大的发明创造，即使地动仪的作用无法证实或被否定，也不能抹杀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所以地动仪是否管用，与中国古代文明是否灿烂无关，而与历史记载是否可信、学术研究是否严谨有关。
2010年12月13日
“神医”华佗的手术神话
近日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群在央视百家论坛节目讲“神医华佗”，称其“料病如神，预知生死；治疗神奇，手到病除；外科神奇，开刀剖腹；医学流派，器重神奇”，所以世界华人总爱拿华佗作为神医代称。他主要依据的是《三国志》和《后汉书》所谓“正史”的记载，认为“这些传说都应当符合史实，并非是虚构和神化”。
但是，王教授的前辈、真正的国学大师陈寅恪早在1930年写过一篇论文《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考证出华佗故事就是个神话故事，故事原型来自印度佛教传说。陈寅恪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华佗这个奇怪的名字其实源自印度药神阿伽佗（“华”、“伽”的古音相同）。二、华佗的神奇医术与后汉安世高翻译的《来女耆域因缘经》所载神医耆域的神奇医术雷同，明显是抄袭来的，“为外来神话，附益于本国之史实也”。
其实，即使没有国学大师的考证，仅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华佗的事迹也完全不可信。正史所载的华佗神奇医术，大抵荒诞不经，稍有科学头脑者即不会信以为真，在今天已很少还有人把它们当史实介绍。只有华佗用“麻沸散”为病人做开腹手术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甚至被写入中国科学史、医学史。
这项据称早于西方一千多年的创举，《三国志》和《后汉书》所载大同小异，《后汉书》的说法是（据王教授的翻译）：华佗对需要开刀的病人，先让他用酒服用“麻沸散”，喝过“麻沸散”的病人像喝醉了酒一样失去了知觉，再为病人剖开腹部，取出结积物。如果病在肠胃，华佗能开刀取出肠子，剪掉有病的肠子，洗涤干净后，再缝合好，敷上药膏，四五天就会愈合，一个月就能长好。因为不疼，病人也没有什么感觉，一个月之内，病人就恢复了健康。
陈寅恪已指出，这个破腹断肠的记载也为抄袭印度神话之作。即使是中国原创，其真实性也令人起疑。那个神奇的麻醉药“麻沸散”只有一个名称，没有具体成分。后人推测说其主要成分可能是曼陀罗花。“曼陀罗”是梵语，印度古籍有用曼陀罗花当麻醉剂的记载，华佗故事在这里再次与印度发生了关系。中国古籍则迟至宋代才有用曼陀罗花做麻醉剂的记载。后来中医也用它当止痛剂做一些小手术，如李时珍《本草纲目》载：“割疮灸火，先宜服此，则不觉苦也。”
曼陀罗花起麻醉作用的主要成分是东莨菪碱，但是麻醉深度不够，镇痛不强，肌松作用不完全，并不适合于做开腹手术。“文革”期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根据“麻沸散”的成分主要是曼陀罗花（又称洋金花）的推测，为发扬“中药麻醉”，我国许多医院尝试静脉注射洋金花总碱或东莨菪碱进行全身麻醉，同时还要结合氯丙嗪、哌替啶等现代麻醉药才能做手术，最终也由于效果不佳放弃了。如果是单独口服曼陀罗花，当然效果更差。很显然，口服曼陀罗花只能够用于“割疮灸火”之类的小手术，是不可能用于开腹手术的。事实上，全身麻醉手术都必须用吸入或静脉注射麻醉药，不能口服。
“麻沸散”当然也可能不是曼陀罗花。也许华佗发现了今天众多科研人员用科学方法也没能发现的一种神奇的口服麻醉药。这就能保证其开腹手术能够成功吗？不能。成功的麻醉只是成功完成开腹手术的一个重要条件，却不是唯一的条件。做手术的医生需要有系统的解剖学知识，对腹部结构、脏器解剖有精细的了解，对疾病有准确的诊断，还要知道如何消毒防止伤口感染，如何在手术中止血。这都是华佗的时代所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即使华佗真能成功地实施麻醉，也不等于他就能成功地动手术。在缺乏系统的解剖学知识的指导，连消毒、止血都不具备的条件下，实施破腹切肠手术，病人必死，何况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病是可以通过切开肠子进行清洗来治的。
华佗庙有一副对联云：“未劈曹颅千古恨，曾医关臂一军惊。”说的是华佗两项尽人皆知“外科事迹”：为关羽刮骨疗毒，向曹操建议用利斧砍开脑袋治疗头风病而惹下杀身之祸。这本是《三国演义》的小说家言，连“正史”都不载，却也被当成了华佗的主要事迹。如果华佗真的是因为想开曹操的头颅而被杀，倒是咎由自取。且不说开颅术治不了头风，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接受开颅术无异于自杀。
传统医学往往以标榜名医、神医的神奇医术来抬高身价，说得越神奇越能把人镇住，一般人也宁信其有。现代医学则相反，对传闻、轶事都宁信其无，越是神奇的说法越不能相信。这种怀疑精神乃是科学精神的一部分。不仅科学家、医生要有科学精神，历史学家也应该有科学精神，切不可盲目相信“正史”的记载，对那些违背常识和科学知识的记载更不能相信。有没有科学精神，也是国学大师与庸俗历史学家的区别所在。
2008年5月11日
酒色圣贤
话说曹操有一日大宴宾客，喝得烂醉之时忽然眉头一皱，愁上心来：这一杯酒喝下去要喝掉多少粮食？这一场大宴喝完了要喝掉多少粮食？要是全国人民都这么喝又要喝掉多少粮食？现在我们国家还很困难，广大人民群众还在贫困线上挣扎，这么喝下去，可是要亡国的。于是下了一道禁酒令。这是不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禁酒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最后一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也学着禁过十几年的酒，黑帮和警察为此兵戎相见大动干戈，为后来的好莱坞提供了许多素材。中国的老百姓另有一套对付办法。主上不让喝，咱关起门来偷偷地喝就是了。防备隔墙有耳，酒不能再叫酒了，得改个名称，管白酒叫贤人，清酒叫圣人：
您来点贤人？
不不，还是要圣人吧。
都说中国人热衷于泛道德，这一泛就泛到了酒桌上。“座对贤人酒，门听长者车”，要是不知道这道德是怎么泛上了酒桌的，这一联杜诗之妙就难以领会了。但太白却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如此说来，以圣贤名酒，还是抬举了圣贤了。
要是觉得关起门来喝酒不痛快，偷渡到国外去又如何呢？当时外国也在禁酒，而且更加厉害。比如说蜀汉，竟禁到不仅不能有酒，连酒具都不能有——你要不是想喝酒，留着酒具干什么？所以得请你到衙门里去说清楚。就有大臣向先主进言：应该把全国的男人都关起来。为什么呢？他们都随身带着淫具呀。自古酒色一家，也怪不得此公从酒具联想到了淫具。孔融也对曹操说，既然因为酒可以亡国而禁酒，历史上也有因女人而亡国的，何不禁婚姻？像这种只会说风凉话的臭老九，也只能咔嚓了结。
曹操自己禁了酒，以他一贯以身作则的作风，大概自己也不能去要杜康了。何以解忧？还有娇娘。找一群十七八岁的女文工团到床上表演“主公挥手我前进”，那是敌人的造谣中伤，信不得的。百万雄师过大江，是为了去抢别人的老婆，而且一要就是两个，倒是有专门为此而建的铜雀台为证。别人的老婆没抢来，铜雀台也不能空着，临死前还得为如何打发台里的众美人大伤脑筋，一条一条交代得清清楚楚才瞑目，据说因此“贻尘谤于后王”，那是后来文人的无知之见。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可见好色也不是什么坏事，只要能做到好德如好色，就可算是圣人了。子见南子，完事后赌咒发誓一番，也一样是圣人。反过来，也可以追求好色如好德，把道德再从桌上泛到了床上。比如“后王”李后主，就把与大小老婆的寻欢作乐称做“敦伦”，好像只是身不由己地在履行一项伦理仪式，何等的神圣。但是比起崇拜“道德经”的道士，却又是等而下之了。在道士们看来，房中采战，不是行淫，乃是行道，更是“积功累仁”的功课，丝毫马虎不得，放纵不得。“凡采药之时，即有灵官执鞭，鉴察护持。如一心行道，便能得药成仙，若淫念一起，便为地狱种子，立堕三途恶趣，灭迹分形，可不慎欤！”居然还有专门的神仙如窥视狂一般监视着你在床上的表演，一举一动一思一想都看得清清楚楚，一念之差，下场便有天壤之别。道德这一泛，又从床上泛到了天上地下了。
1997年6月
吃人的文化
中文网上谈吃，越吃越起劲，从吃蕹菜吃到了人肉，有人贴了篇周作人的吃人文章给大家作指导，却要贴上“儿童不宜”的标签，好像怕儿童知道人肉能吃似的。
我们这个民族号称是吃的民族，四条腿的板凳大概是不吃的，但两条腿的人却不妨不时吃吃，吃人的历史源远流长，吃人的艺术博大精深。小孩子们自小耳濡目染，哪个不知道人肉能吃，该吃，而且好吃？“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是在吃人吧？而且吃得何等崇高，何等心旷神怡！而那是小学生也背得滚瓜烂熟的。当年四五岁的周海婴问鲁迅人肉能不能吃，鲁迅就不是说“儿童不宜”，而是坦然相告：“能吃，可能很好吃，不过最好别吃。”
最好别吃，一有天灾人祸还是吃的。别的民族，一遇饥荒，大抵是牺牲老人，尽力保护儿童。相沿成习，有像日本电影《山节考》所说的那样，老人到一定年龄就到山上饿死；也有像爱斯基摩的某些部落，孙子一出世，祖父母便离家自杀，全都是为了省下粮食来给最小的一代。而我们这个民族，遇到大饥荒，饥饿的眼睛盯着的却是无助的子女。不忍心吃吧，便发明了“易子而食”这样的妙计。翻翻《资治通鉴》，过几页就来一次某地“大饥”，“析骨为炊，易子而食”，长年累月，还不吃出经验，吃出艺术来？
唐末黄巢打入长安，困守之时米比金贵，他的部下——起义军们——便到长安城外抓人来吃，美其名曰“抓两脚羊”。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吃人运动大概发生在明末，夸张点说是几乎无人不吃人。那可是千年不遇的全国性的大饥荒，能吃的都吃光了，只剩下了人还可一吃，于是便有了公开的人肉市场——不是卖人肉，而是活生生的人，称之为“菜人”。你看中了哪个菜人，交点钱，便领着回家，洗刷一番便像杀猪一样杀了吃了。杀猪还要五花大绑，杀起来还要嗷嗷大叫，而杀起菜人来却要省事多了，反正菜人们已知道自己是要被吃的，也应该被吃的，反抗无用也不道德，不如视死如归、引颈就戮。所谓的菜人，我想无非也是谁家的孩子，细皮嫩肉的小姑娘大概可以卖个好价钱吧。拿了买主的钱的父母，无非也是去买别人家的菜人充饥，所以这也是“易子而食”，只不过已不是物物交换，而是有了货币流通了，社会毕竟进步了。
然而这还没完，一直吃到了近、现代。由于饥荒、战争或者仇恨，以后有了机会，还是会有人要吃人的，我想。
1995年2月13日
春秋笔法
中国向来极其重视历史，其重视程度无任何其他国度可比；中国的史料也非常丰富，其丰富程度也是无与伦比。但中国史家的治史态度却谈不上严谨，以现代史学标准来衡量，至少有两个缺陷，第一是人神不分，神话、鬼话、历史混杂，上古史是如此，中古、近古也同样如此，堂堂二十四史，也充斥了妖魔鬼怪。朱元璋出生的时候，据《明史》说，红光满室，邻居以为失火了，跑来救火，整个一神话。第二是有太多的忌讳，玩春秋笔法，公然标榜为尊者讳，为仁者讳，若到了极端，便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客观的历史。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历史向来不被认为是独立的学科，不过是附属于政治或思想（道也），是为了史以载道。而始作俑者，就是那部被称为第一部编年史的《春秋》。以史学的角度看，一部《春秋》，简直不成样子，公然撒谎还自以为高明。最明显的，莫过于明明是赵穿弑君，却偏偏要说赵盾弑君，赵穿则连提也不提，放过了元凶，却非要让一个连帮凶也算不上，至多是姑息养奸的人来顶罪，历史有这样荒唐的写法吗？然而《春秋》却被尊为史书的典范，流毒数千年，在欧阳修编《新五代史》时，还把他发扬光大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