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我的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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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文史杂议(6)

但是,从考试的功用来看,让考生得以自由发挥的考试却是一种失败,一些中学老师批评今年的高考作文出题“不规范”,也有其道理。现代化的教育不应该压抑学生的个性,但是,公正的考试却又不能不压抑考生的个性,这就是为什么具有最自由的教育制度的发达国家却又普遍采用最无个性的规范化、标准化考试。语文教育的目的是传授语文的实用技能,而不是培养文学家,写作文也不是文学创作,相对应的,作文考试不应该允许文学创作。但是,这一次的高考作文却允许考生写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而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是见仁见智的,并无确定的标准,必然会使改卷者无所适从。试想,一篇构思奇特的“移植记忆”的小说,在一位评卷者看来可能欣赏其“想象力丰富”而给予高分,在另一位评卷者看来却又可能讨厌其“胡思乱想”而给予低分,这是文学鉴赏的合理现象,跟评卷者的修养没什么关系。答卷的个性化必然导致了评卷的不确定性,这对考生是不公平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在思想自由和标准化考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呢?既实行放羊式的教育方式又采用最严格的标准化考试的美国经验值得借鉴。不妨看一道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写作专项的典型作文题:“‘每一个困难都是一个机会’,请举个人生活、时事、历史或文学中的一个例子,支持或反对这个说法。”在这里,考生的思想是绝对自由的,即使作文题目是至理名言,考生也被允许加以反驳,不必担心因为“论点不正确”而得零分,也就不必说违心话。但是,思想的内容和作文的方式却又是确定的,评分结果也就较少有异议(由两人评分,如果结果差别较大,再由第三人评)。它考的是实实在在的作文能力,也就是表达、说理的能力,而不是想象力(那没法考),更不是政治、社会思想是否正确。

既非政治,也非文学,只是纯粹的语文——还作文以本来面目,这应该成为作文考试的变迁的结局。

2000年11月

长城的鬼话和神话

去年我曾写过一篇评论高考语文的文章《不动声色的变迁》,在肯定自恢复高考以来,作文命题从政治化到社会化再到自由化的大趋势的同时,也指出“高考试题就像文武之道,历来是一年紧一年松,明年又复辟了也说不定。既是‘变迁’,也就难免会有‘反动’”。真是不幸被我言中。今年的高考语文题就是一大反动。我拿到今年的试卷,兴致勃勃地往下做,做到了第四大题被要求阅读理解鲍昌《长城》一文,就再也无法做下去了。幸好我并非真的考生,可以罢作。包括我的外甥女在内的考生们就没有这么幸运。我实在搞不明白,命题者为何强迫三百多万考生欣赏这么一篇拗口、生硬、矫情、虚伪的文字,从文学的角度还是从语文的角度看都属赝品劣作。

高考作为国立的强迫性考试,不应该选用当代作家的文章,用了也不应该保留作家的署名,否则有变相为该作家做广告之嫌。高考作为规范性考试,也不应该选用含有争议内容的文章,以免使考生困惑。长城在国内外历来被视为中国的象征之一,有作家要攻击这个象征,自是他的言论自由,但是命题者强迫考生欣赏这样的攻击,却是将个人的偏见硬塞入了公共教育渠道。鲍昌对长城的攻击、谩骂,“民族封闭的象征”“文化愚钝的标志”云云,也毫无新意,不过是重弹电视政论片《河殇》在十几年前就已弹过的老调,同样是出于对中国历史的无知和曲解。例如,鲍昌嘲讽道:“但幻想毕竟是幻想,封闭终不能封闭。几多和番公主的幽魂,带着环佩的响声在月夜中归来了。”就是明显的无知之谈。实行和亲政策的汉、隋、唐并不大修长城,它们的版图也都在长城之外,而大修长城的秦、明却又从不和亲,和亲的失败与长城的修建又如何能扯得上关系?

长城之修建,虽然始于秦始皇,但秦长城在今天只剩下了难以辨识的遗迹。鲍昌所见到、所感叹的,实际上是明长城。中国之落后于西方,始于明末,于是“精英”们要清算中国历史,就要把明朝拉出来亮相。明修长城,在《河殇》、鲍昌之流嘴中,便成了“民族封闭的象征”。民族封闭的反面是民族扩张、开放,明永乐一朝,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扩张、开放的。交趾(越南)内附,奴儿干(黑龙江中下游)开发,将中国版图扩大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永乐五次亲征大漠,郑和七下西洋,去了前朝闻所未闻的国度,先后有4个国家的7个国王访华,3个死于并葬于中国。如此雄才大略,如此广通友好,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在土木堡之变之后,明朝国势急转直下,在与北元的对抗中由攻势转为守势,才有一个叫朱纯的给事中上疏请修长城(明人称之为“边墙”)。但是一直拖到了孝宗成化九年(1473),才由延绥巡抚余子俊开始真的修起了边墙。可见修长城,不过是在与异族的长期对抗中,国势衰落之后的无可奈何之举,就像当时的城市必建城墙,大户人家必立院墙一样,又何必根据什么“封闭”、“开放”的现代观念对之指手画脚?

明长城是否有必要修?是否真正发挥了保家卫国的作用?这一点,当时的人最清楚。明代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戚继光被北调蓟辽为国家守边后,他所能想到的,也是在其治内大修特修边墙,建筑了长城中最为坚固的一段,屹立至今。不论是起初的蒙古人还是后来的满洲人,长城一直是他们入侵中原的最大障碍。即使击破了薄弱环节入塞掠夺,长城也使他们有后顾之忧,绝不敢久留。直到吴三桂打开了山海关的大门,长城才真的成了废物,吴三桂也因此直到现在还被骂为大汉奸,也从侧面反衬出长城之重要了。是的,再坚固的城墙也会被攻破,再高深的院墙也不可能防止一切的偷盗,但是并不能因此就抹杀城墙、院墙在平时的保护作用。如果没有长城的保护,当时的中原人民真不知要多经受多少异族入侵的苦难!如果有人在城破之日、被盗之时,就怪城墙、院墙毫无用处,大概要被视为呆子。鲍昌对长城自作聪明的嘲笑,正是这种现代人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呆语:“由是人们发现,边墙不再是屏障,紫塞不再是嵌奇。它变得可笑,仿佛受尽了时间与空间的嘲弄。”

鬼话往往是神话的先导,丑化历史的长城是为了美化今天的长城。鲍文结语云:

“哦,长城!我不知你对此作何感想。你那虽然古老但仍坚固的躯体,愿意接待异域殊方的杂色人流吗?你能承受住历史的再冲荡和新世纪的胎动吗?

“你不语。你扎根的纠墨。群山不语,并晴洁气爽的长天也不语。

“但人们告诉我:外层空间能看到的地球上唯一的人工痕迹,就是你呵,长城!”

如果长城真的是外空间能看到的唯一的人工痕迹,或许会让某些虚荣的国人骄傲一番,虽然我觉得这样的骄傲实在是莫名其妙。可惜的是那不过是误传。没有人知道这个谣传是怎么开始的。有人估计是在美国首次载人飞船升天之前,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某位大腕的随口猜测,后来被误传成了实有其事。美国《国家地理杂志》1996年11月号报道航天飞机宇航员Jay Apt的话说:

“我们寻找中国的长城。虽然我们能够看到像飞机场跑道这么小的东西,但是长城看来主要是由与周围的土壤同一颜色的材料建成的。尽管一直有故事说它能在月亮上看到,长城在只有180英里的上空就已经几乎不可见了。”(Orbit,The Astronaut's View of Home)

另一位宇航员William Pogue曾在1973年至1974年间在太空站工作,他所在的高度要高一些,约300英里。1991年他在《你在太空中如何去浴室?》(How Do You Go To the Bathroomin Space)一书中指出,在那样的高度上已无法用肉眼看到长城,而需要用到望远镜才能看到。

根据高考语文的标准答案,鲍文的最后这句感慨是为了“显示出中华民族的伟大、自豪和自信,能承受改革开放的冲荡”,原来一个民族的伟大、自豪和自信,竟是要建立在这么一个子虚乌有的谣传之上的。

长城就是长城,不要丑化它,也不必美化它。它已经失去了军事价值,却不无审美价值。它虽然不是外太空唯一可见的人工痕迹,却仍然值得我们骄傲:我们的祖先不仅有魄力设计人类古代史上最为宏大的建筑工程保护自己的家园,而且有能力完成它。

2000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