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一个宝库，它就在我们身旁，其中的财富属于我们每一个人。阅读经典，就是享用这笔宝贵的财富。凡是领略过此种享受的人都一定会同意，倘若一个人活了一生一世，从未踏进这个宝库，那是遭受了多么巨大的损失啊。
2003年2月
唱出了我们的沉默的歌者
20世纪上半叶，有两位东方诗人以美而富有哲理的散文诗（多用英文创作）征服了西方读者的心，继而通过冰心的汉译征服了中国读者的心，一位是泰戈尔，另一位就是纪伯伦。多年来，这两位诗人的作品一直陪伴着我，它们如同我的生活中的清泉，我常常回想到它们，用它们洗净我在人世间跋涉的尘土和疲劳。
纪伯伦说：“语言的波涛始终在我们的上面喧哗，而我们的深处永远是沉默的。”又说：“伟大的歌者是能唱出我们的沉默的人。”纪伯伦自己正是这样一位唱出了我们的沉默的歌者。
那在我们的上面喧哗着的是什么？是我们生命表面的喧闹，得和失的计较，利益征逐中的哭和笑，我们的肉身自我的呻吟和嚎叫。那在我们的深处沉默着的是什么？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内在的精神生活，每一个人的不可替代的心灵自我。
在纪伯伦看来，内在的心灵自我是每一个人的本质之所在。外在的一切，包括财富、荣誉、情色，都不能满足它，甚至不能真正触及它，因此它必然是孤独的。它如同一座看不见的房舍，远离人们以你的名字称呼的一切表象和外观的道路。“如果这房舍是黑暗的，你无法用邻人的灯把它照亮。如果这房舍是空的，你无法用邻人的财产把它装满。”但是，正因为你有这个内在的自我，你才成为你。倘若只有那个外在的自我，不管你在名利场上混得如何，你和别人都没有本质的区别，你的存在都不拥有自身的实质。
然而，人们似乎都害怕自己内在的自我，不敢面对它的孤独，倾听它的沉默，宁愿逃避它，躲到外部世界的喧嚣之中。有谁倾听自己灵魂的呼唤，人们便说：“这是一个疯子，让我们躲开他！”其实事情正相反，如同纪伯伦所说：“谁不做自己灵魂的朋友，便成为人们的敌人。”人间一切美好的情谊，都只能在忠实于自己灵魂的人之间发生。同样，如果灵魂是黑暗的，人与人只以肉身的欲望相对待，彼此之间就只有隔膜、争夺和战争了。
内在的孤独无法用任何尘世的快乐消除，这个事实恰恰是富有启示意义的，促使我们走向信仰。我们仿佛听到了一个声音：“你们是灵魂，虽然活动于躯体之中。”作为灵魂，我们必定有更高的来源，更高的快乐才能使我们满足。纪伯伦是一个泛神论者，他相信宇宙是一个精神性的整体，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整体的显现，是流转于血肉之躯中的“最高之主的呼吸”。当我们感悟到自己与整体的联系之时，我们的灵魂便觉醒了。灵魂的觉醒是人生最宝贵的收获，是人的生存目的之所在。这时候，我们的内在自我便超越了孤独，也超越了生死。《先知》中的阿穆斯塔发在告别时如是说：“只一会儿工夫，在风中休息片刻，另一个女人又将怀上我。”
不过，信仰不是空洞的，它见之于工作。“工作是看得见的爱。”带着爱工作，你就与自己、与人类、与上帝联成了一体。怎样才是带着爱工作呢？就是把你灵魂的气息贯注于你制造的一切。你盖房，就仿佛你爱的人要来住一样。有了这种态度，你的一切产品就都是精神的产品。在这同时，你也就使自己在精神上完满了起来，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上面住着灵性生物的星球。
一个灵魂已经觉醒的人，他的生命核心与一切生命之间的道路打通了，所以他是不会狂妄的。他懂得万物同源、众生平等的道理，“每一个人都是以往的每一个君王和每一个奴隶的后裔”。“当你达到生命的中心时，你将发现你既不比罪人高，也不比先知低。”大觉悟导致大慈悲和大宽容。你不会再说：“我要施舍，但只给那配得到者。”因为你知道，凡配在生命的海洋里啜饮的，都配在你的小溪里舀满他的杯子。你也不会再嘲笑和伤害别人，因为你知道，其实别人只是附在另一躯体上的最敏感的你。
在纪伯伦的作品中，随手可拾到语言的珍珠，我只是把很少一些串连起来，形成了一根思想的线索。当年罗斯福总统曾如此赞颂他：“你是从东方吹来的第一阵风暴，横扫了西方，但它带给我们海岸的全是鲜花。”现在我们翻开他的书，仍可感到这风暴的新鲜有力，受这风暴的洗礼，我们的心中仍会绽开智慧的花朵。
2005年11月
麻木比瘟疫更可怕
瘟疫曾经是一个离我们多么遥远的词，无人能够预想到，它竟落在了21世纪的我们头上。在经历了SARS的灾难以后，现在来读《鼠疫》，我们会有异乎寻常的感受。
加缪的这部名作描写了一场鼠疫的全过程，时间是上个世纪40年代，地点是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市。事实上，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并没有发生鼠疫，所以加缪描写的是一场虚构的鼠疫。一般认为，这是一部寓言性小说，鼠疫控制下的奥兰是喻指法西斯占领下的法国。然而，加缪对瘟疫的描写具有如此惊人的准确性，以至于我们禁不住要把它当作一种纪实来读。一开始是鼠疫的先兆，屋子里和街上不断发现死老鼠，第一个人死于怪病，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逐日增多。某一位医生终于鼓起勇气说出“鼠疫”这个词，其他人亦心存疑虑，但不敢承认。疫情迅速蔓延，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市府怕惊动舆论，封锁消息。终于到了封锁不住的地步，于是公布疫情，采取措施，消毒，监控，隔离，直至封城。因为害怕传染，人人口含据说能防病的薄荷药糖，乘公交车时背靠背，怀着戒心疏远自己的邻居，对身体的微小不适疑神疑鬼。人们的心态由侥幸转为恐慌，又由恐慌转为渐渐适应，鼠疫本身终于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全市如同放长假一样，日常工作停止，人们唯一可做的事情是收听和谈论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祈求自己平安渡过难关，等待瘟疫出现平息的迹象。商人乘机牟利，咖啡馆贴出“酒能杀菌”的广告招徕顾客，投机商高价出售短缺的物品，出版商大量印售占星术史料中的或临时杜撰的有关瘟疫的各种预言……凡此种种现象，我们现在读到都不觉得陌生了，至少可以凭自身的经验加以想象了。
然而，如果认为《鼠疫》所提供的仅是这些令我们感到半是亲切半是尴尬的疫期生活细节，就未免太停留在了它的表面。我们不该忘记，对于加缪来说，鼠疫的确只是一个象征。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鼠疫象征的是任何一种大规模的祸害，其受害者是所及地区、民族、国家的所有人乃至全人类，瘟疫、灾荒、战争、专制主义、恐怖主义等等都可算在内。问题是当这类祸害降临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加缪通过他笔下主人公们的行为向我们说明，唯一的选择是站在受害者一边与祸害作斗争。一边是鼠疫，另一边是受害者，阵线截然分明，没有人可以做一个旁观者。医生逃离岗位，病患拒绝隔离，都意味着站到了鼠疫一边。这个道理就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简单。在这个时候，需要的只是一种最单纯的责任感，因而也是一种最基本的正义感。灾难是没有戏剧性可言的，所以加缪唾弃面对灾难的一切浪漫主义姿态。本书主角里厄医生之所以奋不顾身地救治病人，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与任何宗教信念、神圣使命、英雄壮举都无关，而只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医生不能容忍疾病和死亡。在法西斯占领期间，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加缪成了抵抗运动的干将。战后，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参加抵抗运动，他的回答同样简单：“因为我不能站在集中营一边。”
面对共同祸害时所做选择的理由是简单的，但人性经受的考验却并不简单。这是一个令加缪烦恼的问题，它构成了《鼠疫》的更深一层内涵。从封城那一天起，奥兰的市民们实际上开始过一种流放生活了，不过这是流放在自己的家中。在那些封城前有亲人外出的人身上，这种流放感更为强烈，他们失去了与亲人团聚的自由。在瘟神笼罩下，所有留在城里的人只有集体的遭遇，个人的命运不复存在。共同的厄运如此强大，以至于个人的爱情、思念、痛苦都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人们被迫像没有个人情感那样地行事。久而久之，一切个性的东西都失去了语言，人们不复有属于自己的记忆和希望，只活在当前的现实之中。譬如说，那些与亲人别离的人开始用对待疫情统计数字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境况了，别离的痛苦已经消解在公共的不幸之中。这就是说，人们习惯了瘟疫的境况。加缪认为，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是比绝望的处境本身更大的不幸。不过，只要身处祸害之中，我们也许找不到办法来摆脱这种不幸。与任何共同祸害的斗争都具有战争的性质，牺牲个性是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在小说的结尾，鼠疫如同它来临时一样突然地结束了。当然，幸存者们为此欢欣鼓舞，他们庆幸恶梦终于消逝，被鼠疫中断了的生活又可以继续下去了。也就是说，他们又可以每天辛勤工作，然后把业余时间浪费在赌牌、泡咖啡馆和闲聊上了。这是现代人的标准生活方式。可是，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吗？人们经历了鼠疫却没有任何变化吗？加缪借小说中一个人物之口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但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如果我们不把鼠疫仅仅看作一场噩梦和一个例外，而是看作反映了生活的本质的一种经历，也许就会获得某些重要的启示。我们也许会认识到，在人类生活中，祸害始终以各种形式存在着，为了不让它们蔓延开来，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这不也正是这次SARS之灾给予我们的教训吗？
真正可怕的不是瘟疫，而是麻木。在瘟疫流行之时，我们对瘟疫渐渐习以为常，这是麻木。在瘟疫过去之后，我们的生活一切照旧，这是更严重的麻木。仔细想想，麻木是怎样地普遍，怎样地比瘟疫更难抵御啊。
2003年5月
生命中不能错过什么
——《绿山墙的安妮》中译本序
安妮是一个十一岁的孤儿，一头红发，满脸雀斑，整天耽于幻想，不断闯些小祸。假如允许你收养一个孩子，你会选择她吗？大概不会。马修和玛莉拉是一对上了年纪的独身兄妹，他们也不想收养安妮，只是因为误会，收养成了令人遗憾的既成事实。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安妮住进了美丽僻静村庄中这个叫作绿山墙的农舍，她的一言一行都将经受老处女玛莉拉的刻板挑剔眼光——以及村民们的保守务实眼光——的检验，形势对她十分不利。然而，随着故事进展，我们看到，安妮的生命热情融化了一切敌意的坚冰，给绿山墙和整个村庄带来了欢快的春意。作为读者，我们也和小说中所有人一样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她。正如当年马克·吐温所评论的，加拿大女作家莫德·蒙格玛丽塑造的这个人物不愧是“继不朽的艾丽丝之后最令人感动和喜爱的儿童形象”。
在安妮身上，最令人喜爱的是那种富有灵气的生命活力。她的生命力如此健康蓬勃，到处绽开爱和梦想的花朵，几乎到了奢侈的地步。安妮拥有两种极其宝贵的财富，一是对生活的惊奇感，二是充满乐观精神的想象力。对于她来说，每一天都有新的盼望，新的惊喜。她不怕盼望落空，因为她已经从盼望中享受了一半的喜悦。她生活在用想象力创造的美丽世界中，看见五月花，她觉得自己身在天堂，看见了去年枯萎的花朵的灵魂。请不要说安妮虚无缥缈，她的梦想之花确确实实结出了果实，使她周围的人在和从前一样的现实生活中品尝到了从前未曾发现的甜美滋味。
我们不但喜爱安妮，而且被她深深感动，因为她那样善良。不过，她的善良不是来自某种道德命令，而是源自天性的纯净。她的生命是一条虽然激荡却依然澄澈的溪流，仿佛直接从源头涌出，既积蓄了很大的能量，又尚未受到任何污染。安妮的善良实际上是一种感恩，是因为拥有生命、享受生命而产生的对生命的感激之情。怀着这种感激之情，她就善待一切帮助过她乃至伤害过她的人，也善待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和怜悯、仁慈、修养相比，这种善良是一种更为本真的善良，而且也是更加令自己和别人愉快的。
所以，我认为，这本书虽然是近一百年前问世的，今天仍然很值得我们一读。作为儿童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今天的孩子们一定还能够领会它的魅力，与可爱的主人公发生共鸣，孩子们比我聪明，无须我多言。我想特别说一下的是，今天的成人们也应当能够从中获得教益。在我看来，教益有二。一是促使我们反省对孩子的教育。我们该知道，就天性的健康和纯净而言，每个孩子身上都藏着一个安妮，我们千万不要再用种种功利的算计去毁坏他们的健康，污染他们的纯净，扼杀他们身上的安妮了。二是促使我们反省自己的人生。在今日这个崇拜财富的时代，我们该自问，我们是否丢失了那些最重要的财富，例如对生活的惊奇感，使生活焕发诗意的想象力，源自感激生命的善良，等等。安妮曾经向从来不想象和现实不同的事情的人惊呼：“你错过了多少东西！”我们也该自问：我们错过了多少比金钱、豪宅、地位、名声更宝贵的东西？
2003年4月
与书结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