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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自序·访谈·杂记(1)

我仍是那个逃课的学生

——《执迷者悟》序

这是我的散文的一个选本。二十年来,我发表散文的字数累计近百万,在大陆出版的各种专集、选集、合集有二十余种,这个选本是在此基础上编辑的,是我在香港出版的第一个散文集。为适合三联文库的要求,我在编选时注意两点,一是篇幅的控制,不选长文;二是题材的均衡,力求用一本小书反映概貌。

全书大致按照内容分为六辑,读者从目录上可以看出,它们所涉及的是人生的各个主题,包括生命、感情、信仰、文化、时代、人性等。我的专业是哲学,在我的散文中无可掩饰地显露了我的这个专业背景。不过,在看了目录后,读者倘若肯去读正文,他们一定会同意,那里面的哲学与课堂上教的哲学是很不同的。许多年前,我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学生,那时候我就不是一个安分的学生,我忍受不了课堂上宣讲的那种枯燥的课程,因此常常逃课,躲起来读我感兴趣的书,或者沉入自己的奇思怪想。几十年过去了,我发现我仍然是那个逃课的学生。当然,作为一个专业的哲学研究人员,我是必须做一些业内的工作的,但我也尽量选择我喜欢的事情做,比如翻译和研究尼采的作品。除此之外,我便十分地放任自己了,随兴所至地读书和写作,在专业人士眼里,我的所读所写多属闲书闲文,因而算得上是不务正业了。我对此并不在乎,在我看来,哲学原是存在于一切感悟着人生的心灵中和思考着人生的头脑中的,把它仅仅变成一种正业,至少是对它的缩小。我不信任一个只务正业的哲学家,就像不信任一个从不逃课的学生一样。大陆媒体在采访我时,常常问一个问题: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哲学家还是一个作家,我从事的究竟是哲学还是文学。唉,这种问题重要吗,在灵魂的层次上哪里有哲学和文学的区分,何必要贴一个什么标签。

在给本书取名时,我颇犯难。我曾想以“逃课的学生”为书名,意思是说,不妨把我的散文看作一个逃课的学生做的课外作业,这些作业是他自己给自己布置的,是他自己乐意做的。可是,和我的文章的基调相比,这个书名显得太轻松了。我的文章在总体上并不轻松,相反是有些沉重的。我对人生有太多的困惑,正是这些困惑逼迫我去思考,我所阐述的种种道理其实都是对自己的一种开导。如果说逃课,那也不只是为了寻求轻松愉快,而是因为我觉得有更紧迫的问题需要我想,使我不能安心坐在课堂上做功课。我在大陆出版的散文集中有一本题为“迷者的悟”,其实移用来命名本书是非常合适的,但毕竟是两本不同的书,书名不宜重复。最后便用了现在这个略有变化的书名,它出自本书所收《人生寓言》中一篇的标题。我把《迷者的悟》序言中的一段话抄在这里,迄今为止,这段话仍是对我的散文写作的最贴切的自我解说:“我之所以如此喜欢思考和讨论人生问题,并非因为我明白,相反是因为我执迷,由执迷而生出许多迷惑,实在是欲罢不能。所以,如果说我对人生有所悟,也只是一个迷者的悟。我大约永远只能是这样一个迷者了,但我也将永远这样地在迷中求悟。迷者的悟当然不会是大彻大悟,可是我想,一个人彻悟到绝不执迷毫无迷惑的程度,活着也就没有意思了。人活得太糊涂是可怜的,活得太清醒又是可怕的,好在世上多数人都是处在这两端之间。我自知执迷太深,唯有努力用哲学的智慧疏导生命的激情,以慧心训化痴心,才能达到这个别人不求而自得的境界,获得一颗平常心。这大约是贯穿我的多数作品的真正动机吧。”

2002年10月

人性找回自己的语言

——《妞妞》日文版序

这本书记述的是我在十二年前的一段经历。它的中文版出版于1996年,离现在也有七年了。书出版后,我收到许多来信,其中有一些读者向我讲述了自己的类似经历。其实,我何尝不知道,父母失去孩子,中国人所说的白发人送走黑发人,这是发生在成千上万个家庭里的普通事情,意外的灾祸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我的经历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只因为我碰巧是一个有写作习惯的人,于是成了分散在人群中的那些无奈的沉默者的一个证人。

在中文版的后记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有人问,这本书对世界有什么意义,我无言以对。在这个喧闹的时代,一个小生命的生和死,一个小家庭的喜和悲,能有什么意义呢?这本书是不问有什么意义的产物,它是给不问有什么意义的读者看的。”这是有感而发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曾经支配了我们生活的一切方面,成为意义的唯一标准,迫使最真实的个人生活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后来,中国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巨大变化。在我看来,这一变化所导致的最有价值的结果之一是,随着意识形态控制的弱化,从前被扭曲的人性逐渐回归正常并且找回了属于自己的语言。当然也可能发生另一种形式的扭曲,例如经济冲动、物质享受、时尚等等被当作了新的意义标准,从而把生命引到实用和浅薄的方向上。但是,毕竟出乎我的意料,我的书迄今在中国获得了几十万“不问有什么意义”的读者,他们向我证明,书中讲述的亲情、苦难和命运的故事也和他们有着最紧密的联系,在时代表层的缤纷光色下面,人心中深藏着对生命本身的无言关切。

承蒙毛丹青先生推荐和泉京鹿小姐翻译,我的书得以在日本出版。我的专业是哲学研究,而现在我却以这样一部非常个人性的作品与日本读者见面,我觉得十分有趣。也许我可以带来一个信息,我希望日本读者看到,中国人的生活远非只是意识形态、乡土风俗加上今天的先锋和另类。人生最基本的境遇和问题是一切民族的人都会面临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日本人、西方人并无根本的不同。我从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柳田邦男等日本作家的作品中知道,日本民族对生命有着异常细腻的感觉和独特的理解。现在,我把我的书呈献在这样一个民族的面前,我的心情是兴奋中夹带着些许的不安。不用说,我多么期望日本读者的接受和共鸣。

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北京正在流行SARS,昔日拥挤的街道突然变得空荡荡的。人们躲在家里,每天怀着忧虑的心情收看政府公布的最新数字,期盼患病和死亡的人数降下来。这场灾难引出了太多需要反省的问题,包括生态伦理、政治体制、信息公开、医疗卫生等等。我在本书中曾经以亲身经历描述了中国医疗机构的不良现状,现在看来,那不过是整体不良状态中的一个环节罢了。反省和改良尚须待以时日,此时此刻,我谨祈求上苍让瘟疫早日平息。我的眼前历历呈现那些已死和将死的患者,他们不得不在隔离中孤独地死去,即使最亲的亲人,即使同将死于非命,在死前也不能见上一面,那是怎样令人绝望的情景啊。呜呼!相形之下,我在书中叙述的那一个小悲剧已经显得多么微不足道。

2003年5月

姑且当作我的代表作

——《周国平自选集》序

应海南出版社之约,编了这个自选集。

我的写作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学术性的论著和翻译,另一类是散文。所谓散文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我把学术论著之外而又不是小说和诗的文字都算在内。对于我来说,这两类写作是完全统一的,它们不过是我从事哲学思考的不同方式罢了。这个集子所选仅限于后一类。

从我发表第一篇散文至今,已有二十年,这个集子大致反映了二十年来我的作品的基本面貌。有两个情况是我在二十年前没有想到的。第一个情况是,我没有想到我的作品会获得读者相当广泛而持久的喜爱,为我寻得了许多知音,这当然给了我极大的鼓励。然而,第二个情况是,我也没有想到我二十年的写作成绩不过如此,产量不甚高,题材和形式也比较单一。我至今仍不肯放弃一个野心,就是要写出自己最好的作品,真正问心无愧的代表作,它肯定不在已经发表的这些作品之中。可是,同时我不得不清醒地看到,即使上帝再给我二十年的写作生命,没有理由断言一定会比过去的二十年精彩,至少精力不如从前了。所以,读者诸君,不管我自己多么不甘心,你们现在姑且就把这个集子当作我的代表作吧。

2004年3月

我只面向独立的读者

——《我的心灵自传》香港版序

本书在内地出版后,一位朋友对我说了两句话:一,这本书出晚了,因为中国早该有这样的书了;二,这本书出早了,因为中国现在的读者还读不懂它。我明白他的意思。在这个娱乐化的时代,一个人严肃地反思自己的经历,这显得很不合时宜,会使许多人感到不习惯。一开始的情形确乎如此,媒体和舆论把注意力放在所谓的隐私上,种种风言风语扑面而来。然而,在最初的喧嚣过去以后,我终于听到了独立的读者的声音。我所说的独立的读者,是指那些不受媒体和舆论左右的人,他们只用自己的头脑和心来阅读,我的作品从来仅仅是诉诸他们的,我也仅仅看重他们的反应。令我欣慰的是,从他们那里,这本书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喜欢和理解。

如果我是一个读者,我会认为,知道一个叫周国平的人自幼及长经历了一些什么事,这没有丝毫意义。如果这本书中的确有一些对于读者有价值的东西,那肯定不是这个周国平的任何具体经历,而应该是他对于自己经历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采取的,便是既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经历,不自欺也不回避,又尽量地跳出来,把自己当作标本认识人性,把经历转变成精神的财富。由于本书主人公亲历了中国社会近几十年的变迁,书中对于思想专制、文革、解冻等时代实景的描述和反思大约也会引起有心人的兴趣。

在本书简体字本问世仅五个月后,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了这个繁体字本。我想特别说一说的是,我对本书走向香港读者的方式感到满意。因为第一,这是一个按照原稿印行的全本,把简体字本中被删改的地方都复原了。第二,它是安静地走向读者的,没有媒体的渲染,因而能在更真实的氛围中与它所期待的读者相遇。

2004年11月

珍惜亲情,承担苦难

——《妞妞》台湾版序

本书在中国大陆初版至今,已是第十个年头了。估计总有百十万人读过它了吧,学界外许多人知道我,多半是因为这本书。不过,我要承认,我自己从不去翻开它。对于我来说,它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座坟,一段不堪回首的伤心岁月。时光流逝,把我带向前方,但它始终在那里。

现在,张老师文化公司要在台湾出版这本书,让我对台湾的读者说几句话。我说什么好呢?在大陆,常有读者见了我说,为这本书流了许多眼泪。这使我感到不安。在这个世界上,每人都有自己的伤心事,不该再为一个陌生人流泪。所以,我想对你们说,书中讲述的悲情故事发生在十多年前,在那以后,我自己的生活场景有了很大变化,我真的不希望你们太投入到我昨天的故事中去,这是不公平的。如果说这本书在今天仍有一些价值,肯定不在其中讲述的我的特殊经历,而应该在我由这个经历产生的体验和思考,那也许会有一点儿普遍意义。作为一个研习哲学的人,上天把一个特别的灾难降于我,大约就是要我体悟人生的某些基本真理,并且说给更多的人听吧。

本书的主题可以归纳为亲情和苦难。在妞妞这个昙花一现的小生命身上,我的亲情和我的苦难交织在了一起,也许这就是我的经历的特殊之处。苦难使我对亲情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亲情又使我对苦难有了追根究底的思考,我的话因此可能有值得一听的地方。但是,亲情和苦难本身毫不特殊,二者皆以不同方式属于每一个人。我的体会是,人在世上不妨去追求种种幸福,但不要忘了最重要的幸福就在你自己身边,那就是平凡的亲情。人在遭遇苦难时诚然可以去寻求别人的帮助和安慰,但不要忘了唯有一样东西能够使你真正承受苦难,那就是你自己的坚忍。在我看来,一个人懂得珍惜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亲情,又勇于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苦难,乃是人生的两项伟大成就。我谨以此与每一位读者共勉。

2005年4月

精神浪漫年代的产儿

——《诗人哲学家》新印小序

本书初版于十八年前。十八年,差不多是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事实上,本书的作者们当年都还被称为青年学者,今天已纷纷步入中年乃至老年。与生理年龄相比,时代场景的变化更为急剧。回想起上世纪80年代后期,真令人有恍若隔世之感。那时候,国门开放不久,从前被堵在门外的现代西方思潮一股脑儿地涌了进来,人们怀着饥渴陶醉于各种新的或似乎新的思想、理论、观念。在那个年代,笼罩着一种精神浪漫的氛围,思潮即时尚,尼采、弗洛伊德、萨特皆是激动人心的名字。本书是那个年代的产儿,书名本身就散发着那种精神浪漫的气息。“诗人哲学家”——千真万确,在我们眼中,哲学是最有诗意的东西,我们在许多哲学家身上寻找诗人的影子和灵魂,而且果然找到了。曾几何时,一切思潮都消退了,沉寂了。十八年后的今天,物质浪漫取代了精神浪漫,最有诗意的东西是财富,绝对轮不上哲学,时尚成了时代的唯一主角。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那个年代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传说。

那么,现在为何又要来重印这本十八年前的老书呢?

我能想出的理由有两个。